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没有夜市
2020-06-18 11:30

深圳没有夜市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作者:赵小南,编辑:南七道


深圳有夜生活。在深圳,可以在购物中心咖啡店坐到深夜,能在凌晨找到烧烤店子,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更是数不胜数,这是一座不夜城。但深圳很少有夜市,那些由小摊小贩组成的集体夜市,这在邻近的广州、香港随处可见,但在深圳却屈指可数。

 

50岁的张大爷,在深圳摆摊超过20年了。他在龙岗区细靓村卖荆州锅盔,一个梅干菜锅盔只卖3元,有固定门面的连锁品牌,同类型锅盔11元一个。在房价飙升的深圳,餐饮从业者要活下来,关键是控制租金成本。很多小贩选择了街边摆摊,由于没有成行的夜市,他们只能流动性经营。


深圳西乡盐田步行街(赵小南摄)


尽管不用承担高昂的租金成本,但小贩要应对城管。张大爷经营20年,他的摆摊史就是和城管的斗争史,“城管第一次来就让你走,第二次来就把你的摊子没收了。”去哪里摆摊要看城管巡查情况。像他这样的小贩还有很多,他们游走在深圳地铁出入口或城中村。但深圳很少有摊贩成群的夜市。严格意义上来说,深圳没有夜市生存的城市基础。

 

中国和国外多个城市的夜市,都是坐落在在当地历史悠久的老街,甚至会成为城市的一个景点,游客同时可以观光和消费。西安、洛阳、台北、日本京都等都是如此。繁华的夜市,对其它街道形成了示范和拉动作用,越来越多的街市形成当地特别的夜市文化。

 

在深圳政府官方网站上,深圳定位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北上广比起来,深圳很年轻,建市只有40年左右。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图画。”根据深圳市规划国土资源委员会的资料,深圳是东西走向的狭长的地形。1982年提出总体规划图“规划了中轴线、方格路网。整个城市采用组团式的布局,形成带形城市工业区。”

 

这样规划的好处就是,极大地提高了深圳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效率,避免了重复建设和浪费。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这样规划的弊端也逐渐暴露。

 

王富海在深圳经营着一家城市规划建筑公司,也是一名城市研究专家。他在《从规划体系到规划制度——深圳城市规划历程剖析》里指出,“在编制内容上,控制性详细规划过分追求‘可操作性’和成果的速成,只求满足开发建设的基本功能,对规划一贯追求的城市美学和人的行为环境极少涉及,基本抛弃了规划的综合性、系统性和滚动性等原则,造成城市景观的混乱,城市特色的流失。”

 

市民也批评深圳的城市建设“有建筑无空间,有单体无群体,有道路无街区,有空地无环境”。换句话说,深圳有的是大马路、大高楼和大商业,但没有小街道、小市民和小商贩。也就是说深圳缺乏生活气息和人文关怀,而这是夜市能形成的文化基础。

 

这样的规划思维之下,深圳出现了宽阔的深南大道和滨海大道,出现了繁荣的天安数码城、南山科技园,出现了高端的香蜜湖和华侨城等各种商务中心和高档小区,但极少有适合宵夜或者夜市形成的街道。

 

深圳市区的上下沙和白石洲等城中村,曾经存在少量夜市。但随着新的规划和旧改,这些存量的夜市也逐渐消失了。深圳流动摊贩成了散兵游勇,无法集中到某个街区,夜市无法集聚,更无法形成气候。

 

中国城市规划的最大问题,在于过于关注发展,尤其是关注经济发展、交通便利和环境卫生,但缺少对人的关心。国内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重要差异,是人口结构。美国是中产阶级居多的橄榄型,而我们是底层居多的金字塔型。城市建设要给大众留出足够多的生活空间。通俗的说,城市规划是为人服务的。城市规划既包括生产也包括生活,前者是商业经营和城市经济建设,后者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乐等。

 

夜市和摆摊能提供更多就业。中泰证券一份研报指出,截至今年3月15日,个体工商户已经达8353万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67%,能带动2亿人的就业。其中大量个体户就是以摆摊的形式存在的。这也就意味着每增加一家个体经营户,差不多就能解决2~3个人的就业。

 

在西乡盐田街道的王大妈,摆摊超过6年。之前在一家服装厂上班,长时间工作使她眼睛昏花,腰椎劳损。在侄子介绍下,开始在宝安区盐田夜市街摆摊。王大妈称,之前每年能挣10万元左右,收入远远超过了打工。而摊位租金从几百元涨到了1500元。

 

王大妈所在的盐田夜市街,是深圳为数不多由摊贩组成的夜市。盐田夜市街前半部分是各类小吃,后半部分则以服装饰品为主,包括贴膜、美甲等服务。有人甚至会专门开车来这里宵夜。

 

王大妈这样的案例,在深圳是极少的个案。夜市很多时候被归为 “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是否存在占道经营、马路市场和流动商贩,曾经是一座城市能否列席文明城市的重要测评考核内容。在文明城市参评压力下,多个城市会限制摊贩的发展,深圳也不例外。

 

但另一方面,宝安盐田夜市街提供了一个模板,摊贩管理也可以正当化,无碍于市容市貌。房租同样昂贵的新加坡、香港,在规划和法律上为摊贩管理提供了示范。

 

对于新加坡来说,摊贩文化已经是这个国度的重要符号。2019年新加坡曾递交申请,将该国摊贩文化,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新加坡也曾被摊贩所困扰。1968年,新加坡开始对摊贩进行管理。1971年,政府推出设施完善的小贩中心,低价租给小贩。新加坡平均5.6平方公里,就会设置一个小贩中心。

 

新加坡目前有超过100个小贩中心,超过6000个摊位。甚至有两家摊贩美食进入米其林美食榜单,这也是米其林首次收录小摊贩。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来对小贩实施监管。

 

在香港,固定和流动摊贩都要领取牌照,截至2018年12月底,香港市区共有4942个固定摊位(不包括临时小贩牌照)和184个流动小贩牌照。摊贩面临困难政府也会提供资助。疫情期间,香港政府出台摊档的资助计划,一次性可以获得5万港币的资助。

 

“过去百多年来,街头贩卖一直是香港的生活特色之一。”维多利亚港湾和街头小贩,共同组成了这座大都会的美妙风景。街边食肆不会有碍于这座城市的市容,反倒为之增添别样魅力,使东方之珠更具人情味和烟火气。

 

正常城市的社区模块应该是混合型的。城市建筑学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特别举了一个曼哈顿的例子,说明丰富的元素才能组成有活力的城市。纽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曼哈顿则是纽约的中心,联合国总部和华尔街都在此地。

 

在曼哈顿中心的上端,原来的规划是银行、金融公司、律师事务所、政府单位等核心机构。但是曼哈顿城市规划过于偏向生产,忽略了配套生活,各种公司开始逐渐转移到曼哈顿中心与郊区的中间地带,因为当地的结构和城市元素更加多元化,逐渐发展成了新的中心区。当地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也着手开始调整和优化。

 

这样的案例,对深圳等中国城市同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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