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李厚辰，题图来自：电影《无间道》
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充斥着令“同温层人群”读起来舒适万分的爽文，绝大部分是对他们憎恨对象的批判或分析。
高喊着“批判思维”与“独立思考”的现代人，在猜忌的逼迫下，最终成为“顺耳”与“逆耳”的奴仆——所有逆耳的声音都值得猜忌，而所有顺耳的都值得信任。
互相锁死封闭在自己的文化内，互相指责不绝于耳，偏见和猜忌被一再强化。
最近诸位还上网吗？我是不太敢上了，网络空间已经近乎成为一个大型的“猎巫场”。
每天都有人、有国家被起底扒皮，然后大家一拥而上啃食干净，这个事情，其实在之前关于“鹅组”那篇文章里，我已经写过一次了。
就在昨天，又发生了一次。
我可以再从这个角度出发写一篇“爆款”文章，将我和诸位读者置于“被猎者”的一端，痛斥网络猜忌、臆测、举报对我们的伤害，以理论分解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剖开来大白天下。
但其实从上一篇文章（《别让“公共猜忌”成为疫情的遗产》），我就在谈一个有点苦涩的观点：我们不是纯“受害者”，可以一边体验间接受害的微弱痛苦，一边享受着受害者所站立道德高地上的习习暖风。
在这场“猜忌风暴”中，我们也是猜忌者。
不过上篇文章讲到的猜忌，很多读者也有些不同的看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1. 你提到的“猜忌”确实可怕，但是我的观点绝不是猜忌，而是确凿的；
2. 你提到的“猜忌”早就有了，不是新问题，也不是大问题；
3. 猜忌豢养利维坦，现在这头利维坦已然巨大，只有我一个个体放弃猜忌，也不会产生什么作用。
上述观点，以及衍生的问题，我在最近这场大型网络“猎巫”与“反猎巫”中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所以我还想花一些时间，也请诸位花一些时间，我们来好好说说“猜忌”这件事。
今天我们直接回答下面一些问题，我相信它们都是非常实际的：
1. “猜忌”对我自己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
2. 所有的“猜忌”都不对吗？有没有合理的猜忌？
3. 除了豢养利维坦，“猜忌”有什么其他后果吗？
4. 我们如何才能不猜忌？
1. 早已笼罩私人生活的猜忌
谈及“公共猜忌”总让当代人觉得隔靴搔痒。
当代人有个“个人主义”的最后避难所，那就是私人生活。不管公共领域如何浪潮滔天，我自可退守自己的生活。
这不完全是妄想，在资本主义生活中，当然可以依靠消费维持住一个非常私人的秩序，不过我们就从“猜忌”对私人生活的全面占领开始。
随便搜索以下的几个关键词“父母其实都”，“现在的孩子都”，“女性面对追求”，“男性追求女性都”（我并不认为女性一定“被追求”，男性一定是“追求者”），你将迅速找到笼罩在我们几乎一切人际关系中成熟的猜忌机制。
广受批判的PUA，当然其基础就是对女性一套偏见和猜忌，例如臭名昭著的ASD，即“女性的拒绝不是拒绝，仅仅是女性不想显得随便”，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糟糕的猜忌。
那么反PUA呢？又发明出另一套针对男性的猜忌，从此，男性的赞美，或是质疑，就都被带着“反PUA”的敏感进行审视。因此，猜忌的张力被加诸到广泛的追求之中。
不仅如此，如同上篇文章所说，一旦我们发明出一个“概念”，其实就发明出一条“猜忌的快车道”，你也可以搜索“职场PUA”，“父母PUA”，这套猜忌法，迅速向其他生活处蔓延。
对于反PUA，又发展出一套“田园女权”的污名化方法，认为“反PUA”的敏感来源于主张此种意识形态女性本身吸引力不足的嫉妒心。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恶劣的猜忌，同样依靠一个糟糕的概念作为载体。
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种“用猜忌反对猜忌”的方式。
这种方式当然会在想象的理性推理中走向不可遏制的极端，即对“结构化性别压力”的洞察，在结构化性别不平等解决前，这里的一切都是“不纯净的”，它导向一种对亲密关系的彻底否定。
对于上面这条猜忌推进中的每一层，我想读者中都可能存在对其认可的人，这是很具有争议的话题。
我选择这个话题展现“猜忌”是因为它离我们的生活足够近，也有足够多的人认可其中的某个环节，虽然这存在于一条前后相继的链条上，也免不了有人产生“他们是猜忌而我不是”，“我是合理推断或归纳”这样的想法。
不谈“公共猜忌”，在私人生活之中，猜忌也已经熟练、复杂，且影响深远了。
2. 猜忌是对生活性质的彻底改变
2004年，蔡依林有一首很火的歌曲，叫做《爱情三十六计》，在那个时候，将爱情当作游戏还是个有文学性的比喻。短短16年后，将亲密关系，尤其其追逐期当作具有“游戏本质”，就已经是严肃结论了。
不管是PUA，还是反PUA，还是女性方向的亲密关系经营理论如ayawawa，或是一些与她几乎完全类似，但在智识和表述上品味较高的其他鼓吹者，都已经严肃地将社会中的追求行为当作实质性的“游戏”，并用庸俗的行为心理学和博弈论炮制整套理论和技术。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发现猜忌不是一个“小质疑”，一个“片段的想法”，猜忌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对一件事的理解，改变着一件事的根本性质。
当我们说“追求是一场游戏”时，我们实际上在说什么呢？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发现猜忌的一种本质。
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公共场合一位醉汉一面说着“我要打你”一面向你走来的时候，我们没什么可猜忌的；但公共场合一位陌生人一面说着“有个一起赚钱的机会了解一下”一面向你走来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猜忌就启动了。
亲密关系也一样，当两个人破口大骂要分手的时候，一般没什么可猜忌的，但反而对方海誓山盟之时，猜忌就启动了。
因此，猜忌的结果是“事情糟糕的可能”。
这看上去像是废话，但其实内在蕴含着猜忌的“质”的区别。博弈论中的关键区分既是“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最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共同获益的博弈，和利益必定此消彼长的博弈。
不管在亲密关系还是在公共环境中，若人们保持信任，认为可以求取共同获益，那么这个时候，博弈的问题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若猜忌打破信任，认为利益必然冲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游戏”的本质，博弈的问题就是谁受到伤害的问题。
因此猜忌实际上是将可以取得共同利益的问题变得针锋相对，猜忌并非带来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瑕疵”，猜忌彻底改变了生活事务的根本性质。
男女双方达成共同价值和共鸣的追求过程，在PUA看来，成为了必然通过贬低和伤害女性的游戏，在反PUA看来，变成了需要追求者付出巨大成本的承诺的游戏。
在公共事务中，寻求共识、弥合冲突的公共理性变成了欲求对方彻底的消灭，通过赢得舆论战也罢，举报也罢。
国家与国家间也一样，如同1929年的大萧条，对每个国家都有好处的币值稳定，成为了“谁不率先贬值，谁就受害”的猜忌游戏，最终导致二战的爆发。
猜忌不是生活信任的瑕疵，不是人与人依然合作，只是更加谨慎。
猜忌是对人与人秩序的根本改变，是从可以合作，到拒绝与猜忌对象合作的一套意识形态。
3. 猜忌为何必然呼唤利维坦？
这是上一次内容中，有读者认为逻辑上存在跳跃之处，沿着上面的论述，我可以把上次的这个论断完善，其中包含一个很关键的理解。
猜忌改变私人或公共生活的合作本质，让生活成为一个丛林游戏，强者自然为王。
但有意思的恰恰在此处，学PUA的男性认为自己是两性游戏的弱者，因而才需要使用这么一套技术，反PUA的女性认为自己是男性欺凌中的弱者。
面对所谓“小粉红”，一般网民认为自己是国家机器下的弱者，反过来面对“精美精日”，一般网民又认为自己是西方资本主义秩序下的弱者。
在网上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亲密关系游戏论”公众号，鼓吹一种ayawawa理论的精致版本，将亲密关系划分为“高能量者”与“低能量者”相处的零和游戏。
我的一位好友辗转打入其微信群内部，观摩了他们的诸多讨论。我便问她，微信群里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高能量者”，多少人反之。
得到的答案是，凡接受此理论者，不论男女，皆认为自己是“低能量者”，抵御着可能来自“高能量者”的伤害。
我还未遇到好猜忌且认为自己是强者的情况，但凡猜忌启动，自己总是弱势的一方。
小到两性关系，大到宇宙级的“黑暗森林法则”。在这个情况下，认为自己是危险而必定要输的人，自然渴望外力的介入带来公正。
在这种猜忌里，要么悲观绝望，呼唤灾害彻底洗牌，要么呼唤利维坦。
4. 危险与紧张驱动着猜忌
既然猜忌中，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弱者，其实逼迫着他们作出猜忌的，是无时不刻收到伤害的不安情绪。
在这样的情绪下，有如下的猜忌形式：
要么是猜忌动机，对方虽然表达出合作的意愿，但其目的依然是伤害。对于官方的过于紧张既是如此，官方的任何政策、申明和举动，背后都是为了编织一种更大的伤害。
要么是猜忌行为，对方看上去自然而然的反应，其实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来源和技术，是另外的目的和意涵。例如各式各样的”PUA“，大略就是指向人们言不由衷，他们言行的目的，绝不是其表面展现的样貌。
要么是猜忌存在隐瞒，在一切可见的行为之外，一定有不利和伤害的事实还未揭露。例如最近外交部对美国的猜忌，认为其”欠我们一个解释“，就是认为疫情另有隐情。当然亲密关系中的出轨焦虑也大多指向这样的猜忌。
甚至是非人格化的，对风险的夸大和紧张。认为小区中的武汉人、韩国人、医护人员将带来健康的风险；认为食用野生动物必将导致下一次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是这样的猜忌。
最终是彻底的猜忌，弥散性的，即发明一种彻底的否定逻辑，一切沾染了它，都不可信任。
如最开始我们举的例子，结构化性别压迫解决前，一切男女关系都在阴影中，包含着对女性的压迫。
写到这里，你应该紧张，你会发现，猜忌几乎成为了我们与身边人的关系，我们所在群体与其他群体间关系的基本理解方式。
而在这个理解之下，无处不在的”风险“成为了我们最紧张的要素。
揭露对方的动机，揭露对方言行后真正的目的和价值，揭露对方隐瞒的事实，揭露对方带来的风险，揭露一种结构性的根本问题，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你在朋友圈能够看到的大部分内容。
除此之外，便是彼此的指责。在以上诸种猜忌的佐证下，当下的问题是对方造成的。而对方又故技重施，将问题推回来。
所以梁文道先生前两天认为抵抗“阴谋论”的方法是“奥卡姆剃刀”的逻辑，我看未必。
虽然奥卡姆剃刀的道理简单明了，但如果不是内心有充足的安全感，谁又能够安心接受“简单的事实”，而忍住猜忌的巨大诱惑呢？
猜忌既然指向风险，那么只要不安全，风险存在，猜忌就存在，阴谋论就存在，不管其兜一个多么大的圈子，人们依然相信阴谋。
5. 猜忌文化中的景观
猜忌改变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性质，当然会继续推进人们的行动，形成一种文化。
这尤其体现为如下的两种互联网舆论：
一方面，人们爱听阴谋论的坏事实，否定一切明了的好消息。
何种说法更好地证明“危险”存在，便更容易相信什么样的说法。一切好消息大都不过是另一个猜忌的开端，我们简直对“危险”和“坏消息”着迷，即便是捕风捉影的猜测，也无法接纳简单的好事实。
另一方面，阴谋论成为我们解释任何“伤害”的方式。不管那是生活中的问题，还是网络言论，只要我自己不舒服，就可以猜忌这是由他人的问题造成。
不管归因于他人要绕一个多么巨大的圈子，一点不符合“奥卡姆剃刀”，个体依然愿意相信此种“猜忌”。
这也是老话一再提醒“忠言逆耳”的缘由，因为一旦“逆耳”，在今人来看，对方必有可猜忌的要素在背后，任何互联网内容中一点“逆耳之音”，立即引来铺天盖地的猜忌，昨日“回形针”视频再一次印证了这样的观点。
因此“猜忌”成为了对“逆耳感”最佳的解释，这样会可惜地导致，猜忌的反面，轻信的构成。
所有“逆耳的”都值得猜忌，而所有“顺耳的”都值得信任。
因此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充斥着令“同温层人群”读起来舒适万分的爽文，它们绝大部分是对他们憎恨对象的批判或分析，这些文章每一句话充满着令你“深以为然”的道理和事实，让你激动或落泪。
高喊着“批判思维”与“独立思考”的现代人，在猜忌的逼迫下，最终成为“顺耳”与“逆耳”的奴仆。
互相锁死封闭在自己的文化内，偏见和猜忌被一再强化。
自省的声音几乎在互联网绝迹，而互相指责不绝于耳，这就是猜忌文化的结果。
因此，就如蔡依林所唱，在这个猜忌游戏里“见招拆招才重要”。
猜忌里互联网“笔会”不断，方方写日记，“中学生”猜忌着方方并炮制批判文章，我们继续“见招拆招”炮制文章批判着“中学生”，这件事还可以继续，双方不断指出对方的动机、言不由衷、隐瞒与其危险，背后巨大的结构性压迫。除了留下更深的隔阂与撕裂，什么都不会得到。
“揭露真相”的文章最受欢迎，“深度分析”刺激着大家寻求猜忌的神经。现代人本就从一个积极的“实践者”首先退化为笛卡尔意义上的“真理探求者”，现在进一步退化为“阴谋揭露者”。
真实不再存在，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戳穿对手的所有飞扬的泡沫。
至此，寻求合作、和解，带来改变的努力彻底式微了。我们戳穿一个又一个阴谋，揭露一个又一个隐情，却丝毫没有去伪存真，更加信任，反倒离真实越来越远，直到每个人丧失信念，深感“人间不值得”。
谁在猜忌文化中存活呢？自嘲者，虚无主义者，谁都不信，谁都不支持，一切都无意义，这个立场成为了双方唯一可以和解的场域。
或是真小人，摆明为了伤害而来，不留下猜忌的空间，这解释了为何抖音上，有如此多直率的自证自己是“渣男”或“渣女”，并以此为荣。
6. 猜忌的解除，恰恰在猜忌的合理性中
上面的论述里，猜忌像是一头恶兽。其实说起来，猜忌是我们的保护神。
猜忌是人的想象力和自由意志延伸的必然结果，试想“三鹿事件”爆发时，若在当时，对其他国产婴幼儿奶粉抱有猜忌，难道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吗？若当时谁要是不猜忌，依然给自己的孩子继续食用，恐怕才是不够谨慎吧。
我不觉得猜忌天然不合理，对我们的生活无用。人懂得想象，会计划，必然会猜忌。我们当然不可能彻底根除猜忌，那是圣人才能做到的。如果某种直接针对你的伤害已然发生，因此衍生出的猜忌当然是合理的，我想这样的猜忌没人会觉得过分。
但我也想说，很多人即便面对他人的伤害，尤其是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中，依然能够做到不猜忌，对他人给予信任。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甘地的遇刺，在被极端信仰罗摩神的原教旨印度教恐怖组织RSS刺杀时，甘地留下的最后两句遗言，均是对刺杀者所说。一句是“孩子，你太傻了”，意指刺杀者被人利用，第二句是“啊，罗摩神啊，为他祝福吧”，一边说，甘地一边比划着宽恕刺杀者的手势，意指他一定会悔改。
在过去的语境里，这是令人极端动容的场面，在今天的语境里，这样的例子会显得虚伪或“圣母”。当然如果你去到知乎，针对甘地的“猜忌”卷帙浩繁。
但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摆脱“猜忌”和“阴谋论”的方法，即我们实际上将包容和信任当作我们最终的欲求，意识到包容和信任和必要，因此抵御着自己猜忌的冲动，反思着猜忌的行为。
积极以言行弥合，而非继续制造分歧。就这么简单，在亲密关系中，在网络的敌我关系中，停止猜忌，真诚地达成理解。
尾声：如何实现福柯的“保卫社会”？
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是无论什么立场的人都喜欢引用的话，以此证明他们的言行乃是为了“保卫社会”。
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回溯在二战结束后，福柯这次重要的反思。
福柯敏锐地发现，随着战争的国家化，我们认为根本冲突是国家间的战争，例如二战，但其实真正驱动国家战争的，还是被遮蔽的社会中实际的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私人战争”。
即瓦解社会的，是自古以来的种族斗争的张力，在18和19世纪的两次变形。
在18世纪其表现为在欧洲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在19世纪，表现为阶级斗争拾起种族斗争的话语，在社会内部构成二元冲突。
而在世纪之交，借由互联网技术，我们似乎正在经历其第三次变形，表现为“种族斗争”形式彻底成为一种技术，可以渗透进入各个领域，各个话题，立即依靠猜忌链条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立。
如此看来，我们进入了威胁社会的“私人战争”的终极形态。
因此“保卫社会”绝对不是指消灭敌人以保卫社会，而保卫社会免于“敌我分辨”与无处不在的“私人战争”的威胁。
保卫社会的意涵，便恰恰指猜忌的止息，私人战争张力的下降，与包容和信任的重新降临。
我们首先得希望这一切“猜忌”停下来，停止互相指责和攻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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