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有上寄宿学校的朋友,没有一个说后悔的
2020-09-25 20:00

我所有上寄宿学校的朋友,没有一个说后悔的

童书妈妈写在前面:一向认为亲子关系相当重要的童书妈妈,为什么会登出一篇拥护寄宿学校的文章?而且居然会说“我所有上寄宿学校的朋友,没有一个后悔的”?这是哲学老师shiro的分享,里面不仅有他上寄宿学校的朋友的故事,还谈到了一本很值得阅读的书《给莉莉的信》。


观念影响行动,童书妈妈一位编辑看完本文甚至冲动地说:“看完这篇,我后悔没有把女儿送去北京小学寄宿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童书妈妈三川玲(ID:tongshuchubanmama),作者:褚士莹Shiro,头图来自:《哈利·波特》剧照截图


学校是“空间”的魔法


我在缅甸乡间工作的时候,看到偏僻乡村的孩子,因为在家乡没有办法上学,往往从小学一年级就离家到城市寄宿,跟父母分开,只有一年一两次长假的时候才能回家。中国农村也有类似的情形,住宿条件通常并不好,但确实解决了就学困难的问题。


我在国际NGO组织中的同事,有不少就是在这种寄宿学校长大的孩子。原本我认为他们是很不幸的,但在深入交往之后,我很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后悔,他们都强调,如果不是因为离开家,他们不会有机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2017年的时候,《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刊登两篇有趣的文章,一篇说的是中国农村儿童所面临的教育难题,而另一篇则分析中国精英家庭争先恐后,把孩子送进收费不菲的寄宿学校。


文章里面以四川山区的儿童为例,由于山上没有学校,孩子们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攀登800米的简易天梯去上下学,非常危险。因此学校特别允许孩子们住在学校,几个星期回家一趟,但是这里的寄宿学校条件差,饭菜也很难满足孩子们的成长需求。


而另一方面,城里富裕家庭的家长不惜花重金把孩子送到条件优越的寄宿学校。其中举例北京郊区的一所寄宿学校,每年的学费高达36万人民币,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费还贵。


这些学校不但提供优良的教育,还为孩子提供直接去海外读书的机会。也有一些家长干脆直接把孩子送到欧美国家的私校。


但无论是简陋的寄宿学校,还是豪华的寄宿学校,一旦孩子离开了父母贫瘠或奢华的花盆,就脱离了“植物小盆栽”般的生活。


虽然大多数人移出了传统的整齐划一的精耕茶园,不一定能够成为“野放茶”,有些甚至会凋零枯萎,但是如果想要顶天立地地伸展,总要先落地。(关于野放茶的讨论,请见文章《平凡的孩子,就应该用大众的主流的方式教育和成长吗?》


寄宿学校——这个“拉开父母跟子女空间距离”的魔法,其实起源于英国人的发明。



寄宿学校是怎么出现的?


英国剑桥大学,有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教授,曾经在60岁的时候写了30封信给当时才7岁的孙女莉莉,这本书后来结集成为书,名为《给莉莉的信》。


书里面提到,英国人之所以发明寄宿学校,是因为英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孩子紧黏在父母身边,不见得会成长得更好。


这反映了在很多英国人的意识中,父母的作用并没有那么重大。我看到这个见解时,有一种感觉——巴不得所有的东方父母都能看到,真是相见恨晚!


英国寄宿学校的传统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当时就有把孩子送到其他家庭或学校,让孩子们一起学习的传统。


英格兰公认最古老的学校是英国国王学校,成立于公元597年,是英国最负盛名的男女混合寄宿制学校之一。这种学校原本是为富人设立的,最初只招收男生,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有女生就读。


欧洲中世纪早期,也有把家中男孩送到精通文学的神职人员处、接受良好教育的传统。这些孩子可能在修道院学习,或在当地大家族中担任青年侍从。


12世纪时,教皇命令所有本笃会修道院,如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都要提供慈善学校给穷人的孩子就读。后来,学校开始面向社会招收缴费学生,以筹集更多资金。


这种可以公开招生,而不受特定宗教、种族或地区限制的学校,即为“公学”。随着缴费的学生不断增多,学校逐渐开始提供食宿,于是渐渐发展为寄宿学校。


英国1382年创建第一所公学──温彻斯特公学,1440年又有了伊顿公学。到了17世纪,英国贵族中开始兴起风潮——把孩子送到伊顿这样的寄宿学校体验生活和学习,伊顿公学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学校,也因为越来越多的贵族子弟入驻,而逐渐成为一所仅招收贵族子弟的全封闭性贵族学校。


在寄宿学校成长,当然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因为跟父母保持了距离,这些孩子对于自我意识、人格独立和人际关系等能力都有很大提升,这些都是住在家中的孩子没有的。


同时,寄宿学校往往有比家中更稳定的生活环境,而无论原生家庭背景如何,很多孩子也从进入寄宿学校开始,走上了精英阶层的道路。



与父母拉开距离,反而更能伸展自我


我小学的时候,跟着自然老师做科学展览,那段时间时常不回家,而以做实验为名住到老师家去,甚至在学校的时候,也不一定都坐在课堂上课,而花更多的时间一个人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无形中也跟我父母拉开了距离。


如果当时没有拉开这样的距离,我很难想象,现在的我能够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能遇到好的老师,让我得到自己发展的机会,这都是纯粹的运气与巧合。但如果想要“在荒芜当中伸展枝叶”,也可以有意识地选择跟原生家庭拉开适当的距离。


寄宿学校虽然不是万能,也不见得适合每个人,我自己也不是寄宿学校的产物,但在我眼中,寄宿学校是英国人发明的、送给全世界家长和孩子的空间魔法。


学校也是“时间”的魔法师


如果说学校拉开“空间”让我们的视野变得辽阔,那么学校还拉长了家长跟孩子分离的“时间”,也能让我们改变原本的观点,从原本关注的“不同”中看到“相同”。


比如,当我们觉得命运不公平,就会有人提醒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正是提醒要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待事情。


对我来说,则是要邀请自己,让自己在荒芜而灿烂的广大世界之中,静静浸泡着,时间够久了,就会有奇妙的变化。一开始,我只看到人跟人如此不同,不同的种族,信仰,语言,价值观,经济状况;慢慢地,我看到原来我们都一样,而世界的运转,其实有着非常固定的规则。


写《给莉莉的信》的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教授,还写过另外一本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书,叫做《绿色黄金》,内容恰巧跟茶叶有关。


艾伦·麦克法兰教授身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英国皇家学术院院士、英国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他的父亲则是一个在印度阿萨姆管理英国茶园的人,所以他在书中说茶“流淌在我的血液中”。


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到自己学习人类学的过程,就是他梦想成真的过程。他认为人类学这个学科的根源,就是去了解不同环境中人的生活,我们来到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和我们生长环境完全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从他们身上学到我们平时学不到的事。


50年前,麦克法兰教授为了博士论文要选择做田野调查的方向时,他就想要回到他的出生地阿萨姆。因为父亲工作的关係,他在5岁后随家人回到英国,但是当时因为政治原因,他不能去阿萨姆,只好去了紧邻着阿萨姆,当时他连听都没听过的尼泊尔。


他第一次去尼泊尔待了15个月。1986年第二次去,跟第一次相隔了15年,这50年来一共去了将近20次。他说过去的50年中,回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同一个种茶的小村庄,带给他很多启发。


其中最重要的启发之一,就是他用50年的时间,认识了世界的“本质”,理解了世界到底是如何运转的。


比如,他当时在尼泊尔认了个干姐姐,干姐姐没读过书,没有文化,从来没离开过那个村子,与他在英国见到的人非常不同;但与我们如此不同的人,她所关注的问题,其实在本质上与我们是很相近的。所以,当“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时,这种不同是很表面的不同,生存的本质却是相同的。


第二个启发是他发现人为的“介入”越少,环境就越安定。


因为这个尼泊尔乡村偏远贫穷,无论怎么改朝换代,数千年以来基本上是没有政府对村庄进行干涉的,村庄通过家族、友谊来进行劳动力协作,自己管理自己,一切都执行得很顺利。这让麦克法兰教授对社会阶级和治理有很深的理解。


如果我们能够克制任何没有必要的介入,无论是野放茶园,还是菜园里的茶树,或是父母对待子女,师长对待学生,只要信任跟放手,其实也都会达到平衡而安定。


第三个启发是对“价值”的认识。


麦克法兰教授说他长年生活在非常现代化的英国,但一直生活在这个环境中,不知道什么叫现代化,就像鱼生活在水里却不知道水一样,他也不知道现代化的价值。


到了尼泊尔的乡间,没有现代化的地方,才发现现代化社会和从前的社会有多么不同。比如说,英国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就把权力、经济、信仰、社会的意义都切割开来,区分得很清楚,但是在尼泊尔的社会,这四个方面是整合在一起的。


比如礼物,在尼泊尔,代表的不单单是经济上的“价值”,也有权力、有信仰、有友谊在其中。换句话说,菜园茶没有经济价值,正是我们生活在现代化社会的结果。


第四个启发是“多元”的信仰。


原本他以为英国这种信仰一个宗教的国家是世界的主流,但是到了尼泊尔以后,才发现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多重信仰的。


第五个启发,则是他看到了人的“韧性”。


这个尼泊尔的小山村,完整保存了人类前工业化时代的样貌,陡峭的山坡上,人们竟然在那里种出了水稻,并生存下去,非常不容易,看到人类数千年以来是依靠这样的方式,在坚韧中求生,跟他自己相对优渥的物质环境比较起来,他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敬意。


学校帮助亲子之间“刻意保持距离”


我从小因为害羞,跟人保持距离,但是这距离却提供了我很好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开始旅行以后,人在国外,又提供了我足够的空间距离,还有时间距离,去反思我的故乡、我的童年。


有些哲学家提出“刻意保持距离”(distanciation)的态度,认为这是要深入哲学的重要条件之一。


德国哲学家胡赛尔主张的“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就是个例子,他主张要用自然的态度去直观事物本身,超越科学的客观性,特意回到未进行哲学反省以前对待外在世界的直观态度,因为所谓事实只是表相,原则只是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


同一件事物,从不同的角度本来就会看出不同的形状颜色,当我们想要掌握一件事物的“必要”元素、想要将其“分类”时,同时就否定了这个事物本身的“独特”与“随机”的特质。


时间帮助我们拉开的距离,多么奇妙!我们觉得时代不同,我们跟父母不同,我们居住的城市跟十年前的样子不同,但拉开时间跟空间再看,就会发现我们的本质还是一样。


年轻人看起来和父母好像很不同,其实思考的方式和父母很可能是一样的。不但是个人,整体社会的本质变化也不大。对于普世性的本质认识,就是启发麦克法兰教授写《给莉莉的信》的起源。


长达半个世纪对于同一个喜马拉雅山村落的长时间观察,让麦克法兰教授意识到原来人的“本质”不会改变,人为“介入”是没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而维持环境的“多元”性才是“安定”的重要元素。


生命自然会找到出口,无论在多么贫瘠的土壤上,价格并不是决定”价值”唯一的标准,那只是高度分工的现代化社会下的狭隘观点。


追根究底,“上学”无非就是给孩子跟父母的生命,刻意保持足够空间和时间的距离,无论表面上如何荒芜,就准备好了一个可以让孩子野蛮生长的良好环境。


注:本文图片来自电影《哈利·波特》。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童书妈妈三川玲(ID:tongshuchubanmama),作者:褚士莹Shiro。


作者简介:褚士莹Shiro,国际NGO工作者,毕业于埃及AUC大学新闻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曾在英国The School Of Life、Schumacher College及法国IPP哲学践行学院学习,师从奥斯卡·伯尼菲,学习哲学咨询,并从事相关翻译、课程设计与教学训练,也正与一群欧洲学者组成智库,推动复杂性科学、系统思维的Holos计划。中文出版了包括《给自己十样人生礼物》《我为什么到法国上哲学课》等五十多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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