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死亡与怪兽: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白
2020-02-27 20:00

爱、死亡与怪兽:一个躁郁症患者的自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Epoch故事小馆(ID:epochstory2017),作者: Geneva


阿加莎的小说《撒旦的情歌》里写:“为了逃开那头怪兽,你一直跑,一直跑,但是这样是没用的,你不能一直用后背对着它;你要勇敢地转过身去,才能看清那头怪兽的本来面目。”


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高达100万人。抑郁症的发病率是11%,即每10个人中就可能有1个抑郁症患者。


这是一位躁郁症患者的自白,她正在慢慢学会正视自己内心那头怪兽。


我开玩笑对她说,当下社会,对于“抑郁症”三个字似乎已经不再如过去一样讳莫如深,但却戏剧性地走向另一个极端:抑郁症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为了一种流行病,对待抑郁症患者的方式更是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她纠正我:不是的。最无力的人,面对痛苦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只是有优劣之分。不要拿走病人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的责任,哪怕是出于关爱。


四周是高高的教学楼,一栋一栋向我挤过来,我在高楼间一块狭窄的空地里转着圈,一圈又一圈,逃不出去。后面是拿着刀要追杀我的老师,和围观的、脸上带着嘲讽微笑的同学,我瑟缩在角落里,再也无法动弹。刀快要落在我身上了。


我醒了。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过这个梦了。翻身下床,走到窗边,掀开浅绿色的窗帘,看到落地窗靠近桌子那边积了厚厚一层灰,一只折断了半边翅膀的飞蛾落到地上,对面居民楼的防护网密密麻麻,不远处的双子塔闪着光。


这是我的双相情感障碍,也就是俗称躁郁症的第六年,确诊第四年。


此刻阵雨,明早转多云


四月底的厦门连着下了两周的雨。


对我这种野蛮人来说,没有比晒不到太阳更烦躁的事了。我烦躁地摸出手机。凌晨三点半。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天气预报写着“现在阵雨,明早局部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窗外是绵绵的阴雨,我睁着眼躺在床上,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


我在张家口出生长大,爸妈离异之后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幼儿园到初一,一串的学校名前缀都是“张家口”。


记忆中的张家口冬天很冷。奶奶喜欢把暖气开得很足,然后早早去睡觉。我趁着他们睡着了,偷偷打开窗户,窝在窗台上。冷风吹着脸,有点刀割似的疼,但给了我冷静的快感。我就这样在冷风中看书画画,第二天早上醒来就发烧咳嗽。奶奶去给我请假,我乐得在家继续看书,逃了不少课。


在初二的时候,爸爸把我接到了天津去,希望能给我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我很努力地学,考进了南开中学,那是天津最负声望的中学。我喜欢上一个男孩,第一次从对方那里感受到被爱,却被老师形容为不知廉耻。


我变得更加沉默,我开始没缘由地在课堂上哭出声。可有些时候,我为自己不断涌出的想法亢奋不已,言谈和思考的速度异常地快,快到让自己害怕。“她肯定有病。”周围的同学和老师都这么说。我整夜整夜地做噩梦,梦里是拿刀的老师和冷笑的同学。


如果是现在经过六年治疗的我,我会很从容地说那不过是躁狂与忧郁的同时作用,两只魔鬼看似水火不容,却又奇妙地在我身体里共存。但时间倒流回2014年,被这种无时无刻都会冒出来的矛盾情绪困扰着,我恳求妈妈带我去看医生。


我们去了一家昂贵的私立医院,半个小时的出租车车程,一路上妈妈没有跟我说一句话,她觉得我只是青春期叛逆行为。做了两套测试题,被精神科医生草率地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开了一堆现在看来副作用极大的药。妈妈没有说一句话,她觉得丢脸。


直到两年后,我才在天津安定医院拿到了自己的医学诊断书——“双相情感障碍 II 型,病史3年”。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治疗医生,开始接受稳定的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


我的小药箱里最多的时候有八种不同的药,我需要非常小心地记住白色的药丸是治疗失眠的,淡粉色的圆片是心境稳定剂和抗惊厥药,白色的胶囊是抗抑郁的药,所有的药都倒在手上,一共四十八粒,有小半把。我每一次都看也不看,一口吞下。我知道自己的病需要吃药,我知道我想要快点好起来。


我的药箱


2016年高考,我考到了厦大,厦门是一个永远阳光灿烂的城市。我的病也不再那么严重,我不借助药物也能好好睡觉了,一切看起来都在往积极的方向发展。


我悄悄停了药。只是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举动会对往后的自己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生活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


爸爸一直以来对我都是高期望,给我取的名字是发扬光大的意思。他在微博上面写,“孩子逐渐长大了,也可以一起聊人生和理想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爸爸的微博头像是他自己的自拍,我盯着那张小小的照片,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在高中时喜欢的男生、老师的排挤和同学的嘲讽,这些我都没有跟爸爸讲。我讲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些痛苦而绝望的生活缝隙,涌动的是滚烫的岩浆。爸爸安静地听着,时不时抬起手来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日瓦戈医生》里面写,“生活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大家尽可以在那里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但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比赛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生活,可这规则不一定是社会的,也可以是自己的。社会的规则是流动的,而我自己的规则却永远禁锢着我。


我从高考的竞技场下场,顺利通过了社会给我设置的规则。


高考完的那个暑假,从北京回家的路上,妈妈用开卡丁车的方式在高速上开着车,爸爸坐在副驾驶上睡觉。车里稍微有点热,弟弟在我的腿上睡着了。我也很困,一觉睡回了张家口。我当时想,我总有一天会怀念这个时刻。


妈妈在开车,弟弟在我腿上睡着了,我也睡着了


被这个病折腾了快四年,而我还是看不到希望。


在学期末的考试周,我服用了过量的躁狂症治疗剂,平静地躺在床上,做好了独自死去的准备。口腔因为药物的灼烧而腐蚀,我等待着远超过中毒的剂量在身上起作用。脑海里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爸妈,没有弟弟,没有爷爷奶奶,没有快要将我逼疯的考试和睁眼就要面对的生活。


我在虚幻中飘起来。向着光明去。


想起五岁的我非要冒雨一个人出去玩。打着伞,曲着身子蹲在草丛和灌木里。伞没什么用,整个人都淋湿了,只是看着眼前被雨水打乱的草和润湿的泥土。听着打在地上哗啦啦的雨声,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


想起六岁的我恐慌发作,四肢僵硬地躺在姥姥家的床上,连腿都挪不动。眼泪藏也藏不住,怕自己就这样死去。


高中抗拒吃药时的我,一下停了两片半的帕罗西汀。停药后是严重的戒断反应,电击抽搐的感觉让我时刻都感到害怕,怕死怕到癫狂。朋友来家里看我,逆着光坐在我床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我看着逆光中的她,她就像一个天使。


光消失了。我听见有人在大声呼唤我的名字。我试图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我的身子越来越沉,堕到无穷无尽的黑暗里。


非如此不可吗?非如此不可!


死亡对于我来说到底是什么呢?死去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想要这部分也圆满,而不是把它无情地剥离出去,我要谈论它。


死亡是人生中重要的事情。人生不是到死亡前就停止,人生包含着怎样死亡,死亡的时候在想什么,死亡时感受到怎样的痛苦,死的时候是否有所爱的人在身边,是否与自己和他人和解,心中充满了恐惧或是平和。


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持续地叫嚣着:


Es Muss Sein?

非如此不可吗?

Es Muss Sein!

非如此不可!


我需要时间去思考死亡。


2017年末,刚刚迈入大二的那个冬天,在辅导员和心理疏导老师的建议下,我选择了休学。我从厦门重新回到冬天的张家口。


百无聊赖地躺在家里吃着药,养着病,这样的无力感将近把自己逼疯掉。我努力说服父母和家人,同意我在休学期间到马来西亚给缅甸的难民小朋友支教。海风温柔,沙滩碧树红日,我与家人距离着荡漾的南海,一头乱糟糟的思绪突然间就变得明了起来。


支教一共45天。这45天里,上午上4个小时的课,下午写教案。写教案的间隙我常常划亮屏幕,手机屏幕上是爷爷和奶奶抵着对方的额头,开怀地笑着的图片。那是爷爷奶奶补结婚照的时候拍的照片,两人都是头发花白,但笑得很开心。还有小时候的照片,我穿得一身红彤彤的,戴着一顶小红帽,右手被捏在奶奶手里,抬着头愣愣的。那时候奶奶的头发还是乌黑发亮的,低着头朝我笑,一只手向前伸着让我看镜头。我的泪流下来。这些年我自以为的痛苦挣扎,奶奶也感同身受,她的白发有多少是因为我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孙女而白的呢?


妈妈每周都会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夸我新剪的超短发好看,和我一起听我喜欢的暴躁的音乐。我常常沉默,听着妈妈的呼吸声在话筒里起起伏伏。妈妈接受了我的病,她甚至可以轻轻松松地开玩笑。


还有我的朋友们。


在我最糟糕的那一段时间,我每天行尸走肉一般生活。别人说话我听着,别人问问题我机械地回答。我以为我伪装得很好,直到我后面回想起来,他们眼里都是掩饰不住的担忧。朋友辣辣说,跟我谈话的时候,她亲眼看到我眼神慢慢地飘走,人早已经不在这里了,就像“梦游一样”。我笑,笑着笑着泪水就下来了。


我不敢求助,心里没敢装着任何人。当时最能给我安慰的幻想是:我一个人到很北方的地方去,不用再见任何人,拿一盒消炎药,去放羊,什么时候病死完事。听起来惨兮兮的,但是这种幻想当时帮助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唯一安全的,不会再焦虑。


支教的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到了最后一天。在临走前的最后一天,我和学生们一起试着炒了一锅火锅底料。孩子们的眼睛都是闪闪发亮的,那是一种即使生活在泥淖中也昂扬可爱的天真。



支教的最后一天给孩子们画的画,他们很喜欢


我太喜欢他们了,不知道怎么用语言表达出来,非常非常希望他们都能有美好的未来。


愿一切痛苦终有归处


休学一年,重新回到学校。本来大一结束就应该分流的我,重新选择了专业,读了社会工作系。


大概是和高竞争环境没有缘分,我还是想做能和老年人、青少年在一起的工作。花了三年的时间终于走完了大学前两年的整个历程。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想小小地感谢一下这个曾经带给我烦恼的双相,陪伴我走过了那么多疯狂的夜晚。


每年4-11月,我会呈现躁狂症状,常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于是疯狂地画画和写小说,最疯狂的时候我会连着三个晚上不睡觉,敲一万字的小说也不会累;但11月之后,情绪开始逐渐低落,就像冬眠一样。六年下来,我现在有了带着疾病生活的能力,慢慢学会调整和控制自己的状态。双相所带来的是情绪的低谷期和高峰期,但经过调整自己的节奏来适应这样状态下的生活,就像有些人要带着糖尿病、高血压生活一样。


对于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状态,我习惯在各个社交平台坦诚地贴出来。微博、QQ空间、朋友圈、Lofter,还有一些隐秘的社交平台。所有的平台都是同样的一个网名,头像都是维克多·崔的专辑封面,黑底,金色向日葵在恣意绽放。


维克多崔的专辑介绍里说,今天我为了自由,可以牺牲所有一切。


好朋友辣辣问过我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她担心我会因此受到伤害。我说,因为在暴露自己生活状态的同时,也是想表达,即使如此,我依然能做到很多事,协调自己的生活,通过药物或者什么别的方式来缓解症状。我的生活还是我的生活,而不会变成“双向障碍”。


她一直觉得我是那种真正具有牺牲气质的人。我听了就笑,哪有这么理想化的人格。我以前曾经有过雄心壮志,但现在我还是更加热爱无聊的生活。最大的希望,大概是痛苦的事不发生在别人身上,而自己也能不断积累,具有缓解别人痛苦的能力。


我画画,去社工机构实习,去踏踏实实地帮助别人。社工机构的督导老师知道我的病,但她不在意,也没有特殊照顾我。她向我强调了可能会碰到的情感上的压力、无能为力感,问我:“你是否能够承受?”


时代的声音要求所有人都追求努力奋斗,要求所有人非上进不可,要求所有人都踮起脚尖去够最高的苹果,要求想象中的被时代抛弃让人恐慌。但这些要求我不想接受,我想摒弃,试图扔掉我所有的优越感,哪怕这种情感会再伤害我。


我点点头。


在演武大桥上。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真好。


从实习的社工机构回到住的地方,需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在回程的路上,我站在拥挤的公交车里,火红的夕阳闪耀在远方山丘的更远处,却清晰巨大无比,将我的脸映照得稚嫩而美丽。


我侧过头小声地说:“看,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Epoch故事小馆(ID:epochstory2017),作者: Gen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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