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导致穷人陷入堕落的恶性循环的力量，同样也是促进富人进入良性循环的力量。如果为了谋求未来更大的回报而牺牲眼前的利益，对于你来说显然是更好的选择，那么你很可能处于一个诚信投资能得到回报的环境之中。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熊易寒，题图来自：IC photo
贫困的地心引力
有时候，我们感觉贫困像是一个强有力的磁场或者黑洞，一旦掉入贫困的陷阱，便很难摆脱？是个人的特质造成的，还是环境、制度或结构使然？
一种观点是关注个体的能动性，穷人是懒惰的，没有责任感或者不够聪明；或者穷人有着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不能促进他们拥有诸如努力工作、诚实守信、自力更生等“中产阶级价值观”。依据这种观点，必须通过奖励措施驱动底层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佩恩提醒我们注意：穷人的行为其实由更为急迫的动因所驱使。因此，他们会试图用手头最好、最短期的危机管理方式去处理这些日常危机。
美国社会活动家Barbara Ehrenreich《我在底层的生活》一书，可以作为佩恩上述观点的最佳佐证。1998年，Barbara伪装成一个只读过三年大学、急需工作糊口的离婚白人妇女，在3个不同类型的城市各工作一个月。她尽量寻找薪水最高的低技能工作，希望薪水足以支付廉价住所的房租。Barbara发现，即使身兼两份工作，薪水仍不足以支付房租。毫无疑问，Barbara的个人能力和工作积极性并没有因为“卧底”而降低，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社会精英进入底层社会之后，也会变得举步维艰。
另一种观点认识到，收入不平等和遗传性劣势等系统性因素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在贫穷成为常态的地方，贫穷很容易代代相传；但他们经常过于低估个人决策在人们命运中扮演的角色，从而陷入一种“宿命论”的悲观论调。虽然贫困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但任何结构都不可能脱离行动者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就无法观察到向上的社会流动。
佩恩指出，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种是投资未来的“慢战略”；另一种方式是“快战略”，“快速生活，早早死去”。心理学家Jay Belsky发现：在充满压力或无秩序的艰苦环境中长大的女孩，会更早地生育小孩。当预期寿命降低的时候，女性的生育年龄也会相应降低。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快战略”，在极端不安全的环境下，如果穷人不急于结婚生子，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结婚生子。
穷人未必不知道“长期投资”的重要性，而是因为“等不起”或“等不到”长期投资的回报。一个穷人可能辛辛苦苦通过打工攒了一笔钱，准备用于学习某项技能；然而，他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厄运，譬如父母亲得了重病，自己失去了工作，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他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前功尽弃。中产阶级以上人群之所以能够进行长期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远远高于穷人，可以立足长远，静候花开。
贫困绝不只是带来相对剥夺感。贫困还意味着被排斥感，一种无法参与其中的羞耻感，譬如因为没有一双球鞋，你可能无法参与足球比赛；因为缺乏必要的财力，你可能无法参与社群的礼物经济，缺席各种红白喜事，于是成为社群里的边缘人。贫困还意味着丧失对生活的支配感，正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对于真正的穷人来说，“短视”可能是一种生存策略。短期收益的风险低，而长远投资的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也更高。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来说，长期投资的风险是可以容忍的；而对于真正的穷人，他们无法承受这种风险，甚至根本就无力进行投资。
“贫困感”：社会比较的力量
佩恩直言：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出发，贫穷迥异于经济不平等。贫穷与一个人拥有和缺少的东西相关，而不平等则描述了金钱是如何分配的，标明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距离。然而，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贫穷和不平等却是交织在一起的。
社会比较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欲望的激发与满足往往与社会比较有关。一旦超越了温饱阶段，欲望与需要的界线就变得模糊。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我需要什么东西，而是因为我身边的人拥有这样东西，我就想要占用此物。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里，由于贫富差距小，对穷人来说，贫穷不是那么难以忍受的，因为大家都是如此；而在一个不那么平等的社会里，穷人会以富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参照系，即便实际生活水平相比过去提高了，他们仍然会心怀不满。
让贫穷与不平等交织在一起的力量，就是社会比较。一个人之所以感觉自己很贫困，是基于社会比较；而社会比较的过程会让这个人察觉和识别不平等的程度。不平等的程度越高，相当于社会等级的阶梯越长；而“贫困感”的强烈程度，取决于把自己放置在阶梯的哪一级，阶梯越长，而自认为所处的等级越低，“贫困感”就愈加强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困程度大大降低，但是有“贫困感”的人却越来越多，原来正在于此：中国社会的阶梯变得越来越长了。从1949年到1994年，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扁平社会：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层较为粗疏，社会阶层的类别少，阶层之间差距小。
1994年至今，中国社会成为一个“精细分层社会”，阶层划分越来越来细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清晰。精细分层社会的主要特点是：收入和财产差距扩大；阶层之间存在居住隔离与消费区隔；跨阶层的社会流动变得更为困难。社会分层越精细，就意味着阶梯越长，人们的地位焦虑和“贫困感”也就更为强烈。
研究者发现，穷人不仅更容易皈依宗教，也更容易相信阴谋论。其实，不是贫穷让他们如此，而是不平等让他们这样。单纯的贫穷并不足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智模式，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可以办得到：人们需要从宗教那里得到心灵的慰藉，也可以从“阴谋论”那里得到“确定性”答案。由于生活中面临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穷人比富人更渴望得到高度确定性的、笃定的、唯一的解释。
为什么不平等比贫困更可怕？
佩恩指出，不平等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而行为上的差别又会扩大不平等。人们在美国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做出错误选择的频率，比在加拿大这种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要高。这种导致穷人陷入堕落的恶性循环的力量，同样也是促进富人进入良性循环的力量。如果为了谋求未来更大的回报而牺牲眼前的利益，对于你来说显然是更好的选择，那么你很可能处于一个诚信投资能得到回报的环境之中。
经济学家 Anne Case和 Angus Deaton的研究发现，尽管在过去几十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死亡率都在稳定下降，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却上升了。死亡率上升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男性群体。
这个群体受到的伤害很大程度上是自虐造成的。他们死于心脏病和癌症的概率并不高，却往往死于肝硬化、自杀、慢性病以及麻醉剂和止痛药的过度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主观上的社会攀比。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流动性固化，意味着这一代人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代财富不及父辈的人，相对地位的下降让他们有着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高度不平等与高犯罪率、高压力相关的疾病风险和高度的政治极化相关。在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之中，底层为了维持生存，往往不得不从事一些灰色地带的活动甚或轻微的违法活动；更有甚者，在金钱的诱惑下铤而走险。穷人很难做到“延迟满足”，即一种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时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穷人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所决定的。
然而，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一书告诉我们，搬迁到更好的社区绝非易事；事实上，底层的人们能够维持住现有的住房，不被扫地出门就已经很庆幸了。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房租不应该超过其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然而德斯蒙德发现，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房租占到了他们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乃至更高，这不仅让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也意味着容错空间极小，稍有差池，譬如一次不明智的购物（在巨大生计压力下，穷人往往以一次性的挥霍来释放压力），就可能会让租客入不敷出，最后被房东驱逐。
驱逐的后果是严重的，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例如，为了找到新住处而耽误工作，被老板解雇，生活雪上加霜，更加无力负担房租。更可怕的是，被房东驱逐会成为不良信用记录，未来租房更加困难，甚至租金也更高。
从断裂的阶梯到合作的阶梯
“断裂的阶梯”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地方，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小；不平等也降低了人们的合作意愿，撕裂了组织或社群的团结。
薪酬的高度不平等降低了底层员工的满意度，但也没有提升顶层员工的幸福感。经济学家Matt Bloom基于对“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胜负情况的研究发现，薪酬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球队比那些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球队表现更差。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严重不平等会引起团队的不满，从而削弱团队合作。研究者还发现，主管与小时工之间的薪酬越不平等，小时工生产的产品质量就越低；底层员工会用磨洋工、偷盗产品、提高报废率等方式来回应不平等。
最后，我想要重申自己的一个观点：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要看它的穷人过得怎么样；衡量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么样。
如果一个社会的穷人尚且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这一定是一个丰裕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富人乐善好施、知书达礼，那么这一定是个礼仪之邦。相反，不管一个社会的GDP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众仍然衣食无着、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熊易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