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维舟(ID:weizhousw),作者:维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个女大学生,进入职场后不久,控告自己上司性骚扰。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她也已心力交瘁,但更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当她离职后,发现自己被那个圈子的各公司都列入了黑名单。
网上对此事的反应大多很激烈:有人说,这正表明职场高管都是潜在的骚扰嫌疑犯;有人认为这个行业的文化都很恶臭,另谋出路也不是坏事;但又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以为换个行业就不是这样了吗?
职场高管的反应乍看很像“官官相护”,但要说他们都有骚扰倾向,这却未必(即便假定这些高管都是男性),倒不如说,这位揭露问题的女实习生被看作是刺头,无法驯顺地整合进现有的权力结构。换言之,管理体制不希望看到一个有着强烈自主性、自我权利主张的个体,而只想要乖乖听话干活的人。
这其实比仅仅一个高管性骚扰更可怕得多,因为这意味着一种无形的群体压力,要求个体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而屈从于权力结构对自己的要求,否则你就可能遭到孤立、排挤乃至打压。就像窦唯在《噢!乖》里唱的那样,“你们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学会接受,不要说什么废话。”
事实上,每个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对此都并不陌生,我们的教育体系所做的,就是不间断地将每个孩子驯化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基本单位——仿佛一个巨大的标准化工厂,每个“原材料”在“进厂”时千百不等,等到“出厂”时都被规训得整齐划一了。
前不久,何伟在给《纽约客》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长文中就说到,在备战高考的残酷竞争中,“高中学生很少有机会发展创造力和独立性”,但这也使学生们“对于枯燥有着超强的忍耐力”,即便人们被分配的专业、任务并不合自己胃口,“没有一个人抱怨”,“甚至对这些独生子女来说,他们也没觉得自己有何特殊性”。
他说,在中国,不变的传统是,学生永远尊敬老师,即便这个老师是个蠢货(moron)。值得补充的是,在离开学校后,这里的“老师”或许也可替换为“领导”。
当然,他说的不免有几分夸张,也只基于他自己的经验观察,但与世界各地相比,东亚这种抑制群体内部个性的倾向确实是极为突出的。
我们有太多俗语都在反复教导一代代中国人:“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甚至在当下还有严格的纪律要求“严禁突出个人”。至于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其实并非指张扬自我个性权利,倒不如说是率先站出来为群体谋福利,是一种“先锋表率作用”,本质上仍然是为群体而非为自己。
美国人类学家Henry Harpending在《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一书中发现,不同社会的统治阶级都倾向于抑制内部那些好斗个体的繁殖适应,“就像一个农民看着他的一头牛把另一头牛顶死了一样毫无价值可言”。因此,农业增收的秘密之一就是减少驯化牲畜或作物之间的竞争性,铲除那些过于好斗的基因在种群中的数量,而“这种情况在那些强大的、稳固的国家中十分明显”。
但他也注意到,尽管每个社会都有这样的倾向,但唯独东亚最显著。与“注意力缺陷及多动症”有关的多巴胺受体D4上的7R基因片段在世界各地出现的频率都相当高,东亚却是仅有的例外,这意味着东亚社会在漫长的演化中,活下来的都是较为听话的“顺民”后裔。
他据此推断:“很有可能中国的文化就倾向于排除那些带有7R基因片段的个体。日本人常说,翘起来的钉子需要把它敲下去。也许,中国人就直接把它拔走扔掉了。”
这与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传统相吻合:儒家的秩序情结下所培养的个体,实际上是一个“规范人”,每个人都从小被教导去做好角色规范需要你去做的事,因而这种角色规范与内心真实自我的矛盾,几乎是中国历代文学中主人公最常出现的痛苦与悲剧——张生、宋江、孙悟空乃至贾宝玉都是如此。
即便到了1949年后,情况也仍然如此,因为“解放”是国族的解放,并不是个体的解放。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鼓吹的是“螺丝钉精神”,要在平凡的岗位上完全奉献自我。随便搜一下,就能看到诸如“做一颗合格的螺丝钉”之类的宣传:“请不要小瞧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虽然它很小、很不起眼,但它却不容忽视;虽然它很廉价,但它却不可或缺。”
这其实是个谎言。在996工作制度下,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螺丝钉,那就更有可能被忽视。因为稍稍想一下就能明白:真正不可或缺的肯定是那种难以替代的人——他们要么能力突出,要么个性鲜明,总之具备某种独特性,以至于很难找到人来替换。
这就构成了一种组织内部的双重面向:一方面,它要求每个员工都是标准化的、可替换的;另一方面,如果你真的听话,就迟早会发现,其实那些独特的个体才更难被替换。这意味着顺应规则并不能维护个体的利益,就像拆迁中的钉子户才能在博弈中获得更大好处,原因很简单:规则维护的是组织或管理者的利益。
在这样的生态中,很多人很自然地就学会了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而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以集体利益为掩护,利用规则来实现个人的目标——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抵如此,而在更多情况下,则是滥竽充数。
这是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那些按说“不突出个人”的组织成员,其实不见得有助于群体价值最大化;反过来说,那些勇于伸张自我个性、权利主张的个人主义者,就一定没有合作精神吗?不一定,有时甚至恰恰相反。因为个人权利边界清晰,才能避免合作中出现争执,使交易和合作更顺利地推进。现在常说“团队合作精神”(team work),但很多中国人常不自觉地误解为“无条件为团队奉献”,实际上,这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优化效率为最终目的的。
虽然中国已经“一只脚踏进后现代”,但在管理思路上仍然大致是大工业化生产的取向,将每个人视为标准化的工具。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体现这种管理思路的App就叫“钉钉”,仿佛正印证了要时刻盯着你成为一颗合格的螺丝钉;但如果这真是一个能开创某些可能性的“新时代”,那么我们应当做的是一颗不顺从、有态度的钉子。
这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去做挑战既定秩序的英雄,但现实也证明,一种泯灭个性、压制自发性和个体权利主张的体制,其实是极其浪费而低效的,因为创造性正蕴藏在每个独特的个体身上。不仅如此,一个承认这些权利的体制更具弹性、也更难反抗,因为它可以在动态调适到平衡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恰是一个不稳定机制。鲁迅先生早已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或许我们还有第三个选择:在沉默中反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维舟(ID:weizhousw),作者: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