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华为手机在芯片上被卡脖子的缘故，让许多之前完全不关心半导体行业的中国人，也第一次听说了光刻机和ASML。
光刻机是制造芯片的设备，ASML是制造光刻机的公司，你如果非把二者划等号，其实也不夸张。在这个人类制造的巅峰领域，ASML基本上就等于光刻机，它以一己之力占据了全球80%的市场，并且，能造出精度在7nm及以下水平光刻机的，全球更是独此一家。
所以，当有网友说华为要自力更生造光刻机的时候，半导体行业的朋友却回应道，那是外行人想的简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制造出光刻机，就算ASML公开图纸，别人想复制也很难。
既然造光刻机那么难，那ASML又是怎么造出来呢？
这是个好问题。可惜的是，ASML的风格跟华为有点像，能力上强悍，作风上低调。你想在网上找个关于它的消息都很难，有限的信息里更多的是自媒体的抄袭和臆测，更别说搞清楚它是如何造光刻机的了。
信息孤岛在2019年被打破，随着一位叫瑞尼·雷吉梅克科技专栏作家写的一本关于ASML的企业传记的出版，世人才得以窥见这个1984年还一无所有的袖珍公司，是如何一步步地成长为光刻巨人的。
瑞尼·雷吉梅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ASML，那时他还是个科技记者，后来创办了《比特与芯片》杂志，杂志倒闭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可以写本关于ASML的书。对于ASML，他先是关注了很多年，后来为又采访了很多年，再之后又写作了7年，这本关于ASML的传记才得以面世。
今天，虎嗅联合本书的中文出版方——人民邮电出版社，把这本《光刻巨人》推荐给大家。该书的目标读者除了科技读者、半导体行业的从业者外，创业者、管理者、投资人以及对ASML和光刻机感兴趣的读者也能从这本书中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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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L前传
ASML的一部分前身叫ASM，是一家荷兰的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科技公司，距离飞利浦只有60英里。
创始人德尔·普拉多1931年出生于印尼雅加达，父母是荷兰公民。二战期间曾被关在拘留营，战争结束后搬到荷兰。在荷兰学习了化学和经济学，之后前往美国哈佛商学院继续学习。
1958年完成学业后，26岁的德尔·普拉多前往美国西海岸。在这个后来被称为硅谷的地方，他遇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兴产业——计算机芯片。
从美国返回荷兰时，德尔·普拉多一手拿着晶圆，一手拿着500美元。他成立了一家名字叫做“先进半导体公司（ASM）”的公司，准备在芯片材料和设备制造方面有所作为，除了不做光刻机。
ASM先是从销售商和分销商干起，后来转型为设备制造商。转型之后，营收开启了爆发式增长，到1978年，ASM的年收入已达1400万美元。
在荷兰，最早制造的光刻机的公司是飞利浦。这个成立于1891年、直到今天仍让荷兰人引以为傲的公司，在光刻机制造方面不缺钱，不缺人，不缺使命与梦想。克洛斯特曼、鲍尔、范希克、布休斯等一群天才为之奋斗了数十年，耗资无数，最终却只造出了几台光刻机。
没有市场的项目会被砍掉，这是商业世界的常识。何况那是经济滞胀的1970年代，飞利浦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当飞利浦的首席执行官威斯·德克有一天说飞利浦必须放弃非核心业务时，光刻机业务的主管特罗斯特意识到，接下来，他需要给光刻机业务找个下家了。
1970年代的ASM正在快速崛起，其创始人德尔·普拉多也一直梦想着跟飞利浦合作。然而，天不遂人愿，飞利浦这个大象眼中，并没有ASM这只蚂蚁。飞利浦的目标是把光刻机业务卖给领先的美国公司，最差也要卖给崛起中的日本公司。
这边，ASM的德尔·普拉多热情洋溢地给飞利浦写了两封寻求合作的信，毫无悬念地都石沉大海；那边，飞利浦想把光刻机业务卖给美国公司或者日本公司的计划，最终也折戟沉沙。
此时，按照正常的剧本，连备胎都不是ASM应该有机会了。机会也确实有了，但又相当于没有。那是1981年，在给飞利浦的第二封信发出去的5个月后的一天，德尔·普拉多忽然收到了飞利浦方面的回信。
可惜的是，此回信非彼回信。这封回信，是对德尔·普拉多在荷兰主流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回应信。在那篇文章里，德尔·普拉多说，美国的大公司都愿意与创业公司合作，这种情况在荷兰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在那篇文章中，德尔·普拉多并没有提到飞利浦的名字，但飞利浦的管理层却认为，德尔·普拉多这是在影射自己。所以，他们要写信回应一下，并约德尔·普拉多喝个咖啡。
喝咖啡的时候，德尔·普拉多狠狠地做了下自我推荐。悲催的是，热情没有换来热情，飞利浦S&I的商业总监德波尔没有跟他约下次见面的时间。
转折发生在1983年春天。一天，飞利浦S&I的技术董事乔治·德·克鲁伊夫在看报纸的时候，读到了ASM的成功故事。这让他意识到，德尔·普拉多这家伙还挺有钱的。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ASML登上了历史舞台——1983年6月底，双方成立合资企业，飞利浦和MIP（一家私募股本基金）分别获得30%的股份，作为项目的领导，ASM获得40%的股份。
进击之路
光刻机业务当初在飞利浦没有发展起来，有一部分原因是飞利浦的官僚主义——管理层不懂节俭和高效，等级制度分明，保守主义严重，部门之间勾心斗角，这样的企业文化是不利于开展创新业务的。
ASML没有飞利浦的官僚主义，从美国回来的德尔·普拉多带有明显的硅谷风格。在合资公司还没有名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疯狂的招人——软件、电子、机械、光学、测量、控制技术，各个领域的工程师都需要。
维姆·亨德里克森是ASML的第一批员工，入职ASML之前他是飞利浦医疗公司的软件工程师。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ASML的招聘广告，就大声地朗读给自己的妻子听：“ASML是一家典型的高科技公司，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征服全球市场，员工可以在自由发挥和纪律之间，实现健康生活与工作的平衡。”
不知道是被ASML的企业文化吸引了，还是被ASML的大饼吸引了，第二天晚上，他就去应聘了。像亨德里克森这样被ASML的招聘广告打动的工程师还有300多位，最终，ASML凭借一则招聘广告，就延揽了近百位优秀人才。
ASML在成立的最初几个月里，就明确了自己的定位，那就是做一家只进行研发和组装的公司。在那时，这种定位是闻所未闻的，因为这意味着失去了控制权。把自己的半条命交出去，这本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才有的打法。
ASML最令人震惊的是它的远大计划，在成立仅仅4个月后，它制定的公司目标是：两年内扭亏为赢，四年内成为全球前三。
远大计划不会自动实现，在当时，美国的Prekin-Elmer已经主导了光刻机市场多年，GCA也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日本的佳能、尼康势头也很强劲，年轻的ASML靠什么实现它的雄心壮志？它能实现吗？
今天，ASML的霸主地位让我们很容易想到，它的雄心壮志应该是实现了的。然而并没有，1988年时，ASML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不但自己差点死掉，还险些拖死了自己的母公司ASM。
因不堪重负，ASM后来退出了ASML，自己3500万美元的投资就这样打了水漂。飞利浦承担了ASM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和债务，ASML才幸运地没有死于1988。
熬过了艰难的1988，ASML的运气好转了一点。1989年，台积电遭遇大火，这让ASML的光刻机销售量增加了17台。正是这增加的17台，让ASML首次实现了赢利。
飞利浦是ASML光刻机业务最早的起点，后来卖给了ASM，在ASM不堪重负退出的时候，又注资2500万美元帮助ASML成功续命。然而，今天大红大紫的ASML，跟飞利浦却没有关系了。
1995年，ASML上市时，飞利浦出让了一半的股份，1997年和2000年，又各卖出了约20%的股份。2004年，飞利浦卖掉了最后2.8%的ASML股份。不知道今天的飞利浦和ASM，看到自己曾经的孩子长成巨人，而自己跟这孩子又没有了关系时，心中作何感想。
从股权结构上看，今天的ASML，是一家美资企业。截止目前的数据显示，ASML的最大股东为资本国际集团（MSCI），该企业总部位于纽约，一家彻彻底底的美国企业。第二大股东为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Inc.），也是一家美国企业。
另外，IBM、三星、海力士，也都在这家公司里有数量可观的股份。可以说，大半个半导体行业，都是ASML的合作伙伴，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
上面的这些内容，仅仅是这本50万字书中的皮毛，更精彩的商战故事、管理故事、创新方法和赢得客户的知识，在书中有具体说明。另外，今天我们比较熟悉的科技巨头，像AMD、台积电、IBM、蔡司、佳能、尼康、三星等，也都在ASML发展道路上，扮演过各自的角色，起到过各自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只写到了1997年。ASML在21世纪的故事，作者应该会用另一本书写出来，目前还没出版。
当然，在这个天才密集型的行业里，不只有海量的资金、崇高的使命、伟大的创意，也有官僚主义和人性的弱点。我们需要学习其中好的一面，避免其中不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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