卫星来的那一夜:刘慈欣的科幻漂流
2019-12-07 07:00

卫星来的那一夜:刘慈欣的科幻漂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叉烧往事(ID: chashaows),作者:叉少,封面来自:视觉中国


2009年,运行了四十多年的娘子关电厂即将因减排政策关停,46岁的电厂工程师刘慈欣也面临分流,离开这个自己工作了25年的地方。


娘子关四面环山,周围除了电厂就是煤厂,终日黑烟滚滚,下午四点天就黑了。离那儿最近的城市是阳泉,坐火车要两个小时。


电厂的白天很闲夜晚很静,刘慈欣在这里写下了自己几乎全部的科幻小说。临行前,他想起了十年前写的《流浪地球》,一群人带着孤独和惶恐上路,在宇宙中寻找下一个家园。




一年前,他的偶像、《2001太空漫游》的作者阿瑟·克拉克离世,带走了科幻小说最后的黄金时代。面对黑漆漆的山谷,从小就没有归属感的刘慈欣内心毫无波澜,只是觉得自己和科幻小说又得找家了。


可是,家在哪儿呢。



1964年,美国航天局的水手四号探测器飞过火星上空,这个消息让大导演库布里克焦急不已,他当时想拍一部寻找外星生命的电影,怕NASA先在火星上发现了生命的迹象,抢了自己的热点。事后看来,库导多虑了。


为了剧情的深度,库布里克请来了隐居在斯里兰卡的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一起写剧本,目标是写一部“太阳系开拓史”。在小渔村隐居了快十年的克拉克很兴奋,直接挑战了“人类向何处去”这样的终极主题。


 

2001太空漫游剧照 


那时候,千里之外的中国也有人在写科幻小说,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的研究员郑文光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建国后的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讲了三个少年偷开飞船去火星探险的故事。


这个情节并不复杂的短篇小说让北京建国门的古观象台排起了长队,都是来看火星的孩子,观象台的人又惊又喜,特意搭了一架天文望远镜。郑文光很感动,又写了一篇人类在火星上开荒的《火星建设者》。


但是,中国科幻的春天还没来得及发芽就匆匆结束了,郑文光受到批判,被迫封笔。


1968年,库布里克的颠覆之作《2001太空漫游》上映,从400万年前开始讲起,一个开了窍的猿人把骨头往上一扔,下一个画面就跳到了宇宙飞船,观众们兴奋坏了,都想知道导演是磕了什么药才拍出了这么疯狂的画面。


一年后,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人类首次踏上月球,有6亿人在电视机前看了现场直播,CBS电视台请来克拉克和海因莱茵两位科幻巨匠当解说嘉宾。主持人问,三十多年前你们俩就写过登月的小说,现在感觉怎么样?克拉克说,“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的心跳都要暂停了”,海因莱茵点点头,“我同意,但是我觉得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刻,人类的童年在今天结束了”。


阿瑟·克拉克 


几个月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升空。火箭发射那天晚上,7岁的刘慈欣在老家河南的罗山县,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望着天,刘慈欣盯着夜幕中的星星发呆,心想“卫星要是撞上它们怎么办”,那是他第一次想象地球之外的事。


多年以后,他在小说《朝闻道》里还原了这一幕,一个几十万年前的原始人因为仰望星空的时间过长,触发了外星人设置的警报,后来的现代人很不解,问外星人原因,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当生命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时,距它最终解开这个奥秘只有一步之遥了。



1981年,发生了改变刘慈欣命运的三件事,考上大学、遇到闪电、读克拉克。那年夏天,刘慈欣考上了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电工程系。一个雷雨之夜,他在邯郸中华路目击到一场罕见的球状闪电现象,“桔红色的它在空中幽幽地漂着,十几秒后就消失了”。



入冬后的一天晚上,刘慈欣攥着一本书冲出家门,像7岁时那样望着满天繁星出神。那本书就是国内首次出版的《2001太空漫游》,译者是谭允基,当时在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工作,应出版社的邀请,他托朋友从香港带回来一本《2001:The Space Odyssey》,因为从小爱好天文,只用了二十天就翻译完毕。


二十二年后,谭允基偶然在一个科幻论坛发帖回忆翻译《2001》的那段往事,十个小时后,下面出现了一条激动的跟帖,


“终于有一个机会对您表达迟到了二十年的感谢!二十年前是您的这本译作把我带进了科幻世界,我以后写的一些科幻小说都是对《2001》拙劣的模仿。请相信,这本书现在仍在我的写字台上,黑蓝相间的封面,有一个红色的星云。。。。。。已经很旧了,但对我很珍贵。”






就在刘慈欣与克拉克“相遇”的八十年代初,比他小两岁的重庆高中生韩松也迎来了自己的科幻时刻。1982年,为了响应联合国的一个大会,中国有十个城市搞了征文活动,题目是如何利用外层空间,韩松写了一篇《熊猫宇宇》的科幻小说,得了二等奖,奖品是阿西莫夫的书。


韩松出道比刘慈欣早好几年,1991年就凭借风格独特的《宇宙墓碑》获得海峡对岸举办的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的首奖。2004年,难忘当年闪电的刘慈欣发表了长篇小说《球状闪电》,后来被科幻迷称为《三体》前传。


虽然闻道有先后,但不管是刘慈欣还是韩松,能脱颖而出继续自己的科幻梦都离不开一本杂志的坚守,这就是《科幻世界》。



1979年,改革初始,科幻小说又看到了曙光,封笔多年的郑文光写出了恢弘的《飞向人马座》,其中靠黑洞给飞船加速逃离引力的情节在几十年后“击中”了诺兰致敬库布里克的科幻大片《星际穿越》。


那一年,四川省科协成立了《科学文艺》编辑部,也就是今天的《科幻世界》,随后的日子里,《科幻海洋》《飞碟探索》《奥秘》等杂志相继创办,各种各样的科幻小说如一夜春风,万树花开。




1983年7月,美国科幻小说协会主席波尔率领代表团访问上海,他在和中国年轻的科幻作家交流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些年轻人青涩又有活力,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又见到了五十年前的阿西莫夫和海因莱茵。”


但是,就在四个月后,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几乎让科幻小说遭受灭顶之灾,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对科幻小说质疑声音最大的是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钱老认为“科幻小说不是科学家头脑里的幻想,有些还是资本主义的破烂。”


全国科协会议之后,《科幻海洋》突然停刊,编辑通知郑文光,他的长篇小说《战神的后裔》登不了了,请来取退稿。第二天早上,54岁的郑文光没能赴约,他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医院,卧床半年后,右手再也无法正常活动,创作生涯戛然而止。



郑文光(左)和叶永烈


未能刊登的还有谭允基已经翻译完成的,克拉克太空四部曲的第二部《2010:太空漫游》,后来他没有再翻译过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作者叶永烈也选择离开科幻,转身去写了传记文学,老一辈科幻作家就此封笔。


万马齐喑的时刻,只剩下发行量跌到谷底的《科学文艺》还在“苟延残喘”。时任社长杨潇回忆,如果当时全国还有第二本科幻杂志,她们也就不硬挺着了,就因为只剩下她们了,所以觉得还是应该再坚持一下。


1986年,《科学文艺》顶着压力评选中国科幻银河奖时,有个日本人拖着行李箱走进了编辑部,大家面面相觑。这个人说自己叫岩上治,是日本科幻文学研究会的,他研究中国科幻文学已经很多年了,最近发现中国和科幻有关的出版物就只剩《科学文艺》了,所以想来看看这本杂志的编辑是怎样的一群人。


临走的时候,岩上治邀请杨潇她们去日本参加科幻大会,对于中国科幻小说遇到的困境,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祝愿,“我相信在产生《三国演义》《水浒》这样巨著的国度里,一定会再出现更伟大的作品。”


在日本,杨潇和杂志的老编辑们看到了科幻文学的繁盛,几乎每个书店里都有科幻小说的专柜,也验证了自己坚持了多年的想法,科学昌盛的国家,科幻必然昌盛,而没有想象力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1989、1990年,杨潇两次参加世界科幻协会的年会,第一次去就把1991年年会的主办权争取到了中国,谁知转过年来人家就把我们的主办权取消了,杨潇不服,坐了八天八夜的火车赶到荷兰,给各国代表播放她们拍的录像片《四川欢迎你》,看到大熊猫老外们都眼睛放光,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要跟中国竞争的波兰代表。


1989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杨潇(左)


波兰人看着双腿浮肿的杨潇问,你们是怎么来的,杨潇说坐火车,波兰代表笑了,“太科幻了!主办权是你们的了。”


91年5月《科学文艺》改名为《科幻世界》,世界科幻协会的年会也顺利在成都召开,郑文光、叶永烈和韩松都来了,代表们在卧龙保护区参观的时候,工作人员还特意弄出一头大熊猫放在草地上,跟白白胖胖的熊猫比,中国的科幻作家们都瘦得过分。



返程的途中遇到泥石流,正巧有个80岁的美国作家心脏病发作,十分危急。省里来的领导跟杨潇说,“要是这回死了个老外,咱俩也得死一个在这儿摆起。”好在编辑部的人早有准备,用对讲机联系上了解放军,这才把路疏通救了人。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99年6月,《科幻世界》刊登了一篇题为《心歌魁影》的科幻小说,讲述了一个青年把他崇拜歌星的记忆移植到了自己脑中,时任主编、作家阿来还写了一篇关于芯片植入术的科普文章。


7月7日,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横空出世,《科幻世界》声名大噪,发行量直逼四十万,更重要的是,有一位新作者终于崭露头角,连发了四个短篇小说,他在自我介绍中写道,“本人63年出生,现为坐落在太行山中一座发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之所以离开自己所学的水电工程专业搞计算机,很大程度上是受科幻小说的影响,想在现实中找到SF里的梦幻……”



和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一样,克拉克也根据自己的创作总结了三条基本定律,第一条就是:“如果一个年高德劭的杰出科学家说,某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他几乎就是正确的;但如果他说,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他很可能是错误的。”


1996年,国际宇航联合会的47届年会在中国北京举行,在会上颁发了宇航界的最高奖“冯·卡门奖”,那届的得主是时年79岁的阿瑟·克拉克。


领完奖后,克拉克提出了一个有些意外的请求,他想见钱学森一面。在他最著名的小说太空漫游四部曲里,为了致敬这位奠基中美两国火箭计划的传奇科学家,最先到达木卫2的就是来自中国的宇宙飞船“钱学森号”。



最终,这次历史性的见面没能实现,克拉克在自己的两本小说《2010》和《2061》上签好名字,交给了钱老的私人助理,钱老回赠了他一套《钱学森作品集:1938—1956》。


钱学森是否看过克拉克的那两本书我们不得而知,但在那一年,他对科幻小说的看法确实发生了变化,在一次公开谈话中,他说“科学小说不是科幻小说,科幻小说可以任由作家想象”。


想象力是科幻小说的灵魂,而最狂野的想象往往来自最贫瘠的环境,比如刘慈欣工作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电厂。2006年,《三体》开始连载,刘慈欣的生活还是一如往常,依然过着按点上班,偶尔请假去大城市和科幻迷面基的日子,没有一夜成名,版税的收入还是远比不上工资。只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会有年轻的同事过来聊天,“刘工,有个写小说的跟你同名”。


好友韩松有一回路过娘子关时,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了大刘科幻小说的内核,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他写下了“幻想生发于贫瘠、创痛和追赶”的定律。然而,这条定律在互联网时代失去效力。


2013年,韩松分别到希望小学和重点小学给孩子们讲科幻,同样的内容却收到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前者表情困惑,后者积极踊跃。韩松感觉科幻已经分裂了,城乡差距越拉越大,未来的刘慈欣不会再出现在娘子关。


两年后,《三体》获得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雨果奖,中国的科幻终于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在别人都兴高采烈庆祝的时候,刘慈欣却好像是最冷静的一个人,他甚至都没去领奖,因为之前的星云奖铩羽而归,他觉得再去美国是浪费时间。



收到山西籍航天员刘旺的祝贺短信时,大刘终于笑了,因为短信里说他们航天大队的人都看过《三体》,刘慈欣想到了偶像克拉克,当年NASA的工程师聚在一起的时候,也都喜欢讨论《2001太空漫游》。


前两天,《三体》日文版卖了十万本,国内的人问岩上治他们,在日本看《三体》的都是些什么人,岩上治说都是从来没看过科幻小说的人,这本书激发了他们对科幻最原始的兴奋,有日本读者说,他以为外星人侵略地球这种题材五十年前就灭绝了,没想到还能有人写得这么好。


今年1月,大刘和科幻迷一块儿观看了《流浪地球》的首映,片尾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响起来的时候,有人看到他在擦眼镜,动作很快一闪而过。


在信息不畅的年代,科幻迷们用书信交流,仅凭一个书名就能确认彼此是同类,不聊工作,只谈科幻。后来,有些人因为现实而逐渐远去,只有在抬头望向星空的时候,才会重新记起心中的悸动。几代人的念念不忘,终于使科幻小说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2001太空漫游》的前言,克拉克动情地写道,“距离的阻隔正在崩溃,终有一天,我们会在恒星中碰上堪与我们匹敌或者比我们高明的生物。”


有些人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变成现实,而科幻小说无时不刻都在幻想着这一天的到来。同银河系中的一千亿颗恒星相比,人类如微尘般渺小,但是每当有人望向太空的时候,宇宙深处都会有一颗恒星向我们闪光。



部分参考文献:


[1] 克拉克著,谭允基译,《2001太空漫游》;


[2] 刘慈欣,《三体》、《朝闻道》;


[3] 韩松,《给希望小学的孩子讲科幻:一次崩溃的经历》;


[4] 韩松,《给北京重点小学学生讲科幻: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


[5] 天道酬勤——记《科幻世界》杂志社老社长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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