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驴”:当女人开始为难女人
2020-05-12 19:40

“婚驴”:当女人开始为难女人

昨天(5月10日),papi酱诉说成为母亲的辛苦的微博引发了一个博主前言不搭后语的感叹:

 

papi酱生娃过后变得好疲惫啊,但是孩子还是随父姓。

 

随后,话题很快脱离“冠姓权”的范畴,转到人身攻击。从指责papi酱独立人设崩塌,到攻击她尽管事业成功,还是“婚驴”,扛起了丈夫这个“大鼎”。

 

普通人也难逃一骂。几乎于此同时,一个普通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出嫁时和母亲依依惜别的合照,同样涌入了很多戾气满身的陌生网友,且其中大部分为女性:

 

如果要给这张照片取名字,我只能想到——送刑;

养殖户泪送生猪出栏,屠宰场喜迎银货入库,横批——现买现卖。

 

在被震惊的同时,有必要向第一次听到“婚驴”、“大鼎”、“胎器”等侮辱性词汇的人,解释一下它们的含义和出处:

 

婚驴:指向“驴”一样干活拉磨,比喻那些家庭付出比男方更多时间、精力、物质的已婚女性,后泛指所有已婚女性;

 

大鼎:与女性相对,泛指所有享受婚姻红利的已婚男性;

 

胎器:原来为男性群体用来嘲笑已生育的“同妻”,后来泛指所有已婚已育的女性。

 

我们试图从各种搜索引擎中追溯这些词如何诞生,但具体出处已不可考。目前最早见于去年10月,某微博博主将已婚女性称作“上门驴”。

 

而这些词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他们把婚姻家庭作为剥削女性唯一的敌人。“不婚不育保平安”、“再不努力将来是要结婚生子”的口号早已喊过很多年。但在把男性当作剥削女性自由和健康的罪魁祸首后,他们开始将仇恨带入女性内部,粗暴地将婚育作为划分女性的唯一标准,未婚未育的是女性,已婚的女性就是“婚驴”、“婚奴”、“胎器”。

 

而这些账号关注久了就会发现,他们总有办法把女性内部的愤怒、仇视转化成自己商品的购买力

 


隐秘的厌女症


 

有许多人将上述激烈攻击已婚已育女性的人归类为“激进派女权”,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走向了平权的反面——厌女。

 

激进派女权主义的概念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家庭被解释为剥削妇女的主要形式。女性的怀孕和当母亲给她们带来了“消极”影响,阻碍女性的“解放”。 

 

而先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意在指出: 



所有压迫形式中最初的模式就是令人压抑的男女制度。妇女解放是首要的,因为只要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其它改进注定要失败。

 

也就是说,激进派女权主义者将矛头指向“制度”,绝非弱势的单一个体



而法国女性主义活动家安托瓦内特·福克在《两性》中提出,将生育看作拖累而追求平等是十分危险的,它将生成一种隐秘的“厌女症”,导致女性的自我厌恶。 

 

1965年,日本作家小岛信夫的《拥抱家族》,描写了一个出轨的母亲时子。江藤淳在《成熟与丧失》中直接提出:对于“母亲”和“妻子”的身份,时子感到厌恶。而女性的自我厌恶,是所有生活在近代产业社会中的女性的普遍性情感。

 

男人的厌女症,是对他者的歧视和侮辱。因为男人不必担心会成为女人,所以可以放心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歧视。

 

但女性的自我厌恶表现形式就更为微妙

 

在上野千鹤子《厌女》中指出,女性的厌女症方式是把自己当做女人中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

 

为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成为 “女强人”。被男性群体当做 “名誉男人”。


这种厌女倾向常见于各种热播剧。《都挺好》中,因为上一辈重男轻女而痛恨自己女性身份的苏明玉,最后靠自己事业上的成功来摆脱这种对弱势地位的厌恶。

 

另一种是自动退出 “女人”的范畴,从而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即 “丑女”政策。例如,那些在婚恋市场上受欢迎的女性,总是被叫做“妖艳贱货”。

 

显然,将已婚已育女性成为“婚驴”和“胎器”的就属于后者,且对女性的恶意更深。她们手动在自己与已婚育的女性之间做了划分——将(未婚育)己称之为女性,而除此之外的女性,就都是“他者”,甚至把她们开除出女性身份,代之以动物形象和器皿


他们默认自己是单性别的、有丝分裂的、不孕的。


上野千鹤子曾说:

 

在性别二元制的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之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下,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但她大概没有想到,许多年后,这种对女性的恶意已经具象地展现在了所有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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