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时代落水者的尊严,是东北文艺复兴的最大意义
2019-12-29 12:34

记录时代落水者的尊严,是东北文艺复兴的最大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蹦迪班长(ID:MrSugar008),作者:蹦迪班长 ,头图来源:图虫创意


1.


如果一座城市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么1995年的沈阳一定很悲伤。 


这一年的11月12日,甲A联赛倒数第二轮,辽宁足球队坐镇沈阳五里河体育场,迎战广州太阳神。


终场前六分钟,是辽宁足球史上的至暗时刻。太阳神连进两球,2:1逆转辽宁,把昔日的“十冠王”踢到了甲B。


比赛结束,太阳神的辽宁籍主教练张京天,在胜利之后却是老泪纵横,仰天长叹:


“辽宁不该是这个结局的!不该啊!”


那一刻,沈阳城里觉得自己不该是这个结局的,又何止辽足。


早在这年春天,有二十七万名工人沦为“下岗大军”,还有数量更庞大的“富余职工”准备加入他们的队伍。


沈阳曾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技术基地。它为全国提供二十万台机床、六十万台冶金设备、两亿千伏安的变压器,还有四十万中级和高级人才。


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还有80年代,单论一个城市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没有几个城市敢说能赢过沈阳。中央政府给它一元钱,它就还给中央政府三元钱。


可是,一个城市的过去越是辉煌,面对猛然来临的剧变,往往就越是狼狈。


政府手里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金。当时的市长张荣茂竭尽全力,让下岗工人每月可以领到119元失业救济,或者85元最低生活保障金。


对张荣茂来说,这已是竭尽全力,可还是不能让大家满意。


他跑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街道,走进劳力市场,希望在这里为他们找到出路。


结果一大群人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问:“我们该怎么办?”


工人们还不明白“下岗”意味着什么,还等着政府为他们安排工作呢。


他们还在怀念自己在车间里生龙活虎的年代,还在盯着政府颁发的金灿灿奖状,还在反复盘算怎样用下岗救济金养活全家人。


时间长了,官员们喋喋不休地说的那些大道理没有人听了,电视里播的新闻没有人关注了,大堆大堆的报纸看也不看就扔掉了。


过去大半辈子的辉煌,渐渐都成了一场游戏一场梦。


1995年即将过去的时候,一个名叫毛浩的记者这样写道:


“沈阳的痛苦在于它承载了某种中国的宿命。”


沈阳痛苦,但它并不孤独。整个辽宁,整个东北,都陷入到相似的痛苦之中。


曾经冒着浓烟的烟筒渐渐沉寂,曾经轰鸣作响的机器慢慢生锈。许多旧式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新建筑里,有不少是卡拉OK厅、娱乐城、洗浴中心和洗头房。


破败的、新兴的景象,就这样混杂在整个东北大地。


2.


沈阳陷入痛苦的1995年,双雪涛12岁,班宇9岁,郑执8岁。三个男孩都生活在沈阳铁西区,那里聚集着100多万国企职工。


那时,和他们同龄的东北孩子们,能享受到的物质条件说不上有多好,但精神娱乐却并不贫瘠。


黑吉辽的城镇化程度在当时领先全国,加上铁路公路网发达,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鲜文化潮流在东北平原畅通无阻,奔涌在各个大城小城。


音像店、录像厅、游戏厅成群结队地涌现,有线电视的铺设速度也快过多数内陆省份。


计划经济时代,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有译制国外电影的传统。80、90年代,东三省的许多文化事业单位延续了这个喜欢睁眼看世界的习惯。


长春电影制片厂、辽宁儿童艺术剧院译制的国外动画片:《布雷斯塔警长》《聪明的一休》《百变雄狮》《魔神英雄传》《大力水手》《机动战警》《圣斗士星矢》《七龙珠》《海底小精灵》《灌篮高手》......在东北各地电视台接连上演。


《布雷斯塔警长》,长春电视台引进,长春电影制片厂配音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在为《聪明的一休》配音,前排左二为给一休配音的李韫慧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动画,对一代东北少年进行了最早的文艺启蒙。他们并不富足的童年,却拥有一个与现实并存的庞大精神世界。


他们当然也会听到大人们对下岗的抱怨,听到“刨锛队”的恐慌传说。


走在街头,他们还能听到街边录象厅响起的港片国语对白,听到迪厅里动次打次的嘈杂伴奏。


这些纷繁杂乱的记忆,通通驻留在东北少年的脑海里。


至于这些记忆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要等到许多年以后才看得清。


3.


1995年不过是下岗大潮的序幕,自1998年到2001年,东三省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下岗。


其中1999年是最为惨烈的一年,有将近180万工人失去了饭碗。


为了让下岗工人振作起来,刘欢唱了一首《从头再来》。那些年,这首歌在电视台里,在街头巷尾任何有喇叭的地方回响。



几年后,赵本山导演的《马大帅》在央视开播,范伟饰演的范德彪失业后带着几个老乡一起创业,给自己打气时引用了这首歌的歌词:


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没了经济来源的工人们,当然需要鼓励,但从头再来的出路却不是打打鸡血就能找到的。


当年吴晓波去东北调研时,就听到了这样一件事: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那年春晚,黄宏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台词:


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然而不论工人怎么想,黄宏这个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领导,是不太可能下岗的。


从此,东北人民心里的小品王只可能是赵本山,再无半点可能是黄宏。


而在此三十多年前,有句口号响彻全国: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谁又能想到,光荣地成了工人以后,不仅没有领导了谁,反而成了国家的累赘?


没错,谁都知道时代要前进,总是免不了新陈代谢,总有人要承受断臂之痛。


总结原因时,有个无比正确的答案:


谁都没错,都是时代的需求。


但能把控时代的究竟是谁,更有能力承担痛苦的是谁,谁又能说清楚?谁又敢说清楚?


4.


1999年,有人站在最高舞台上,未经选举就主动为下岗工人们代言。有人引吭高歌,想为他们的苦涩日子灌点鸡汤。


只是少有人直接将镜头对准这些被逼近时代角落的工人,记录他们是怎么活着的,听听他们到底想说什么。


不过少不等于没有,32岁的导演王兵就这么干了。


1999年年底,他单枪匹马来到铁西区,将自己的DV镜头对准了工人们,每天早上8点和他们一起上班,晚上12点甚至凌晨2点多和他们一起回家,完全融入了他们。


这一拍,就是18个月,积攒的素材足足有300小时,连工人们爆粗骂领导不管厂子死活、洗完澡一丝不挂在办公室聊天、赌钱看毛片的镜头都有,可见拍摄进行得非常自由、顺畅。



后来,他将这些素材剪辑成纪录片《铁西区》。


许多年以后,当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当时的工人时,有说他们混吃等死的,有说他们只会吃大锅饭的,甚至还有说就是他们把国企搞垮的。


昔日的先锋队沦为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弱势,在道德上也要被踩进洼地。


但是在《铁西区》的镜头里,人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



在下岗之前,他们依然在破败的厂房里炼着矿,冒着生命危险维修漏着高温钢水的管道,哪怕上面没人当回事。



尽管厂子就要黄了,有位工人依然在操心,对着镜头仔细算着账:


一吨原料炼成铜的纯利润是3000元,一天能产300吨,一年就算只开工十个月,净利润也能有2个亿。但是厂子进的全是假料,炼出来的东西根本就卖不出去,能不亏吗?


可这事上面根本没人管,他更管不着。


有个工人在反思自己的前半生。他上小学时就学造反派,没好好念书。这样一个时刻紧跟时代潮流的人,最终落了个被潮流反噬的结局。



有位工人的媳妇已经下岗。两口子买了一辆倒骑驴,在菜市场卖菜为生。他和媳妇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到菜站买菜,然后推着一百多斤的菜,花七八十分钟才能走到市场,然后他再来上班,一天下来能睡4个小时就不错了。


下了岗的工人们被召集到疗养院疗养。由于常年在严重污染的环境下作业,很多工人的血液铅含量超标,必须接受注射治疗,代价是血液里的有益细胞也一并被杀死了。


一位工人在疗养院用萨克斯吹着《红星照我去战斗》


谁还不是如此的过了三十年


更多时间里,他们或严肃或调侃地聊着没有着落的未来,满面愁容,眼神黯淡,无力地等待着洪水的冲击。


年底工人们聚会,他们知道下一年的日子更不好过,但依然享受着短暂的欢乐,轮番提酒,唱着《走进新时代》。



轮到一位领导提酒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今日有酒今日醉。



《铁西区》分为三部,全长9个小时,王兵没有对工人们做任何摆拍,也没有给片子做任何配乐。


但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工人们的迷茫、挣扎和无助,依然被这些没有任何加工的画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代人的痛苦历史,也是共和国长子的痛苦历史。王兵评论自己的作品时,说到:


曾经有一群人,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他们最终失败了。


《铁西区》在墨西哥、法国、日本都拿了奖,可惜的是不能在国内上映,也不能发行。



每一个人都说要铭记历史,但真铭记起来,却往往有选择性。


我们记住了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中沦陷。每年纪念日,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句勿忘历史。


但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苦难史,被新的宏大事业抛弃、碾压的痛苦,很多人却不愿铭记甚至回避,习惯性地说一句: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但如果连亲历者都忘记了,还能指望后来人从这些历史中找到什么经验和教训吗?


在宏大事业依然高于一切的舆论氛围里,个体被轻易抛弃的历史,真的不会循环上演吗?


5.


就在王兵拍着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工人时,有个22岁的摇滚青年,在夜幕下的哈尔滨唱着不挣钱的摇滚乐。


这个青年名叫梁龙,他给乐队起名叫二手玫瑰。搞摇滚之前,他在宾馆里干过保安。


大半个世纪前,东北作家萧红也曾在哈尔滨生活了8年,在这里深受现代文明冲击,走上文学之路。



那时的哈尔滨,一眼望去都是俄式与欧式建筑,西餐馆林立,外资企业有上千家,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化都市,人称“东方小巴黎”。


但不论哪个时代,哈尔滨似乎只能完成对青年们的文艺启蒙,却无法成为他们的归宿。


一年以后,梁龙第二次南下走入山海关,到北京去唱那些还无人问津的歌谣。


他在舞台上穿着大红大绿的棉袄裤衩,他的歌词总是充斥土了吧唧的俗语,所以有人说他的摇滚不过是二人转加了一把贝斯,还有人说他是哗众取宠。


还有很多人,在他的歌里听出了时代变幻与命运无常。


2005年,管虎导演的《生存之民工》在很多东北的电视台开播。



这片在吉林松原拍摄,讲的是农民工讨钱的残酷经历,画面质感与纪录片很接近。


电视剧的最后一幕,梁龙带着二手玫瑰乐队登场,在大草原唱起新歌《生存》,后来也叫《命运》。



在这首歌里,梁龙反复吟唱,生存啊,命运啊。两句歌词之后,人们能清楚听到他的哀叹。


那是隐藏在戏谑外表下,保持克制的忧伤。每一个在生活中真正挣扎过的人,都能听出许多滋味来:


为何人让人去受罪,为何人为人去流泪。


就算心里滋味再苦,东北的文艺工作者们也不愿意用伤春悲秋的调调唱出来。


这种即便悲伤也正经不起来的美学倾向,对他们来说似乎已是根深蒂固。


那些不识真正愁滋味的小布尔乔亚们,又怎会听得明白。


6.


世纪初,梁龙的歌无人问津。但从东北走出的歌手里,却不乏火遍大江南北的大腕。


90年代闯出名堂的,有毛宁,那英,李春波,胡海泉,火风,孙楠,孙悦,付笛声,冯晓泉,水木年华,艾敬等等。


到了新世纪,雪村这个出生于哈尔滨,在北大德语系肄业的怪才,又打响了网络歌曲第一枪。



英达导演的《东北一家人》在世纪初热播。片头曲用了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片尾曲则唱到:


黑吉辽现在好极了,你来不来?


来还是走,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没有统一意见。


但无数个答案汇总成的大数据是明明白白的——黑吉辽都成了人口净流出大省。


然而东北的尴尬,在昂扬的时代主旋律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新千年以后,举国欢庆的喜讯连连。光是2001年,就有北京申奥成功,国足晋级世界杯,成功入世三件大喜事,中国与世界融合的脚步越来越快。


大家忆苦思甜时,回想起共和国长子的昔日荣光。


于是在2003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口号响彻全国。“复兴”二字,自此开始与东北挂钩。


不过在那几年,很多人聊起东北,会说起一个更火热的口号:


出了山海关,有事找本山。


这一年4月,赵本山在构建喜剧帝国的长征路上,迈出关键一步。


他带着一批二人转演员在沈阳大舞台剧场进行专场演出,并将剧场改名为“刘老根大舞台”。



小品之王通过电视积攒的影响力,迅速渗透到现实。赵本山成了东北文化的名片,甚至是东北的名片。


戏外的他,经济地位早已和普通老百姓不在一个阶层。他买过私人飞机,给蚁力神拍过广告,为此没少被人骂。


但是这个幼年成了孤儿,跟着叔叔在街头卖过艺,吃着百家饭长大的人,始终拥有和普通老百姓共情的能力。


观众们很难知道他的所思所想,但他留下的一些作品,证明他确实有过成为人民艺术家的追求。



在他导演的《马大帅》里,他把进城农民尝过的苦,几乎都演了一遍:


被小偷摸了钱包,装瞎子拉二胡讨钱为生,遭遇城管驱逐,被警察当成造假钞的拘留,在饭店里洗盘子,在澡堂里搓澡,去工地里搬砖,住不起旅馆只能在火车站里过夜。


为了给媳妇看病,他替有钱人哭丧,充当富二代拳击手的人肉沙包,帮老板们讨债。为了生存,他拼尽全力。



但不论遭受怎样的挫折,他始终没有被打趴下,还能开导落魄的有钱人,对他说你得支棱起来。


在《落叶归根》里,他演的农民工背着工友尸体,奔走了一千多里地把他送到老家安葬,一路尝尽酸甜苦辣。



最为动人的一段戏,是他坐在运水泥的工程车上,看着公路两旁的辽阔风景,高兴得张开双臂,放声朗诵从小学生那里学来的课文:


如果我的祖国是一条大路,我就是一辆汽车,我跑啊跑,我多快乐。 


如果我的祖国是一棵大树,我就是一片树叶,我摇啊摇,我多快乐。


赵本山演的这两个穷人有小心机有小缺点,但总会在某个时刻,让人觉得他们活得特有尊严,特别浪漫。


2011年以后,赵本山再也没有上过春晚。那些辉煌、那些争议都已是昨天的故事,渐渐烟消云散,但东北人民没有忘记他,年轻人甚至继续对他的作品进行着二次开发。


在聚集着大量90后甚至00后的B站,他是让改革春风春吹翻全网的念诗之王,他是能够成功话疗小丑的心理医师,他拍的电视剧与港片碰撞成了东北蒸汽波。


他的作品依然生机勃勃,上不了春晚又如何呢?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不是没有原因的。


7.


也是在2003年,长春有个名叫董宝石的高中生,在网吧里听到了刚刚兴起的中国嘻哈。隐藏、竹游人、功夫、黑棒这些组合的作品,他翻来覆去听了许多遍。


董宝石喜欢音乐,有同学想拉他一起搞摇滚乐队。他虽然会写歌,但什么乐器都不会,索性搞了一个嘻哈组合,起名叫右翼党。每天写歌、玩滑板、涂鸦。


在崇拜体制的东北,董宝石干的这些事有一个统称:扯犊子



振兴东北的口号喊了十几年后,老工业基地到底能不能复兴,很多人已经没有兴趣再扯了。


社交媒体里但凡与东北有关的话题,总有人像个复读机一样,一遍又一遍地说:


东北重工业烧烤,轻工业喊麦。


关注东北的人,当然知道他们创造的流行文化远远不止有喊麦。


这几年原创音乐很颓,但东北却有李健、梁博、毛不易这些还在认真写歌,能拿得出像样作品的人。


但真正让全国人民注意到这一点的,却是当年在长春网吧里听嘻哈的那个高中生。



2019年,董宝石推出单曲《野狼Disco》,每句歌词几乎都能让人想起90年代的流行文化。此歌一出,迅速成为年度最火神曲。


与《野狼Disco》一起蹿红的,还有“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概念。


身为“东北文艺复兴”两个重要人物,梁龙和董宝石在2019年一起参加了《吐槽大会》。



董宝石说梁龙是自己音乐道路上的引路人: 


"龙哥是我音乐道路上的灯塔,指引我前行,你看我龙哥平时演唱会上穿的花花绿绿的,那绝对不是一般的灯塔,那是红绿灯。 我们这些后辈就在后边看,路上远远望去,唉呀妈呀,摇滚的尽头就是这玩意啊,拉倒,赶紧变道吧老铁,当时我就决定我搞说唱了。"


下场之前,他说从红的那一天起,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过气的:


"估计差不多了,也就剩两个月吧。这两个月我尽情蹦跶,多露露脸,该吃吃该喝喝,同时多看看直播,跟我们佳琪哥学学销售,没准哪一天我又回去卖水龙头......


希望在将来,大家还会偶尔在想起《野狼Disco》的时候,可以说一句,这是我老舅的作品。"


也许是身边楼起楼塌的事情太多了吧,董宝石这些话,一夜成名的小少年很难说得出来。



轮到梁龙登场时,他先自嘲自己穿搭是“红棉袄、绿棉裤、东北大花布,二手时尚三要素”,然后回击董宝石:


"宝石说他要振兴东北文化,什么文艺复兴——就一首歌振兴啊?东北就差这一首歌被振兴啊?


然后他说我是他的引路人。我哐哐哐哐在前边跑,我走着,你跟着,我一回头,你把东北文化振兴了,咋的,我踩踏的?"


话音一落,董宝石笑得不能自已。


8.


东北文艺复兴能成为一个话题,当然不只是因为一首《野狼Disco》。


2019年2月,易烊千玺在自己的Instagram上晒了班宇的《冬泳》。此后,这部短篇小说集一再加印,到9月时已经印了6版。



《冬泳》浮出水面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严肃文学凋敝的当下,东北却在这几年涌现了一批青年作家,再一次形成了“东北作家群”。


早在2016年,双雪涛的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就入围台北文学奖,并斩获多个重要奖项;成名更早的郑执,在2018年写了短篇小说《仙症》,被人称为“东北魔幻现实”。


双雪涛


当年的三个铁西区80后男孩,如今都成了青年作家。


铁西区的很多记忆,在他们脑海里历经二十多年依然挥之不去。


年过三十的他们,活到了父辈当年的岁数后,能把那些人那些事看得更清楚,最终成了他们作品的一部分。


在2019年走红的东北“文化人”,还有主播老四。


在他自导自演的视频里,老四一个人“扮演全世界”,演绎东北的酒桌文化、家庭日常、亲戚邻里,把人看得前仰后合,数以百万计的粉丝每天都在视频下面留言催更。


老四加上班宇、董宝石,被人半认真半调侃地评选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


一场无组织无口号的“文艺复兴”,就这样诞生了旗帜型的人物。 然而很多人听完《野狼 Disco》之后,说它不过是又一首速生速朽的洗脑神曲。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更是一个伪命题。


复兴必然要有一个过去的参照,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指向的是古希腊古罗马,而近三十年东北输出的文化,多是供人一笑,带着苞米碴子味的小品喜剧和土味喊麦,与文艺毫不搭嘎,有什么可值得复兴的?


这些人犯了两个肤浅文青难以避免的错误。


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本就不是什么阳春白雪。


如果把那些代表作品放到当时的时代去看,十有八九都会被高高在上的教会打成“三俗作品”。


大胆展示全裸人体的油画、壁画、雕像有多不像话就不说了,薄伽丘的《十日谈》更是个黄色笑话集,高高在上的院长需要偷情,圣洁的修女也得做爱,这成何体统?


但这些作品正是因为肯定了人的欲望,才能让当时的人挣脱神性的束缚,拥抱人文主义,结束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


而东北文艺,也没有他们想的那么下里巴人。


9.


就像拉美文学绕不开革命一样,东北文艺也难以回避下岗大潮带来的创伤与衰退,许多作品都带着浓重的伤痕色彩。


早在双雪涛与班宇的小说出版之前,就有一批电影在诉说着东北小人物的困顿人生:张猛导演的《钢的琴》《耳朵大有福》,韩杰导演、贾樟柯监制的《树先生》,耿军导演的《锤子镰刀都休息》。


有这些“伤痕文艺”摆着,“东北文艺复兴”就不会是一个伪命题。


东北文艺复兴的意义,不是火几首歌,几部电影,几本小说。


在这些“东北伤痕文艺”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时代落水者的故事,看到这些小人物在一无所有之后的尊严时刻。


东北老工业区在半个多世纪里的历史沉浮,成为这些作品共同的背景布。


我们可以看到工人曾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身为实现祖国四化的主力军,他们的双手能创造一个世界:


《平原上的摩西》里的老李,一个人用三把扳子,装一整个发动机,时间是两分四十五秒;《盘锦豹子》(收录于《冬泳》)里的孙旭庭,能在没有任何图纸的情况下,成功完成前苏联大型印刷机的组装。


时代洪水来临后,工厂与工人的落魄,也在他们的作品里展现。


双雪涛在《平原上的摩西》里提到一位下岗女工,到广场摆摊卖鸡蛋。结果城管一来,摊直接被端了。


这些东北文艺工作者着墨最多的,不是控诉、发泄,而是记录这些时代落水者的尊严。


哪怕那尊严的时刻只有一瞬间,哪怕对改变自己的生活毫无用处,哪怕曾经相信的一切早已不合时宜,他们依然选择坚守内心不容侵犯的东西。



《耳朵大有福》中的模范职工王抗美,退休之后走向社会,面对新的潮流完全跟不上节奏。即便如此,他依然细心照顾在医院卧床多年的老伴。


《盘锦豹子》的孙旭庭,被印刷机卷掉了一条胳膊,下岗后媳妇跟着更有钱的跑了,但面对上门找前妻讨债的地痞,他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像个豹子一样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



而最有仪式感的瞬间,出自电影《钢的琴》。


主角陈桂林下岗后,媳妇找了一个卖假药的跟他离了婚,要争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喜欢钢琴,陈桂林买不起,于是就带着一帮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工人兄弟,回到一起奋战过的车间,打造了一台钢的琴。



当他们从时代舞台谢幕之后,主流世界在唱完一首《从头再来》后就几乎把他们给忘了。


但东北文艺工作者不接受他们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一代人献上一场体面盛大的、充满尊严的告别仪式。


哪怕什么也改变不了,但这是工人阶级最后的浪漫。


10.


“东北伤痕文艺”不是在2019年才开始的,但却是在2019年被更多人关注、谈论的。


为什么?也许是在2019年里,被冻着的人越来越多了吧。


一代人创造了一个时代,但是又屈服于时代,这样的黑色幽默总是轮番不停地上演着。


昨天还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一员,面带笑容相信未来。但时代瞬息万变,转型总在发生,没有谁能保证那个要被优化掉的人不是自己,现实中从来没有“一个都不能少”。


贾樟柯说,不能因为整个国家都在跑步前进,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倒的人。


为了集体的宏大梦想,一代又一代人燃烧着自己。等到必须谢幕的时候,他们不应沦为毫无保障、毫无尊严的落水者。



当个体要保障、要尊严时,得到的答案往往是“还不到时候”。


然而宏大梦想是永远追不完的。总是让个体提高觉悟,为集体无条件换位思考的状态,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而东北文艺复兴说到底,终究还是人的复兴。


关注那些被时代痛击的人,记录他们的尊严,是这场东北文艺复兴的最大意义。


这些意义能照进现实吗?终究还是看有多少人看到了它,并愿意捍卫它。


如果没有,那所谓的复兴,终究跟那些来了又去的热点一样,散去之后皆是一场空。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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