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叙利亚地下酒吧、战争废墟和伊斯兰国控制区
2020-07-27 10:27

我去了叙利亚地下酒吧、战争废墟和伊斯兰国控制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ID:story_fm),讲述者:刘怡、李亚楠,主播:寇爱哲,文字:爱哲,头图和配图均由讲述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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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 1944 年独立,从 1970 年开始,它就一直被阿萨德家族统治。终于在 2011 年,一场民众的抗议示威升级成了武装冲突。叙利亚内战爆发。


叙利亚内战至今已持续了 9 年,导致超过 37 万人伤亡,而且还有数百万难民不得不放弃家园,逃往国外。


虽然叙利亚被战争摧残了九年,我们也因此经常在新闻里看到这个国家的名字,但我们对叙利亚并不了解,很少有中国人真正近距离观察过。


今天,故事FM 就请国际记者刘怡和纪实摄影师李亚楠来讲一讲他们三次前往叙利亚的经历。


刘怡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曾经做了近十年的战争史研究。所以他特别喜欢往伊拉克之类的中东国家跑。


但是战争状态下的叙利亚一直比较危险,也很难进入。直到 2017 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下,重新巩固了对首都大马士革和周边地区的控制。刘怡觉得,到了可以去叙利亚的时候了。所以他找到了也曾经多次前往中东的摄影师李亚楠。


2017年,第一次进入叙利亚 


2017 年 8 月份,刘怡和李亚楠一起出发,抵达了叙利亚西边的邻国黎巴嫩。


为什么先到黎巴嫩呢?因为当时还没有办理叙利亚签证的公开渠道。而刘怡能打听到的周围的朋友里,最近一次去过叙利亚的都是 2012 年的事儿了。


所以他们打算先过去,到叙利亚的边境碰碰运气。


刘怡:叙利亚的签证程序其实并不复杂,但要求有一个本地人担保。一家中国医疗企业的代表,介绍给了我们一位住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边境线上的担保人。


这个担保人一开始就问我们有多少人,要停留多久。我说我们就是游客,来逛一逛。然后他说,行,我可以帮你们提供担保,每个人给我五十美元就行了。但是他随后又多问了一句,你们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我当时想,我至少也得给人家交个底,我就告诉他我是个记者。他想了想说,记者的话每个人得再加两百美元。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要是在这儿被政府军当成间谍抓住了,你只是驱逐出境,但是我要蹲监狱,他们要枪毙我的。我冒着枪毙的风险帮你们担保,一个人多收两百美元算多吗?我说,不多。


后来第二次去叙利亚,找他做签证担保,也基本是这个价格。


李亚楠:我们进到大马士革城区之前要翻过卡松山,从山上往下看是一片一马平川的坡地。干瘪,惨白的阳光直射下来。城里面低矮的楼房泛着土黄色,远远看起来很整齐,每个楼顶上都放着一个储水罐。街道并不宽阔,种了一些树。看起来实在是太中东了,正儿八经的中东腹地城市。


■ 从酒店看大马士革  图/李亚楠拍摄


刘怡:在大马士革的东郊,有一个地区叫东古塔。那是内战爆发之后,反政府军在首都近郊形成的最大控制区。它从 2013 年 2014 年开始,就被政府军包围,但是包围圈可能有十万平方米,里面还有一万名左右的反政府军武装人员。


我们在大马士革的一个多星期里,都住在一个叫 Sham Palace 的酒店,翻译过来是沙姆宫,顶上有个旋转餐厅。我每天早上七八点起了床,在餐厅吃饭的时候,看城里面哪个方向在冒烟,就知道反政府武装的迫击炮弹今天大概打在了哪里。 


这个酒店在叙利亚国民议会大楼和中央银行总部附近,在周边能看到 2012 年内战最激烈时留下的种种痕迹。当时反政府武装已经攻到了市中心,很多公共建筑物上都留有机枪子弹的弹孔,还有爆炸造成的损坏。当时在国防部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一个叛变的军官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弹,把阿萨德总统的姐夫,也就是当时的国防副部长炸死了。


通过那些痕迹,能推断得出,在 2012 年的夏天,叙利亚确实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叙利亚人


李亚楠:叙利亚阿拉伯人真的是阿拉伯人的希望,全部都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和他们相处很舒服。我在跟他们接触时,感觉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级的社会。外界对叙利亚的印象都是战火纷飞,惨不忍睹的,从祖国逃离的叙利亚难民也被刻画成犯罪分子,但真正的叙利亚人真的是特别好。


当时东古塔那边还在打,每天象征性地互相发那么十几二十枚炮弹,但是大马士革城里秩序井然,该上班的上班,该堵车还是堵车。当时战争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就跟两个人隔着一条峡谷对唱山歌一样。


人们对战争的想象都是各种惨不忍睹,但其实再艰苦的环境,人还是会饿,就得吃饭;人也会困,要睡觉。这就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所以在叙利亚我感触特别深的一点:不管双方打成什么样,正常人还是要生活。


刘怡:我们当时雇了一个当地向导,他是大马士革大学的新闻学硕士,当时还在申请博士,会好几国外语,非常聪明。他打扮很西化,当地阿拉伯人会穿袍子,但是他永远都是牛仔裤,跟欧洲的年轻人穿着打扮差不多。


我当时问向导,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做难民?


他说,很简单。我到德国去了,我能干什么?我能当个卡车司机?或者开一个小店卖土耳其烤肉?这是绝大部分去了西欧的难民的最终出路,我们只能从事这种低端的体力劳动和服务业。但我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留在大马士革,我跟你们这种国际记者打交道,我从你们那儿能获得一些对于我的专业能力的尊重。


包括你们付给我美元,在战时的大马士革有能力持续弄到外汇的话,其他人会愿意跟我交换一些社会关系和资源。我留在这里虽然有很大的危险,但是我还是想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所以哪怕天天头上过炮弹,我也愿意在这个地方呆着。


■ 大马士革的当地向导  图/李亚楠拍摄


地下酒吧


当时正赶上伊斯兰教的宰牲节,全国放假。在宰牲节的前一天晚上,向导说要带我们去一个好地方。他把我们带到了大马士革老城里边一个地下酒吧。


大马士革有人类居住的历史至少超过四千年,这种古城在地下水过度开采之后,最原始的建筑会沉降下去,在沉降下去的地基上,可能又会不断地复建。所以很多与前圣经时代有关的大马士革古迹,都沉降到了大马士革老城的地下。


向导带我们去的酒吧,就在这样的地下。


大马士革在内战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被封锁的状态。烈性酒属于奢侈品,只能定量供应。进到酒吧之后,我们可以领到两张票,一张票可以买一子弹杯的烈性酒。


地下室的场景,其实挺让我震撼。酒吧里空气流动不好,光线也不好,但是那些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全都挤在一块喝酒,跳舞。我甚至看到一个包着头巾,穿着黑色罩袍的姑娘面前放了一杯伏特加,跟周围的人聊天,一起抽水烟,抽香烟。


那是一个非常喧闹,又非常快活的地方。而与此同时,酒吧的上方,又会动不动地响起炮弹爆炸的声音。


在这么一个怪异的环境里,我当时就突然有点明白,1937 年到 1941 年,上海租界孤岛时期是怎么回事。


当时躲在租界里的上海人朝不保夕,他们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打进来。叙利亚的这些年轻人也不知道,喝完酒走在回家的路上,会不会就被炸死了。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他们可以抛却宗教戒律以及家庭的束缚,在一个可以纵酒狂欢的地方,过完今天,不想明天。


2018 年底,重返叙利亚 


跨年烟火


李亚楠:第二次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是跨年。当时东古塔包围圈被政府军拿下了,大马士革恢复和平。大马士革机场已经复航,于是我们 12 月 31 日就飞到了大马士革。我们猜想跨年会有庆祝活动,就直接去了市中心,多马之门那里。


进到老城之后,已经很有节日气氛,街上到处都挤满了人。


大马士革人已经有八年没有聚在一起,我能感觉到大家一开始都还是比较拘谨,害怕这个时候有一颗炮弹来了,那得死多少人呢?但是短短半个小时之后,气氛就开始热烈起来。人们开始自发地放炮,放烟花,有的人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就拿着枪往天上打。所有人都把手机的闪光灯打开,跟国内的演唱会一样,星星点点的光洒满了整个多马之门。


当时有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躲在妈妈的黑色长袍里。烟花在半空炸开,小女孩看着就哭了起来。


我当时在想她是为了什么而哭,是她没见过这种东西,还是太激动了,还是因为害怕。在这之前,她听到的所有带响的东西,可能要么是枪声,要么是炮声,她可能没有见过这种代表欢乐,代表庆祝,宣泄人们兴奋情感的烟火。 


■ 跨年烟火里哭泣的小女孩  图/李亚楠拍摄


刘怡:整个过程可能放了十五分钟的烟花,规模也不大,这个场景要是放在中国,甚至有些寒酸。但是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宣泄,意味着他们的生活终于可以回到正轨。我能明显感觉到,每个人都很激动。


叙利亚人渴望被认可


刘怡:叙利亚人很喜欢谈论一些不那么实际的事情,所有人都是特别好的历史学家。他们对一千年,两千年以前的事情比当下发生的要健谈得多,包括哪里是圣经当中记录的一个重要地名,哪儿发生了一个中世纪重要的宗教事件,每个人都能给你聊得头头是道。但他们对于自己当下的生活,对他们的政府,就很避讳,不愿意多说。


我记得 2019 年 1 月份第二次去叙利亚时,我们想去重访东古塔包围圈的废墟,结果在那儿被巡逻兵逮住了。


之后来了一个情报局军官,他英语讲得不错,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在叙利亚有这样一个传说:牛津大学有一个阿拉伯裔的教授,1978 年中国政府花费重金把他请到中国去,帮你们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纲领。在叙利亚大家都这样说,这说明我们阿拉伯人还是非常聪明的,只是我们没有好的条件施展。


从这种听来可能很荒谬的故事里,能看出叙利亚人其实有特别强烈的自尊心,他们很渴望别人去认可他们的文明。


被炮火摧毁的古城


刘怡:这一次旅程我们从大马士革出发,最北到达了阿勒颇,在那里住了快一个星期。在途中我们还经过了与内战初期关联密切的哈马和霍姆斯。


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这三座城市都是叙利亚的历史名城,尤其是阿勒颇,是人类最早的定居点之一,战前也是叙利亚的第一大城市。但这几座城市在战争中都经历了非常严重的损坏,像倭马亚清真寺这样的历史文化遗产,都毁于炮火当中。


李亚楠:到了阿勒颇和霍姆斯之后,我特别兴奋。我很喜欢那种画面,古老的城市,几千年的世界文化遗产,因为现代战争,被摧毁成了一座战争废墟。


落在城市里的一颗颗炸弹,自然又人为地把楼房炸出一种难以想象的形态。那些巨大的静默体,在我面前孤零零地立着,整个世界没有一点人气,光看着心里就直发颤。


所以当时在阿勒颇,我们本来只打算待两天,但是我一看那架势,就跟刘怡说,不行,至少得住四天。我得好好逛一逛,拍一拍。


那些废墟像经历世界末日后的遗迹,走在里面似乎能嗅到一些复苏的迹象,但是种种迹象又表明,这个地方很难复苏或者过程会非常缓慢。


■ 霍姆斯的战争废墟  图/李亚楠拍摄


男爵旅馆


刘怡:我们专门去拜访了阿勒颇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文化地标,叫做 Baron hotel,男爵旅馆。这个地方可能到目前都没有恢复运营。


这个旅馆兴建于 1890 年,是近代中东第一座欧洲式宾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由马祖里安家族的三代人经营。最近一个多世纪里,几乎所有跟中东有关的著名人物都曾经在这里下榻。


旅馆里有一个酒吧,墙上裱着一张纸,那是英国著名的中东探险家劳伦斯的欠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在这个地方居住,当时还有三英镑的酒钱没有付清。


然后,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这座宾馆写了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第一章。1920 年,费萨尔亲王在这个地方起草了叙利亚的第一份独立宣言。后来蒙巴顿夫妇、艾森豪威尔夫妇,包括丘吉尔,纳赛尔、赫鲁晓夫、萨达特,他们都曾经在这个地方居住过。


现在这个酒店住着一个老太太,讲着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她是旅馆的末代主人,第三代马祖里安的妻子。他们曾经是几十年的好朋友,2015 年结婚,2016 年第三代马祖里安就去世了。


老太太 1970 年代初在贝鲁特美国大学读书,之后一直在阿勒颇的一个国际学校里教书,教了几十年的英语和化学。


李亚楠:旅馆的咖啡厅很古朴,特别有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感觉。里面摆着墨绿色的皮质沙发,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灰尘在空气中呈现出丁达尔现象。虽然咖啡厅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但是我好像能看到这里曾经热闹的场面,那些欧美来的贵族、大人物们,在咖啡馆里抽雪茄,喝咖啡,喝红酒,聊一些跟整个世界都有关的事情。他们可能随便商讨的一件小事,对历史的进展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 在男爵旅馆里追忆往昔的老太太  图/李亚楠拍摄


刘怡:老太太讲了两件事,还挺可乐的。第一,她觉得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对于战争没有责任,因为她觉得他是一个医生,医生是不会杀人的。


第二,虽然她没有来过中国,但是她对中国有着异常好的印象。前几年为了帮助叙利亚重建,中国提供了比较多的物资,中国大使也曾经到阿勒颇来专门拜访她。这个老太太觉得中国的大使很有礼貌,很斯文,她问大使,中国有多长时间的文明史?


大使说,大概五千年。然后老太太觉得他也是从一个文明古国来的,这样他们才可以平起平坐。


李亚楠:我去拍战争废墟的时候,每天得走三四万步。在战争过后很多路都被毁掉了,根本没法按着地图走,所以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


城里每家每户基本都没人,门都敞开着。有的人家所有的陈列都没有变,炮火来了之后,他们可能没来得及拿走东西就离开了,生活就那样戛然而止。


有一些楼房整个都快被毁掉了,但可能有几个房间被地毯厚厚地盖住。那些屋子里住着人。有一些流浪者或者是是从外面逃难回来的叙利亚本地人,因为没钱,就用家里的地毯当窗帘,挂在外面遮挡阳光。


有一些房间里会挂着一些照片,有的掉在地上,被踩的全是脚印,有的已经被撕掉了一半。我看着那些家庭合影或者某个人的肖像照,那可能是某个人的父亲,某个人的儿子,我就感觉他们好像并没有离开这里。


然后我当时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肖像照片,在地上放着,我就用手机拍了一张。回来后还投了 iPhone 的一个摄影比赛。结果还真的获了 iPhone 全球摄影大赛新闻类的一个奖。


■ 李亚楠拍摄的这张照片获得 IPPA(iPhone Photography Awards)新闻类二等奖  图/李亚楠拍摄


第三次,去往伊斯兰国所在地 


刘怡和李亚楠这次从叙利亚回来,只过了一个春节,转身又第三次前往叙利亚。之所以这么赶,是因为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他们去到伊斯兰国的所在地。


伊斯兰国,简称IS,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了。在叙利亚内战的中期,这个遍布中东的组织趁乱控制了叙利亚很多地方,而它的核心就在叙利亚的东北部。


但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这个叙利亚的东北部呢,恰恰又是叙利亚最大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的聚居区。库尔德人一直有骁勇善战的口碑,在各国力量的支持下,他们不仅抗住了伊斯兰国的攻势,而且逼得伊斯兰国不断缩小控制范围。


这一次  ,刘怡和李亚楠就是要去库尔德人的控制区。


李亚楠:去完第三次以后,我对中东的好多国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国家都是得先知道哪些武装派别占领了哪些区域,表面上一个完整的版图,但其实分为好几片。


我们前两次去的都是政府军控制区,然后以幼发拉底河为界限,它的东北部其实就是库尔德人控制的北叙利亚,那一片虽然在叙利亚的版图内,但是从叙利亚本土是进不去的,得从伊拉克绕进去,或者从土耳其偷渡。


刘怡:2019 年 3 月份,我们去到了叙利亚的东北部, 那块也是伊斯兰国鼎盛时期的核心控制区。从 1 月份开始,库尔德武装对于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已经接近尾声,4 月份,伊斯兰国的哈里发国控制的最后一片“领土”被解放。


我在那儿雇了一个英国籍的伊朗人,也是一个库尔德人,他带来了辆面包车,一天的佣金是七百美金。他也是豁着命陪我们去干这事,价格贵一些也能接受。我回国之后有一些朋友,包括一些同行问我,在北叙利亚采访是不是很惊险刺激?


我说,我每天早上六点半醒过来,我想的都是我今天得付七百美元给他,怎么着都要去尽可能多的地方,看尽可能多的东西,根本没管什么惊险刺激。钱都花出去了,那肯定得花到位啊。


那个库尔德人把我们带过了边境,最前线是在代尔祖尔省一个叫奥马尔油田的地方。因为叙利亚是一个很小的产油国,它的油田就集中在代尔祖尔省,那个地方是叙利亚石油工业的中心,也是伊斯兰国最重要的财源。沿途到处都是被美军炸毁的油罐车。


李亚楠:拉卡还有一些小村子的战争废墟比阿勒颇,霍姆斯这种差远了,那些小村子说实话跟咱们拆迁的现场差不多,并没有很震撼的视觉效果。


但当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那些没有路的荒野里开车时,感觉很刺激。我们坐在部队皮卡车的后马槽里,在里面荡来荡去,轮胎扬起一路尘土。


我看见那些油罐,被炸瘪了,跟我原来在电影里看到的布景完全不一样。现在好多电影拍中东的战争就在摩洛哥取景,那边有成熟的电影产业,要武器有武器,要废墟有废墟,但跟真的比起来还是差点意思。


电影的布景太平均了,整个一条街都七零八碎,但真实的废墟里会有一些完好的房子,只是玻璃碎了,这种意外感才是真实的样子。


刘怡:奥马尔油田以前的管理处,现在变成了库尔德武装的军营,所有的国际记者都住在里面,当时可能有大概四五十人,以美国人为主。


库尔德人一方面需要国际媒体来报道他们对于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因为这是他们争取国际支持的一个重要事件,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自己的条件也有限,不可能照顾得太周到。所以那个地方就洋溢着浓厚的共产主义气息,很像我们的中学宿舍。


校验完文件后,我们就可以住下了,没有任何人来管我们,只是告诉我们每个房间住四个人。我们就挨个房去敲门,看哪个房间有空位子,然后从走廊里堆满的床垫里,拿出一条,往房间里一扔,晚上就睡在那儿。


床垫估计几年也没有洗过,枕头这些东西抢到了就有,抢不到就没有。我看了一眼厕所,没想到 BBC、纽约时报这帮人也会把厕所搞得跟地狱一样。


晚上大家点个篝火,坐在一块聊天。我们天天吃不饱,睡不好的。但在这里大家每天讨论和关心的问题很相似,去过的地儿也都差不多,阿富汗、伊拉克之类的地方。


■ 和国际记者们在一起。左一李亚楠,中间刘怡


伊斯兰国


刘怡:伊斯兰国通常会把一些已经受了伤,失去战斗力的武装人员,还有一些家属从控制区中送出来,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这样的人员流动特别频繁。 


我当时就去了一个接收伊斯兰国伤兵的现场,看到了很多外籍的伊斯兰国战士,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很年轻。他们很多也谈不上是多么狂热的宗教分子,来参战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很多人有些寻根心理,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阿拉伯裔的人,或者阿拉伯移民的后代,跟自己国家主流的种族是不一样的。


第二,伊斯兰国在 2014 年到 2016 年这几年,什么人都招。他们到很多地方招专业的技术人员和公务员,通过银行系统帮他们洗钱,还会招募很多石油精炼工业的工程师,帮他们炼原油。


在跟当地人聊天的时候,会发现伊斯兰国很多时候在北叙利亚进行的战争,其实非常荒诞。


北叙利亚有一个地方叫阿萨德湖,苏联在幼发拉底河上帮助叙利亚政府修建了一个水电站,叫革命大坝,伊斯兰国把它占领了。在此前的交战过程中,大坝上原本六台发电用的涡轮机,有四台损坏了,只有两台还能使用。


伊斯兰国打电话到大马士革,说,水电站承担北叙利亚将近一半的发电量,如果不把涡轮机修复,整个北叙利亚就要大面积停电,出于人道主义,你们也应该派人来修。


然后阿萨德政府就派工程师到伊斯兰国控制区,修复了两台涡轮机,水电站又开始运转。接下来伊斯兰国派人到北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还有政府军控制的地区收电费。告诉他们说,是因为我们伊斯兰国保护了革命大坝,才让北叙利亚没有断电,灯火通明,你们要是不给电费我们就把电掐了。所以库尔德人一直在给伊斯兰国交电费。


我有的时候觉得伊斯兰国很多的行事方式,其实更像是一个经济组织。


李亚楠:那次我们见证了伊斯兰国最后的投降。当时库尔德武装已经把伊斯兰国逼到了幼发拉底河最边上的一个小镇,叫做巴古兹。


库尔德人向他们喊话,要是决定投降的话,就坐上大巴、大卡车,把他们拉到几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做完集体安检后,把该送军事法庭送去军事法庭,该遣散的遣散。


我们随军就是想去安全检查点拍摄和采访他们在那儿的过程。一开始等了两天也没等到,最后准备放弃了。刚要走,领队就说再等一下,可能会有一批车要过来了。


当时天已经黑了,太阳马上就要落下去,天上映着晚霞,一排大卡车的车灯在平原上亮起,向我们这边开过来,荡得尘土满天都是。我当时就觉得,我靠,这也太西部了。


车队来了以后,大家都很紧张,在那静默地等大卡车开门。要看到真正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了,大家从来都没见过,跟看动物似的。那种心态其实挺不好。我想压制住人性本能的肮脏,让自己带入文明的视角,但是那种好奇和兴奋是难以抑制的。


卡车门一开,士兵拿着手电筒在里面照,我的眼神就跟着那束光在人群里面追。他们用手挡住光,我心想,这太像电影画面了。


然后他们开始往下抬伤兵,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拍摄采访。当时场面比较混乱,每一个人下来都会有好多记者围上去,有一些被采访完的恐怖分子,孤零零地坐在那儿,我就过去看看他们。


■ 库尔德女兵在给伊斯兰国的家眷做安检  图/李亚楠拍摄


当时有一个哥们让我印象挺深的,他的脚受伤了,走不了路,在地面上躺着。他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但是因为阿拉伯人都显老,他可能也就三十多岁。他穿着阿拉伯的那种长袍,破破烂烂的,身上很脏,留着大胡子,头上裹着一个头巾。


我当时离他只有半米远,我心想,这是个真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平常杀人都不眨眼的。我当时觉得,他像一只垂死的狮子。


他躺在那个地方已经没有狮子的那种尊严,那种霸气,一些被他平常捕食的小动物都敢过去嗅嗅。但是用狮子去形容他又不太准确,他达不到那种气质,也不应该用这种正面的,褒义的动物去形容他。


我看着他,在那儿拍了几张照片,他闭着眼睛。他们其实都特别不好意思,或者说惭愧,毕竟他们也知道自己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们也知道这些事,可能比较反人类。


■ 失去威风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图/李亚楠拍摄


其实他们投入这场战争也是有利益的,能拿到钱,而且他们也想创造自己所谓的理想国。人一旦投入到这种有理想的政治事业里,为了这个目标做的所有事情,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 


我当时问他一些问题,他不愿意说。他们已经不想再说任何话,他们已经被打败,随便任人处置了。


前后三次前往叙利亚,在战争废墟当中,在瓦砾堆当中,刘怡和李亚楠看到了一个中国人认知以外的叙利亚。


目前因为新冠疫情,叙利亚所有陆上和空中边境都封锁了,刘怡和李亚楠计划等疫情缓解后,再重返叙利亚,去西北部的伊德里卜省采访,因为那里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刘怡:有一个场景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大马士革的西边,有一个很小的游乐场,里面有个小摩天轮,我当时想找人聊一下。结果在那儿碰到了十几个小孩,差不多都六七岁左右。


他们看到了我跟李亚楠想和我们聊聊,可能又有点不太好意思,他们就举行了一次民主会议,最后派了一个代表过来,很斯文地给我们鞠了一躬,然后问我们从哪里来,第几次到大马士革来之类的。


我跟李亚楠说,你要知道,这些小孩他们会害羞,而害羞在这种国家就是文明的一个标志。


因为我 2016 年去过伊拉克,当时在巴格达闹市使馆区附近碰到好多小孩踢足球,我就想找几个人过来聊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有一个小孩先把我手上的塑胶手环撸下来,他在试探我对他们的这种行为有没有不满,下一步他们就开始撸手表。他们的试探特别有技巧,而且绝对不是第一次这么干。


伊拉克从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就受到制裁,好多学校关闭了。经过了可能三十年左右的冲突,教育体系崩塌之后,小孩子变得不那么文明,但在叙利亚的这些小孩身上还看不到这种东西。


叙利亚从 2011 年爆发冲突到现在其实不到十年,在战争中出生的这一代的孩子,现在还在上小学的年纪,而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他们可能在战前就受到了教育。


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冲突超过十年,到了十五年,二十年,也许我见到的这些非常羞涩,非常斯文的孩子,也会变得像伊拉克那些要手表的小孩一样。这让我很难过。


■ 大马士革羞涩的小男孩  图/李亚楠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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