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不愿守规则的艺术家
2020-08-25 11:17

野孩子,不愿守规则的艺术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讲述:郭小寒、相征,头图来自:《乐队的夏天 第二季》截图


上周的《乐夏》里,全场乐队中资历最老的野孩子通过主动违规,用一曲《竹枝词》坚守了自己心中的“国风”,并退出比赛。


演奏结束后,乐评人丁太升哽咽道:“我就是特别难过。”


面对野孩子的选择,制作组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也正如赛后马东所说:“这就是艺术家一生都会面临的那个困境,就是既要遵守规则,又要保持自由和自我。”



野孩子来新世界看了几眼,现在又准备回到自己的路上。


这群不守规则的野孩子们,自始至终在守护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尊重,和理解。


唱片工业的另一面:地下的、野生的能量


在千禧年前后,朴树的《我去2000年》作为中国唱片工业成熟后生产出来的一张代表专辑,影响了许多音乐人和乐迷。


在2002年,野孩子乐队出了一张现场专辑《ARK Live现场》,也就是他们2002年在上海ARK酒吧的音乐现场。几乎是和朴树的《我去2000年》相反,这张专辑中有着一种那个年代野生的、原生的,来自生活和来自地下的势力。


野孩子,《ARK Live现场》,2002年“发行”。野孩子乐队于1995年组建,最早有张佺、小索两名成员。1996年3月,张佺、小索来到北京,先后和一些乐手合作排练。1999年初,野孩子录制了第一张小样《咒语》。2001年,野孩子乐队在北京创办河酒吧,每周固定演出。2004年10月30日,小索因患癌症去世,野孩子暂时解散。2011年河酒吧十周年纪念之后不久,张佺、张玮玮、郭龙固定组合演出,2011年在西湖音乐节正式宣布野孩子重组,2015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20周年纪念演出,现有乐手:张佺,张玮玮、郭龙、马雪松、武锐。


《ARK Live现场》不管是从录制的角度,或者从音乐制作本身的工业化水准来看,都不够好,非常粗糙,很多人刚开始甚至都觉得听不下去。


但是当你认真地沉下心来,把自己放进去听时,会被完全裹到情绪当中。它打破了汉族没有音乐性和音乐细胞的偏见。


野孩子最早期的主创:张佺、小索


主创张佺、小索从西北来。西北所产生的这些民谣作品,脱胎于民歌的一些小调,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足以把一个经常听制作精良的港台唱片和内地流行音乐的人,完全掀翻在地上。


这张唱片既粗糙又细腻,既狂野又很温柔,这种拉伸感是最让人着迷的地方。


《ARK Live现场》的重要性在于,这张专辑是他们所有作品呈现得最完整的一张。像野孩子这样的乐队,对待作品非常慎重,之前甚少有录音室版本。


整支乐队一直有着军事化管理的感觉,一直在不停地排练,找最好的状态,包括和声走向,吉他的和弦方式等等。只要他们觉得状态还不够成熟,就不会去录录音室版本,所以在这张专辑之前的录音室版本里的歌很有限。


录制《ARK Live现场》的时候在一个朋友的酒吧里,来的人也都是熟人,比如像乐评人孙孟晋,所以野孩子愿意展现自己的更多可能性。


野孩子复出之后,用很精良的方式,把这里边的好多歌又再现了一遍,但是这张《ARK Live现场》就是野孩子所有精神的一个集合库。这个库里,他们的曲目和风格是没有定向的,所有的素材都在里面,铆足了劲儿。


在2002年的时候,野孩子既野性又任性又柔情的劲儿,在ARK现场里,最放松地呈现了出来。


它可能不是一张制作精良的唱片,但是这张唱片真的影响了很多人,在行业里流传着,类似民间秘方。在没有在线音乐网站,没有App的年代,它的粗糙本身亦是这个行业里最少的、最私有的一种珍贵。


里面有很多作品都非常打动人。比如《生活在地下》,它的角度和北漂一族有点像,我们都不是北京人,都是过来漂着的。


我们不是老狼,也不是朴树,我们不是土生土长,在北京城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所唱的“生活在地下”有着强烈的代入感,即使听众没有住过地下室,大概也住过很差、很破的出租房。


这种代入感让人知道,原来音乐不是只属于那些美好的东西。你自己的生活,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它都值得被歌颂,值得去唱。


野孩子:想念兰州,黄河谣


野孩子最早的灵魂人物是小索和张佺,后来小索在2004年因病去世,所以对很多听众来说,他只是传说。


张佺说,他很早之前是兰州边上一个城市的售票员,每天坐在车上拿一个小屁兜完成一天的工作,但他特别喜欢音乐,喜欢弹吉他、听流行歌。可能售票员没别的事就只能听歌。


他所在的城市有一座监狱,监狱里边流行很多囚歌,他们就学了大量的囚歌。这些囚歌本身比较深情、抒情,也卖惨,所以流传了出来。城市里有很多人、酒吧里面都会唱这些歌。


来自兰州的野孩子也许一直携带着这点基因。


兰州毕竟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为了发展,野孩子后来去了成都和杭州。他们一直在跑场子,也见了很多世面。


因为长期跑场子,唱的都是《大约在冬季》什么的,当你唱一万遍《大约在冬季》的时候,可能也就想,“我自己这种生活状态,是不是也可以写成歌?”


他们干到最后,在杭州的时候觉得非常没意思,可能生活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或者不是特别开心,就决定回兰州。


为什么有对兰州的那种强烈想念?是想念兰州黄河边上,兰州铁桥旁边、沿河大道上的槐花。作为一个西北干旱的城市,兰州是很少有树的,但是有一排槐树,每年五月份会有槐花开,然后落下来。


《黄河谣》写的就是想念五月槐花香,想念我的黄河。每当他们唱起这首歌,尤其是到歌曲后面几个人清唱的和声部分,能把人唱得泪流满面。


野孩子想唱的不只是黄河和槐花。每个人都在内心挖掘,我的故乡在哪?它去哪了?我为什么被故乡踢出来了?那种对故乡的深刻思念,在这首歌里得到了完整的呈现。他们有在外飘荡很多年的特别深刻的体验,才会有《黄河谣》这样的一首歌。


野孩子《黄河谣》专辑,2006年出版发行


野孩子也面临过漫长的创作瓶颈。


因为长期弹《大约在冬季》,一弹就顺拐,一顺拐自己就听出来了,野孩子产生了一些自我怀疑。“我怎么去创作?我的创作素材在哪里?我写的歌怎么样才能不像《大约在冬季》?”


后来,他们开始参加青海每年都有的“花儿”会。“花儿”是一种民歌,可能因为西北都是荒山,大家交流基本上都是靠吼,吼出一定的曲调就变成了唱,所以“花儿”是一种流传了很多年的民歌形式。


黄河从兰州城市的中心,从西向东划过,沿着黄河走,理论上可以走到山东的入海口。


所以野孩子就沿着黄河的河滩往前走,一路从兰州走到了青海。


在这一路的采风过程当中,他们遇到谁,就说“你会唱歌吗?你给我唱一个。”如果觉得有意思,“我记下来,我给你唱一个。”


他们以这种以歌换歌的形式,在一路上采风,然后算准脚步速度,走到“花儿”会,参加“花儿”会。


电影《黄土地》


这一路的走唱,是野孩子乐队所有后期音乐创作的一个最鲜活,或者说是最根本的素材。


这一次走唱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包括他们以后,也就是野孩子乐队那种标准的、又民歌又有民谣的呈现方式,以及多合声部合唱的方式,都是从这一次走唱经历中积累而来的。


来到北京,生活在地下


大概是97、98年的时候,野孩子刚来北京,在西北旺、树村那样的地方租房子,生活在地下室里,他们还是保持着严格的排练,早睡早起的自律生活。


慢慢也有很多其他的兰州籍人来,他们就像兄长一样去带这些人。他们会做拉条子,上面的西红柿浇头要做一冰箱,然后存着。有小弟来了,他们就下点面,人情味很足。


野孩子在北京开始排练时,就把之前积累的素材,包括自己想创作的东西,以及作为一个异乡者生活在北京的种种迷茫、矛盾全都写成了歌。


《生活在地下》是非常典型的一首,还有《眼望着北方》《北京》,都有种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错愕感。


他们写了曲子填了词,然后通过一遍一遍排练,推翻自己之前的编曲,一直磨砺这些作品,是非常沉得住气的一支乐队。


通过十几二十几年磨砺的这一批作品,展现出了90年代的这些异乡人,来到北京之后想做原创音乐,想找到表达方式,想让更多人听到他们音乐的迫切感,和生活窘境之间的矛盾。


艺术都是你要养很多年,它才可能会养你。


同时期在北京的还有吴吞、痛仰的主唱高虎、左小祖咒、万晓利、小河等等,再到后来,像张玮玮和郭龙,2000年之后也来到了北京。


那个时候,地域特征和优势还很明显,北京作为一个中心,做音乐的人来到这儿才可能有机会。


万晓利、小河、左小祖咒、木马、痛仰、舌头、赵老大……每个人都要练一门自己的独门法术,这是唯一被认可的机会。


就像诗人尹丽川写的那样,每一个人都像侠客,都怀揣着自己独门手艺,在江湖上厮杀的感觉。


那个时期所有的这些北漂、异乡的作品,都有着不一样的风格,但情感都非常浓烈,特点鲜明。


北京不是我的家,但“河”酒吧是我的家


2001年,野孩子在南三里屯租下了河酒吧,河酒吧的三年成就了中国的一段文艺传奇。


除了像上述的那些乐队都聚在河酒吧里面,还有像尹丽川这样的诗人,廖伟棠这样的摄影师,颜峻这样的作者,全都混在那里,营造出了地下音乐圈独一无二的归属感。


北京不是我的家,但河酒吧是我的家。


这是异托邦的概念,大家都是河酒吧的主人,张佺和小索也尽到了主人的责任,会给大家“开仓放粮”、放啤酒,白天给大家提供排练空间。


他们自己也是每天坐着406公交车,定时定点来开门、排练、收拾东西,等待晚上有客人来,等待小河,小利(万晓利)


这些人按不同的星期天数,不同风格排演出。安娜·伊思(法国籍摄影师)也一直混迹在这里,她带来了好多波西米亚风格的民歌,像东欧电影《桥》、库斯图里卡《黑猫白猫》里面经常会有的一些民歌,比如《游击队之歌》《啊朋友,再见》。


中欧的那种吉普赛人的流浪,和北京这些北漂人的流浪,形成了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狂想,让北京有一处地方变得非常有波西米亚风格。


这些精神独立、从各自地方流浪来的人,在这里短暂地聚集,又在这个互相聚集的过程中,几何式地互相碰撞出大量作品。这也是野孩子的音乐,作为“杰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就像一个活跃的分子对撞出了一个庞大的世界。


野孩子是最初的独立音乐人


2000年初的时候,整个华语音乐的中心在港台,而河酒吧里的那种音乐却不同,有着最野生淳朴的大陆气息。


哪怕现场地方很脏、很黑、很暗,设备也不太好,什么都不太好,大家都喝着酒,里面很嘈杂,并不像市面上的音乐那般精致,光滑。但这也恰恰是河酒吧最让人迷恋的地方。


如今再回望那些年会发现,中国的音乐行业非常快速地发生又迭代,有很多复制的舶来品。在90年代初,音乐行业算是有了工业体系。


到了2000年左右,因为网络的冲击,唱片市场,实体的CD市场下滑很严重,2003年朴树的《生如夏花》是中国唱片史上最后一张大片,在那之后再也没有一张唱片能卖到那么多了,那是一个分水岭。


在那种情况下,野孩子是第一个靠着自己做现场音乐,卖CD的乐队,有着最原始的独立音乐人的状态。他们并没有公司或者制作人,没有公司砸一笔钱,完全凭自己去现场磨练出作品。


2002年,野孩子在河酒吧。当时成员:李政凯,张佺,陈志鹏,张玮玮,小索


野孩子的信念是靠口口相传的形式,而不是靠介质。这也是他们保持的独立性。


任何事情的爆发都有预埋的时间节点。好就好在野孩子在那个时期并没有大火,并没有被那个时候看似成形、但实际上缺乏深度挖掘和整合能力的唱片工业做出来。


如果那时做出来,可能就是一张稀松平常的专辑,滑滑的,很好听,但那种粗糙感的魔力和曲调的复杂性,在那个时代如果被过早地工业化,也保存不到现在。


野孩子就像一个宝矿,它放在那,并没有被挖掘出来,但是矿的价值不是在于挖掘出来的那一刻,而是形成矿石的那一刻,它的价值已经决定了,挖掘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后来,张玮玮、郭龙、张佺各自分散过一段时间,做了自己的音乐,然后到07、08年左右张佺回来,又找到张玮玮和郭龙,重新再做野孩子时期的作品,之后野孩子乐队在2011年的西湖音乐节上复出。


摄影:Paprika


直到2015年,他们在工体做了一场野孩子20周年的纪念演出。那场演出爆场,汇集了周云蓬、小河、万晓利、左小祖咒、谢天笑、老狼、胡德夫,这批两岸三地的优秀民谣音乐人。


20年后这个宝藏被拿出来的时候,它依然熠熠发光。不仅仅是音乐上的愉悦感,它还给你一个很好的人生启示。


重新回顾这张《ARK Live现场》,一首非常能代表野孩子的作品,就是《伏热》。“伏热”是梵高的外号,他在阿尔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只有小孩子管他叫伏热。


可能艺术家在平凡人的世界里,就是一个疯子。需要很多艰辛、热爱和热情,才可以撑起一个艺术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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