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WeLens（ID：we-lens），作者：Lens，题图来自：《日本之恶》
昨天，东京地方法院对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做出了判决，认定原TBS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的驳回无效，并赔偿给被性侵受害者伊藤诗织330万日元（21万人民币）。
判决后，伊藤诗织在法院外接受采访时落泪
法官铃木昭洋表示，伊藤事发当日就到医院求诊，并有朋友及警察证明性行为违背她的意愿，相反山口的证词与他发送的电子邮件內容矛盾，故判断伊藤较为可信。
伊藤手持写有“胜诉”的牌子，在法院外哽咽地说：”真的太久了，胜利并不意味着我不曾受到过伤害。“ 而山口则称判決內容令人难以信服，将提出上诉。
日本推特上有记者称，这个赔偿数目约等于新人记者7个月的工资。
至此，这场诉讼历时长达四年的“日本 MeToo 第一案”，终以受害女性的胜利结果而告终。
虽然 MeToo 风潮在此刻已然平息，但不影响这个判决结果的振奋人心——“进一寸，自有进一寸的欢喜”。
这份需要用四年才收割来的“欢喜”，我们应该如何冷静地去消化？难道一切真的都会好起来？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先回到原点。
那是2015年东京春天的一个周五夜晚。毕业于纽约大学新闻系的伊藤诗织相约和一位著名记者在东京惠比寿吃饭。
这位记者是当时东京广播公司 TBS的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也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御用传记作者”。
山口敬之
在约见的前一周，经朋友牵线搭桥，伊藤诗织给山口发去自己的简历，咨询“能否去华盛顿当记者”。山口则回邮件称：“只要签证没问题，以TBS的力量不是不可以，我会考虑。我下周临时回国，如果有时间的话，一起吃饭。”
见面吃饭当天，二人吃了烤鸡，喝了啤酒，还去了一家名叫喜一 (Kiichi) 的寿司店吃晚餐，伊藤诗织对当晚的最后印象，是感到头晕目眩，起身去了厕所后，头便靠着马桶水箱，昏迷了过去。
等到伊藤诗织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全裸躺在酒店床上，被压在山口身下，乳房和下身有明显的疼痛感。
诗织很快从山口身下挣脱出来，跑到了卫生间，很有力气的山口想把她推倒在床上，挣脱不过，诗织便冲着她尖叫，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山口是否使用了避孕套。
此刻的山口劝告伊藤诗织冷静下来，并提出会给她买一粒事后避孕药。伊藤诗织很快离开了酒店，匆匆赶回家洗澡。后来她才知道，这样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我应该直接去警察局”。
关于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
在回应伊藤诗织民事诉讼的法庭文件中，山口说，他脱掉了诗织的衣服，帮她清洗干净，后来诗织醒了，还跪在他床边道歉，然后，山口要她躺回床上去，并和她发生了关系。
山口强调说，她当时是清醒的，没有抵抗。
然而在双方同年4月18日发送的消息中，山口敬之却讲述了略有不同的另一个版本，暗指是伊藤诗织爬上了他的床。
“所以，我完全没有在你意识不明的时候，跟你发生性关系。我当时也喝得酩酊大醉，像你这么迷人的女人半裸着来到我床上，结果我们就那样了。我想我们都应该检讨一下自己。”
其实在案发后的第5天，伊藤诗织就去东京警视厅的高轮警署报了案，最初接受报案的警察劝她不要起诉，还对她的故事表示怀疑，因为她讲述的时候都没有哭。
但是在伊藤诗织施压，敦促警方查看事发地喜来登酒店的安全监控录像后，警方最终开始认真对待她的案子。
事发地东京喜来登都酒店
警署的人找到了当时从寿司店送二人去酒店的出租车司机。司机回忆说，伊藤当时处于昏睡状态，是被山口抱上车的。上车后，伊藤一直在喃喃地说“我要去车站”，山口则说“先去酒店，我们还有事情没有谈完”。
警方根据伊藤昏睡的状况，和在酒店监控中看到诗织是被抱着走进房间的，合理怀疑山口在伊藤喝的酒水中加了睡眠药，并强奸了她。
随即高轮警察署发出了逮捕令，准备在成田国际机场设下埋伏，等山口回国走出机场时，就实施逮捕。
但是，就在山口刚刚落地的时候，搜查员突然接到警视厅总部的指示：停止逮捕行动。这件事不了了之。
山口敬之不是普通的记者，他跟了安倍晋三整整16年，是安倍身边少有的可以进入安倍家一起喝酒论事的御用记者。
2016年，山口敬之出版了一本近距离观察安倍的书《总理》，封面的照片是山口亲自拍的：安倍靠在自己的首相办公桌上打电话——这是日本社会第一次公开安倍首相办公室的模样。
证据不足的伊藤诗织，很快就成了日本第一位公开姓名和长相控诉性侵的女性，但她想把山口这样的人绳之以法，无疑是艰难的。
既在她意料之中、但也令她几近崩溃的是，比起在公开场合一遍遍讲述自己性侵经历，一次次复习自己遭遇的伤痛，来自日本社会的敌意和藐视才是最痛苦的。
日本社会向来视性侵议题为禁忌，伊藤诗织公开指控被山口迷奸的做法，很快引起了各界注意，也开始审视对性侵受害者的支援不够及司法制度不足等问题。
就文化根基而言，在日本的漫画和色情作品中，强奸常常被描述为性满足的一种延伸，而这类作品往往是多数日本人获得性教育的重要渠道。
日本的强奸法没有提到“同意”，约会强奸本质上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私底下关于性暴力的教育和警醒也非常少。
根据日本法律，受害人须在遭性侵期间呼救和反抗才可被定性为强奸案，伊藤诗织这种因喝了酒而失去意识、无力抵抗的案件，则只会被视为“准强奸”。
因此，警方和法院也倾向于狭隘地定义强奸，通常只在同时出现了强制暴力和自卫的迹象下才会追查案件，至少这证明了受害者“并不享受这个过程”。这也就是伊藤诗织报案时没有痛哭流涕，便被警察质疑的根基所在。
在伊藤诗织的案件引起了全国关注后，日本众议院在2017年6月通过了将百年未改的“强奸罪”修改成“强制性交罪”，加重了有期徒刑，但施暴和胁迫等仍是构成罪行的关键因素。
日本政府修改强奸法
而且，如果施暴方或受害者确定喝过酒，或者没有留下“证据”的话，警方也不鼓励受害者起诉。
负责对伊藤诗织的指控进行跟进调查的少数记者之一——望月衣塑子 (Isoko Mochizuki) 表示，她就面对了来自整个新闻编辑室里的男同事的反对。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伊藤诗织没有即刻去医院“取证”，推断“她的理智大于愤怒”，因此心中可能有其他顾虑，或者是谋取职位不成便把山口拉下水进行“报复”。
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的性别法律讲师谷田川知惠 (Tomoe Yatagawa) 便说道：“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而且非常严重，人们根本不把性犯罪的危害当回事。”
当时，在位于大洋彼岸的美国，由哈维·韦恩斯坦引发的 MeToo 运动愈演愈烈，震撼着国会、好莱坞、硅谷和各家新闻媒体。
哈维·韦恩斯坦
然而在日本国内，伊藤诗织却惨遭冷遇，有日本女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样的评论：
“诗织小姐别有用心地与上级男士吃饭，想用走后门的方法去获得职位，心里面难道不明白会发生什么？又没钱又没势，别人怎么可能不对她做点什么？”
你或许会惊讶于日本女性对“性侵”的“宽容”，但根据御茶水女子大学 (Ochanomizu University) 的性别研究荣休教授戒能民江 (Tamie Kaino) 说，很多遭到性侵的日本女性“都会怪自己，她们会反省，‘刚刚那样应该没问题，那么，这很可能是我的错或者误解’”。
根据内阁府2017年的调查，只有4%曾遭强奸的女性会报警求助，超过三分之二人表示未曾向任何人诉说有关经历。相比之下，美国司法统计局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强奸案会被报告给警方。
基于定罪门槛高、惧怕社会污名及警方冷待案件等问题，不少受害人宁愿保持沉默。法务省的数据表示，去年有410宗强奸罪进入起诉程序，相较前一年增加了35宗，但在国际标准而言，起诉率依然偏低。
就在前天，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日本在153个国家中排第121位，和去年相比下跌了11位，是代表着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G7）中排名最低的一个。
本就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更别提像是伊藤诗织这样，一开始就有求于人的“野心家”和“不完美受害者”，是多么令日本社会不齿了。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法律很难惩治强奸犯，虽然国会前年修订了条例，加重了强奸罪的刑法，将最低刑法由入狱三年提升至五年，同时扩大了性侵受害者的定义，将男性也纳入法网；但不变的是，检查官必须证明强奸案涉及暴力或恐吓，或受害者无力反抗。依然是个死循环。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法务省的数据显示，在日本即使强奸犯被起诉和定罪，有时候也不会入狱服刑，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只获得缓刑宣判。
上智大学 (Sophia University) 政治学教授三浦麻里(Mari Miura)说：“所以我认为，日本民众对到底什么是‘同意’ (consent) 缺乏认识，而日本男性恰好从中获利。”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伊藤诗织对业界前辈山口敬之提起了民事诉讼，并做了绝大多数日本女性绝不会做的事情：关于性侵的经历出书、拍纪录片。
她说：“我知道，如果我闭口不谈这件事，这种可怕的性侵犯大环境永远不会改变。”
2017年的10月， 伊藤诗织的《黑箱》问世了，她在其中详述了案件的调查经过，其中包括警方冷淡暧昧的态度、取证过程的不完善、已签发的逮捕令被紧急收回、调查人员的突然撤换等种种耐人寻味的细节。
但是在日本媒体和电视台，这本书只获得了极少的关注，却也从侧面印证了“黑箱”这个书名。
伊藤诗织还拍摄了BBC纪录片《日本之耻》(Japan's Secret Shame)，片中不乏日本议员对此事的公开表态：“怀疑裁决的公正就是对日本司法体制的侮辱”“对于此事，我认为男性才是受到巨大伤害的一方”，不少人称伊藤诗织是“日本之耻”。
纪录片《日本之耻》
更有一些日本网友痛骂伊藤诗织是“卖国贼”，不过是借此事为跳板，墙外开花以求博得其他国家同情，趁机搬到英国去生活罢了。
但究竟是谁之耻呢？
在色情产业发达、性意味浓厚的日本，可以在报刊看到哪里的 oral copulation 服务最好，风俗街上看得到谁的价位最高，去情趣小店也能打听到哪家店的 sex massage 做得最棒。
但是一旦涉及到约会强奸、性侵这种话题，媒体舆论很少提及，很少看得到这方面的公开指控，像伊藤诗织这般更是闻所未闻。
便是已经有了这样的发声和推进难度，在今年4月，山口敬之甚至还对伊藤诗织进行了反诉。
山口敬之表示，伊藤诗织通过书籍和纪录片的方式，将此案公之于众和持续曝光的行为，导致了他在名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损失，所以要求伊藤诗织赔偿1亿3000万日元，并在全国的报纸和媒体上公开道歉。
伊藤诗织说，自己恐怕这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钱。
本以为今年结束之前都不会看到什么好消息了，但伊藤诗织胜诉的新闻终于还是来了，和落泪的诗织本人一样，我们：
“现在看到的景色，已经和之前完全不同了”。
算起来，从 MeToo 运动闹得沸沸扬扬开始，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在这个从“大快人心”到“矫枉过正”的三年时间里，我们听到了太多的故事和信息，却很少停下来认真地反思这些生命的血肉擦痕，到底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功课。
伊藤诗织为了工作机会去见山口敬之，遭遇性侵，称得上是 Metoo 运动里“职场权势派”的典型案例，自然也会引发多一些的争议和疑虑。
虽然我们不能粗暴地给这件事马上下个定论，但是最近的热播美剧《早间新闻》，倒是对职场环境下的 MeToo 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探讨，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男女主角在新闻直播间录节目
曾经的金牌早间男主播米奇，因为 MeToo 运动被拉下马，还被自己的老东家迅速抛弃和封杀，在剧中超过一半的时间里，他都在想如何走到台前，告诉大家这一切都是因为社会纵容名流和台里长期的silencing culture，让他自己也习惯了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文化，所以才会去捕猎更多的女人，享受着成功的明码标价。
男主角米奇享受生日派对
当其中的一位受害者汉娜来电台老总面前控告米奇时，老总仅是问了下这位受害人的职位，在得知是 junior booker 后，便马上给她升职，“补偿”的同时也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一起公关危机，徒留这个初出茅庐、对世界充满好奇、对工作充满热情的女孩，在原地懵圈和挣扎，又在不知所措中接下这样的“天降好事”。
揭发性侵的汉娜意外获得升职
这当中到底是谁在包庇谁？又是谁的羞耻心让谁放不下？应该都不太无辜，因为人性的复杂。世上愈是黑白分明的事情愈是要出错的。
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因为遭遇性侵而获得的“好处”，并不能给性侵这个行为本身去污名化。
就像韦恩斯坦在前天接受《纽约邮报》采访，对自己的罪行闭口不谈，大概是觉得“瑕不掩瑜”，不断强调自己的成绩。
哈维·韦恩斯坦
“我想要这个城市承认我过去是什么样的，而不是我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女性执导的电影和关于女性的电影，我比任何电影人做得都多。我说的是30年前，不是说现在。现在这件事已经变得流行，我是第一个那么做的人，我是先锋。”
我们不会否定韦恩斯坦曾经在艺术上做出的成就，但是这些成绩也不能被当成恶行的“保护伞”，一个懂得电影艺术、驰骋商界、在世界级名利场上居高临下的他，也的确曾对女性说出了“你把浴袍脱下，你过来，你要是不愿意我会让你惹上麻烦”这样的话。
两种样子都会被记住的。
不管多么位高权重，那么做是错了，错了就是错了，整个社会不仅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也该寻求一些“伊藤诗织式”的改变吧。
或许比高喊“发声就会有力量”更有用的，是受害者们不再沉溺于羞耻，不再对这样的痛苦讳莫如深的自我折磨，而施暴者们多一些共情，多一些对痛苦的想象力。
这让人想起《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的话：
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罪恶感是古老而血统纯正的牧羊犬。一个个小女生是在学会走稳之前就被逼着跑起来的犊羊。
《房》作者林奕含生前照
学着放下吧，这样想这样做的人多了，大概也就能成为常态了。
“我是馊掉的柳丁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灯火流离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人看得到也没人需要的北极星。”
像这样被性侵后还自我贬低的句子，这个世界不需要更多了。
主要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17/12/29/world/asia/japan-rape.html
https://www.newsweek.com/japans-100-year-old-outdated-rape-law-might-finally-be-about-change-622887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gender-gap-2020-report-100-years-pay-equality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WeLens（ID：we-lens），作者：L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