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么快的方式成功,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消失
2020-10-03 16:22

以多么快的方式成功,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消失

本文来自公众号“单读”,作者:许知远,文章原名为《 嗨!Julia》,封面为电影《华尔街之狼》海报。


今天的这篇《嗨!Julia》收录于《单向街 001:最愚蠢的一代?》,是整个书系的开篇文章。作者许知远借文章表达了对互联网泡沫的忧虑与警惕。


“五年后,我们还会记住 Julia 吗?”——许知远在文章末尾如此问到。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忘记的又何止一个 Julia。



即使不说话,Julia 也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位。


五位演讲者在讲台上呈弧形而坐,正在讨论“如何讲述故事”。演讲厅大约是标准泳池大小,如果站在最后一排,台上每位的面孔都遥远而模糊。不过,每当麦克传到发言者手中时,投影会在讲台临时拉开的屏幕上打出他/她的巨大形象,脸上的每一个微笑与不屑都很清楚。


Julia 穿了一双红色长袜,像是刚刚从昨晚的酒吧的夜舞里,直接冲到了会场。何况,她还一直占据着麦克风,语速快、声调高、句子间没有过渡,两片红艳、丰满的嘴唇一直上下动个不停。“对,我就是一件产品”,她冒出的这一句话给全场带来惊诧和欢呼。其他的三男一女,光头的投资家,黑毛衣的 Geek,带着点腼腆的英国在线电视的主持人,还有 Facebook 创始人的姐姐 ZUKER BERG,像是陪衬品。


Julia 必定喜欢这感觉。在会场上分发的演讲者的厚厚的小册子里,她的照片与简介最容易被记住。一个穿着吊带裤的年轻姑娘,那件胸前印着 WIRED 标志的白色T恤紧紧裹在肉感的身体上,左手扶在架在鼻梁上的 CLARK KENT 式黑框眼镜上,眼神倾斜却直勾勾的射向你,噘起的厚厚嘴唇上的口红浓得要滴下来。


朱莉亚·安利森,"城中最著名的年轻记者",右页的个人简介引用了《纽约》杂志对她的评论,接着是《纽约观察家》更眩目的注解——"像是穿梭于帕瑞斯·希尔顿和爱因·兰德之间"。


这是个诡异的结合,一位这个年代流言不断的模特,另一位则是半个世纪前的女性哲学家,唯一相通的是两人都是各自时代的风潮的代表者,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都声名赫赫。不过,在爱因·兰德的年代,除去个人姿态感,她更需要通过自己的哲学、写作、演说,获得名声与影响力,而帕瑞斯·希尔顿,就像大多数人感觉到的,“仅仅因为著名而著名”。


关于朱莉亚的个人介绍的短短一页篇幅里,是各式各样媒体的名字。她是 Time Out 的专栏作家,她的形象则出现在从新闻频道 CNN 到男性杂志 MAXIM,这广阔的媒体频谱上。最让她引以骄傲的是,去年以她为封面人物的 8 月号《连线》WIRED 杂志,是这本杂志历史上最畅销的一期。


它也引起了广泛性的争议,创刊于 1993 年的 WIRED 以报道技术变革的姿态出现,是过去 15 年中英语世界最能把握住时代风尚的媒体,而在这 15 年中,只有 6 位女性登上过封面,她们要么是就是曾经的企业英雄玛莎·斯图沃特,要么就是电影明星乌玛·瑟曼,而没人说得清楚朱莉亚·安利森到底有什么成就,为什么出名。


“ Internet Famous ”,那期《连线》以此为题。朱莉亚的形象,被处理成银灰色雕塑,像是来自另一个外太空的新物种。文章讲述了这名 27 岁的纽约姑娘,“不会表演,不会歌唱,不富有”,却如何依赖一步步精心的自我宣传方式,来获得广泛的关注,成为了“ internet celebrity ”。在《连线》的编辑们看来,这或许代表了一个新社会形态的到来。


Blog、Twitter、web 2.0、digital camera,这些新通讯工具赋予每个人强大的能力,可以借助这即时、无限复制的方式,而将影响力迅速扩充。而这技术也正缔造出一个新社区,其中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志,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伦理标志,喜欢谈论的是“我,我,我”。



在慕尼黑举办的 Digital-Life-Design 论坛已到了第五年,是全球技术文化支持者们的盛会。我偶然间混入其中,像是在另一个空间里进行了一场短途旅行。



大约十年前,我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为北京一家网络公司工作。那时,互联网是个时髦、兴奋而又令人困惑的行业。预言家们将之作比为蒸汽机、火车,是必将改变人类历史的发明。它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会改变政治结构,会催生新的文化。


一种最为流行的看法是,互联网的分散化、多节点、互动性,将摧毁工业时代的权威、僵化、单向接受性,带来一个更自由、平等、丰富、活跃的时代。


除去这些概念化、口号化的赞歌,更实际的冲击也出现了。这场源自美国西海岸的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亿万富翁,他们获取成功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昔日需要几十年完成的金钱与名声的积累,几年中就达到了。看看当时的金字招牌马克·安德森,25 岁,在 Netscape 上市的当天,成为了亿万富翁。


而这股浪潮因为那些从美国归来的中国留学生,而来到了中国。对于一九九零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来说,他们是一股清新、锐利而招摇的力量。这是一个信息匮乏的社会,一个等级严格、过分尊重年龄的社会,一个对财富、成功充满生理式饥渴的社会,也是一个自我价值丢失、一切都从外边舶来的社会……


而这些青年人带着美国的资金、技术、理念而归,宣称宽带会让知识与信息像自来水龙头的水一样不断流出,谈话里使用的是 VC、IPO、Page view 这类像刚印制的钞票一样崭新的词汇,阅读的是《连线》、《快公司》这样的杂志,推崇的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把脚放在桌子上的平等的公司文化……


很快的,这些人扮演了一种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启蒙者角色。八十年前的一代人通过引进约翰·杜威、伯特兰·罗素、乔治·肖伯纳,谈论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来为中国引入新的思想;而他们引进了彼得·德鲁克、迈克·波特,用管理学和技术术语来撬动中国的变化。


十年里,网络的泡沫吹大、破灭、又再兴起,资本撤走又到来,一批中国式的年轻亿万富翁也到来,各种新概念也继续兴起。在这个行业内,时间变成了最速朽的东西,14 年前如日中天的马克·安德森,如今像是马克·吐温年代的人物了,比起 Facebook,连 Google 都显得年华老去了。


和十年前一样,中国仍是一个摹仿的国家,跟随着美国的变化亦步亦趋,彼岸有了 Youtube,此岸就有了 Tudou,Facebook 诞生于哈佛校园,北京就有了 xiaonei 网。但是,再没什么人谈论信息技术的文化与社会意义。瀛海威公司当年矗立在白颐路上的广告牌——“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像是关于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的笑谈。


▲1995 年,在中关村南大街的一块巨大广告牌上,出现了这句载入中国互联网发展史的著名广告语。竖起这块广告牌的是中国最早的民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瀛海威。


或许再没有激动人心的口号,但真实的变化却迅速地发生了。1996 年,我第一次拨号上网,耐心地等待着《花花公子》网页的出现;1999 年,我参与了一家 dotcom 公司的建设,非常诧异地发现那么多人竟然喜欢在 BBS 上留言;2000 年,我第一次使用 Google 搜索;2001 年,我开始习惯在 Sina 上阅读新闻;2003 年前后,我意识到新浪正在获得比电视台与报纸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伴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而继续提升。1997 年,中国大约有 62 万名上网用户,2003 年 7 月时这个数字增加到 6800 万,而今天,它则超过了 2 亿……


手机、即时通讯、iPod,使得网络变得更立体、强大、富有娱乐性。对于城市青年来说,网络就像是空气与水一样,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偏远的小镇,网吧都成了必不可少的娱乐中心,我记得一年春节路过长江三峡的巴东县时,整个县城空空荡荡,找不到一家营业的餐厅,但是网吧里却挤满了稚气的面孔。2 块钱一小时,15 块钱一整夜,你可以在这里聊天、打游戏、看韩剧,那个十五寸的显示器,通往了一个更丰富的世界吗?还是这光秃秃的县城,实在是太匮乏了。


当如此庞大的人口习惯在网络世界获得资讯、购物、调情、交友、游戏、表达主张时,这个国家会变成怎样的新面貌?它变得更自由、开放与丰富了,还是滑向了另一个方向?


身经那个匮乏、封闭的年代的人,会欣喜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你不再仅仅依靠几份报纸、杂志和中央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国家,信息的垄断也越来越困难了,一个不知名乡村的一起案件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关注;网络给很多人提供了长期饥渴的社区感,家庭的纽带、单位的人际关系已经越来越弱化,但很多人在豆瓣网上对一本书的探讨,汽车论坛上对一款车的钟爱,发现了共鸣,分散的人群又重新聚集在一起;你甚至可以体验到公共舆论的力量,不知名的普通人借由网络达成共识,并将虚拟的力量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他们走上街头,终止高污染的化工项目,与强大的地产商讨价还价……


但是在互联网世界,每有一个厦门那样的事件,就会有一个芙蓉姐姐式人物出现——她是我们的 Julia 吗?我们似乎刚刚看到了借由网络生成的公共舆论的进步力量,又同时看到这种力量变得不可节制、低俗化。


一种趋向已经展现出来:一方面在网络上聚集的舆论力量没有转化成真正的社会进步,它经常是即兴表演式的,是围绕着媒体象征的短暂炫耀,参与者迅速在喧闹获得满足,没有兴趣关注其持续性变化,即兴式的介入,不足以塑造真正的社会运动,它是碎片化、单一化的;


另一方面,人们放纵自己的情绪,使得公共空间迅速私人化,一场私人争吵、一种个人情绪,有可能迅速占领整个网络空间,人们加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群体游戏,这个世界迅速地低俗化,越来越浅薄……

没人再抱怨信息太少了,而是经常被淹没到信息的烟尘中,并倍感焦虑。我们觉得自己的注意力、感受力,都被切成了彼此不相关的一小段,能够被把握住的仅仅是瞬间的感官快乐。



我带着浓重的怀疑论来参加 DLD 的会议。清晨,我沿贝尔街穿过卡尔广场,扫冰车正在修复露天冰场。接着是纽豪斯大街了,这个超过七百年历史的城市的主要商业街。店铺尚未开张,橱窗里的衣服、玩具,贴满了打折标签,不知是经济危机已经到来,还是传统的打折季节。路人们裹进深色的大衣里,匆匆而过,脸上毫无表情,正如这冷峻的天气。


圣母大教堂并列的洋葱头式的铜制拱顶,也能看到了,刚才,它们一直被笼罩在浓重的雾气中,仿佛宏伟的教堂的确是通向天国。红色砖墙、绿色的拱顶、笔直的线条,是 15 世纪的后哥特时代的遗迹。它是这城市的最高建筑,在内城,不管商业大厦多么具有雄心,也不允许超过这个高度——一百米。三天里,它一直是我的路标。


这座城市有很多故事,它曾是僧侣的城市,是啤酒和烤猪肘子的城市,也曾是悲观的预言家和不满的野心家的城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这里写下了《西方的没落》吧,正好是九十年前。经过世界大战折磨的欧洲在这样悲观的预言中,找到了快感异常的共鸣。也是在这座城市里,落魄却野心勃勃的二流画家希特勒奇迹般地兴起。


一旦你进入会场,所有对历史的感伤与追忆,都消失了。到处是闹哄哄的谈话声,台上的人在说,走廊里的人在说,数码相机的按键与电脑的键盘响个不停。所有人都在谈论自己的设想,所有人都在迅速把场中这一刻上传到他的 Blog 上,以和自己朋友网络分享即刻的在场感。


我多少想起了鲍德里亚对美国文化的刻薄评价。“在美国,惟有生产出来的或表现出来的东西才有意义”,他在那本著名的《美国》写道。在他眼中,欧洲文化是其反面——“而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惟有可能被思考或被隐藏的东西才有意义”。


倘若,鲍德里亚的判断准确,那么慕尼黑的会场一定是美国的主导。最重要的演讲嘉宾,和弥漫在会议中的气氛,都是美国式的,或者是美国的技术文化式的。人们像 Blackberry 那样交流,从这个交谈对象到下一个,从这个会场到另一个,不断丢失掉耐心。


他们分析与表达的速度都特别快,但是大部分时刻,像是同质信息的不断出现。互联网给予我们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变得更公开、更透明,昔日的权威被推翻了,我们和全世界分享知识与情感,并使分散的微薄力量,转化成新的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些陈词滥调在杰夫·扎维斯身上得到了最佳体现。


他是个清瘦的老人,脸部和身体都窄窄的,落腮白胡子茬未能增加他的成熟,反而是一种他更要表现自己的青春的充当。在他主持的一场论坛上,他跳上跳下,不断提到他刚刚出版的一本书《 Google 会做什么?》


 “昔日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条条大路通 Google ”,他在 40 页写下的一句,或许足以概括全书要表达的一切。倘若马克思用阶级斗争,熊彼德用企业家精神、格瓦拉用革命来作为切入世界的角度,那么对杰夫·扎维斯来说,Google 是这个新世界的枢纽。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甚至个人的身份,都要以此展开重新组织。“如果你不能被搜索到,你就不会被发现。”他在 40 页写下的另一句,似乎为个人身份提供了新的定义。从前,人们需要通过思考来界定自己,而现在则是搜索。


翻阅这本两百五十多页的书,是一次再典型不过的浅阅读。他用说明书的方式写作,每段话、每个句子,再没有任何暧昧的、让人多思一秒的可能。那么多口号式的小标题,你只要读完它们就足够了。


他也毫不隐晦自己群体性写作的方法,把内容贴到博客上,然后根据读者们的反馈不断的自我修正。总之,写作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像对待一份产品,是各方协议的产物。


“我听够对新技术的歌颂了”,一个高大的男子站起来,“你们记得吗,希特勒兴起的时代,也是新技术所代表的大众媒体兴起的岁月,只不过那时是广播、杂志。”这句质疑,像是突然闯入的不和谐音。


正是工业革命的高潮,传统的宗教、社区结构被拆毁了,人们被孤立成一个个原子,公共精神的消亡,个人独特性的结束,导致了极端主义的广受欢迎,因为人们能在其中放弃独立思考,寻找到归属感。那个时代,世界也因新的交通、通讯网络与贸易连接在一起,人们也认定自己了解更多的新知识,比前人所知更多、更广。


但是世界大战还是爆发了,希特勒的独裁还是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这一切都像是对浅薄的乐观主义的一记重击,进步并非不可避免,没有任何东西,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一项技术能够给人类提供整体方案。我们那自以为是的自信,经常是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技术经常许诺使个人更强大,但却经常导致个体的更孤立与弱小。


真可惜,我错过了周日夜晚 Blogger 们在著名的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的聚会。这家紧邻玛丽亚广场的啤酒馆,始建于 17 世纪,曾是王公贵族们专用之地,直到 19 世纪才对公众开放。现在,它已是游客必到之所,它以巴伐利亚的欢快乐曲,胸脯饱满的红裙女招待,啤酒还有猪肘子闻名。


不过,在历史上它最闻名的一刻来自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希特勒经常在此发表演说。这些标榜世界主义的 Blogger 们或许没兴趣重提这一插曲,技术是面向未来的,它没兴趣回望过去……




Julia 每天都将自己在达沃斯的照片还有短片传到她的博客上。她在滑雪,她和杰夫·扎维斯在著名的高空酒吧,看得出她神采飞扬,这是互联网革命的新佐证,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给她这样的边缘者提供了跻身于这最上流社会的机会。


这里到处是著名人士,她要拉着他们一个个的合影,再告诉全世界——“ I got them ”。她因此而著名,并希望继续著名下去。她创办的那家网站叫 NO SOCIETY ——没有社会,只有她自己。


五年后,我们还会记住 Julia 吗?这个行业的残酷之处是,你以多么快的方式成功,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互联网上众声喧哗,人人都在表达,但所有的声音又都差不多,它们太容易彼此替代与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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