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全职太太”和农村“少奶奶”
2020-11-20 09:51

城市的“全职太太”和农村“少奶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黄英、邓会敏(皖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原文标题:《“全职太太”和“少奶奶”角色的延续与断裂——以自我合理化与社会秩序分化为理论视角》,头图来自:《三十而已》剧照


当前女性就业压力大,青年已婚女性压力更大,她们面临两难选择。城市青年已婚女性选择回归家庭被赋予“全职太太”称号,农村青年已婚女性放弃外出务工而选择蹲守家庭,被冠名为“少奶奶”。本研究通过对“全职太太”和“少奶奶”各10名调查走访与深度访谈,对她们的婚后角色抉择自我合理化做了研究。


研究发现:“全职太太”与“少奶奶”在不同阶段对自我合理化会摇摆不定,加上社会经济转型和社会性别秩序分化,她们对自身角色定位、个体价值实现、经济大权把控、婚姻安全感体验等发生断裂,部分女性否定原有角色设计,重新选择就业。


一、引言


基于“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的理论逻辑,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致力于女性解放运动,发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倡导男女平等,动员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走出来,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大军之中。“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和资源支配能力,通过单位制推行‘男女一个样’的性别秩序”[1],让广大女性加入工农业生产,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薪酬待遇。此时女性不再受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束缚,她们在社会劳动中获得了自尊、自信、自立,成为“男女平等”性别秩序的践行者,“三八红旗手”“女劳模”“妇女先进工作者”一时成为报纸广播宣传鼓励的榜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为更好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开始转型。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使得计划经济时代追求社会公平转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女性在生育期按法律规定给予其产假但工资待遇不变,这样雇佣女性会增加抚育成本,有的用人单位便尽量设定条件限制女性职工进入。


性别秩序从“男性优先”到“男女一个样”,再到“男女有别”的分化,女性在就业市场受到一定的排斥。尤其是女性进入婚姻家庭后,养儿育女和操持家务又成为她们的头等大事,按照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加上女性生育期限所囿,培训和升迁机会相对减少,放弃就业当“全职主妇”成为一些已婚女性两难选择。


因城乡地域和文化差异,社会赋予“全职主妇”两种不同的标签,即“全职太太”和“少奶奶”。


据史书记载:“太太”一词本是褒义,源于周朝太姜、太妊、太姒婆媳三人,个个诚庄恭敬,行为符合道德规范,以美德为女子效法。后世尊称他人妻子为“太太”,正是从三位贤妻良母的“太”字辈典故而来。后来对“太太”的界定有所变化:明代“凡士大夫妻,年来三十即呼太太”;清朝婢仆呼女主人为“太太”;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从政府官员到学者文人,从军队将帅到富者商人,其眷属都可互称为“太太”,她们经济上依靠丈夫,日常有婢仆伺候。


如今社会对城市中不参与社会工作,以照顾家庭为职责的女性称为“全职太太”,属中性词,既无肯定也不否定,角色选择是个人自由。


对“少奶奶”一词解释可参见《清稗类钞》:“妇有翁姑者,称少奶奶,固已。然以其夫之显贵而欲表示其尊,则称少太太。若此者,其姑则称太太,其子妇则称少奶奶。”由此可知封建社会“少奶奶”是官宦富贵人家仆人对主人儿媳的称呼,现在把农村与公婆居住在一起,既不参加户外生产劳动,也不操持家务的已婚青年妇女称为“少奶奶”,有吹捧或嘲讽之意。


从中国知网搜索可知:“全职太太”相关研究的期刊论文及报纸文章等共计48篇,期刊论文33篇,报纸报道10篇,硕士论文3篇,论坛论文集2本。最早是1999年陆海生论文《女职工真想回家做全职太太吗》,之后7年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全职太太”的生存状况、职业风险、自我角色认同、重返职场之策略等,社会对“全职太太”角色的认可度不高,呼吁“全职太太”认清角色风险,勇担社会职责。


2016年之后,对“全职太太”的研究发生重大改变,集中在如何做好“全职太太”,甚至通过立法保护“全职太太”的权益,明显可见社会对“全职太太”角色开始接纳。当前对农村已婚女性选择“少奶奶”角色的期刊论文为0,报纸讨论此现象仅6篇,集中在警惕“少奶奶”现象,呼吁她们自立自强,不要沦为“寄生虫”而丧失了女性的自尊和自立。


然而,对于“全职太太”和“少奶奶”角色选择背后的心理认知少有研究和关注,在角色认同之后的延续和否定之后的断裂缺乏其心路历程的质性研究。她们对角色定位如何自我合理化?性别秩序分化带来怎样影响?


基于以上问题导向,本研究选择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皖南山区农村、芜湖周边城郊接合部和冀东南平原地区农村等,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录音,共整理、分析文字资料10万多字。本研究选择不同省份个体,重点访谈个体角色延续和断裂的自我认知,确保研究的随机性、普遍性和有效性。


二、自我合理化是“全职太太”和“少奶奶”对自身角色认可而延续的归因


合理化是心理学名词,属于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当个体的动机未能实现或行为不能符合社会规范时,尽量搜集一些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理由,给自己的作为一个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以减免焦虑的痛苦和维护自尊免受伤害,此种方法称为合理化”[2]


合理化可以从社会、他人、自我等方面寻找归因。自我合理化“是指维护自尊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的倾向,目的是保护良好的自我感觉,维护自我意识的稳定性”[3]


它作为一种认知调适机制,个体通过重构自身行为的道德内涵以使其获得主观可接受性,从而减少认知失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从被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表2)可以看出,“全职太太”和“少奶奶”在学历和婚前就业状况方面存在差异:前者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都高于后者。


访谈中得知,“全职太太”回归家庭多为主动选择,“少奶奶”则多为被动选择,但她们对现有角色定位自我合理化方面存在相同或相似的认知。




1. 传统婚姻家庭观是自我合理化的文化土壤


虽然时代已跨入21世纪,婚姻立法也早将“男女平等”写入法条,可传统婚姻文化中的“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信条依然为部分已婚女性所认同。


2009年中国最早的征婚网站—珍爱网问卷调查“男女找对象时对于对方月薪的要求”,统计1800万征婚会员后发现,“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对男性来讲,女性的吸引力与其月薪并没有太明显的关系。对女性而言,男性月薪与受欢迎程度几乎呈线性增长,甚至经过统计可得出如下函数:y=0.0045x+0.4515。y代表男性受欢迎程度,x每增加1,代表薪水增1000元。可看出,男性薪水每增1000元,受欢迎程度就增加0.45%,近半个百分点”[4]


C7(38岁):我初中毕业,没稳定工作,在理发店、纺织厂、超市干过,感觉累,待业在家。经人介绍遇到我老公,他做建材生意。他大我10岁,属家庭贫困的大龄男。婚前他说过:“我娶你,想你当贤内助,管好家务就行,不要你上班辛苦。”我看过电影《喜剧之王》,男女主角有段对话,女问:“不上班你养我呀?”男答:“我养你呀!”我觉得自己当全职太太,操持家务,抚养子女,做好分内事,很正常呀!


N2(24岁):我初中没读完就随本家姐姐外出打工。私营企业做分拣,活不重,时间长,特枯燥。我妈身体不好,弟弟上学,她希望我早点结婚,但不要远嫁。综合提亲对象,我妈觉得邻村在县城预订一套商品房的小伙子是最佳人选。老公在县城做汽修。结婚时彩礼要得少,公婆很满意。老公有个弟弟,上初中,考虑小儿子上学需要花费,公婆尽量对我好,家务活不让我做。我生儿子后,婆婆疼孙子,对我更好。现在不流行“男人负责挣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吗?女人生儿育女,男人挣钱养家,否则女人嫁他图什么?


C7愿意当贤内助,实际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潜台词,为“全职太太”所认可。


相对于城市的“全职太太”,农村“少奶奶”更认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理论的不可否认性。当前农村适龄结婚青年普遍存在男多女少现象,滞留农村的青年女性更少。在“男性剩余”和“娶妻难”现实面前,“男方在婚姻市场处于被动地位,女方在婚姻市场占据了主动地位,其谈判能力、要价能力越来越高,男方为此要承担更高的婚姻支付”[5]。“当农村婚姻市场竞争激烈时,条件差些的未婚男也会退求离异的女性(俗称二婚),二婚的彩礼在当下也水涨船高”[6]


农村青年女性在婚姻市场掌握了主动权,她们更认可结婚是筹码。婚前通过索要“结婚必备”的首饰、房、车后才肯嫁过来,婚后在公公婆婆身体尚可且能够操持家务甚至还能外出打工挣钱的情况下,她们过上“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惬意生活,尽显“少奶奶”风范。


正是受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影响,农村又存在男性“娶妻难”的现实问题,已婚女性青年认为放弃就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男性承担家庭经济支出,“全职太太”和“少奶奶”为个人角色地位找到了自我合理化的文化土壤。


2. 原生家庭教育理念是自我合理化的营养液


如何教育子女成才是中国家庭的头等大事,父母寄予孩子过多期望,即使达不到,底线设定是不啃老。由于个体差异性,父母对子女教育并无固定方式方法,教育结果差异很大。


不知何时,“穷养儿富养女”的观念成为众多家长信条。由于一些家长既无教育知识背景,也无教育从业经历,仅从字面上理解容易产生误读,以为“穷养儿”就是控制孩子的花销,衣食尽量严格,不能让他有太多的享受;“富养女”则要为女儿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为防日后易被金钱诱惑而给予其养尊处优的生活。在此教育理念下,日常生活中可见不少成年女性连基本家务劳动都不会,还助长了她们“骄娇”二气。


C10(25岁):我是独生女,爸妈宠我。我妈婚后没工作,挂在嘴边一句话:“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我大专毕业也曾工作过,觉得累就辞工。我爸豪言:“闺女呀,不要担心,别人养不起你,我养得起!”婚后,父母让我安心在家,好早点让他们抱上孙子。


N5(27岁):我是老大,有个弟弟。上大学前我没做过饭,没洗过衣服,爸妈总说:“只要你学习好,家务活不会干也没关系。”大专毕业后,我在超市当过收银员。后遇上我老公,他家在城郊接合部,因拆迁分三套房。他是独子,初中毕业,我属于屈嫁。爸妈告知我“女人趁没孩子时要好好享受”。公婆也年轻,他们对我婚后是否工作并无意见,内心期望早点抱孙子。


从C10和N5的叙述中明显看出,原生家庭对“穷养儿富养女”的育儿观念有误解。“富养”绝非给女儿穿金戴银,无条件满足其物质需求,而是要关注其内心的丰富和成长,让她在物质利益面前能有是非判断,学会自尊、自爱、自立、自强、自信,才能更好地应对人生征途上的各种诱惑。


现实生活中给出不少反面教材:一个无条件得到满足的女孩,会助长其贪慕虚荣、娇生惯养的恶习,只知索取,不愿付出。C10父母基于对独生女儿的宠爱,不仅富养,甚至扬言“别人养不起你,我养得起”的霸气,实则暗示女儿可养尊处优,工作与否不是她的人生必修课。


N5父母掌握了女婿的劣势,表面上为女儿撑腰,让她心安理得地享受安逸的“少奶奶”生活,实则助长女儿“骄娇”二气。原生家庭如此误读教育理念,成了一些“全职太太”和“少奶奶”角色延续自我合理化的营养液。


3. 从众心理是自我合理化的助力器


社会心理学上将个人受外界群体行为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个体在认知、判断、决策上趋向于公众舆论或大多数人的心理和行为,称之为从众心理或羊群效应。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致力女性解放而提倡“男女平等”,呼吁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加上20世纪50至70年代,正是国家建设全面铺展时期,无论城市基础设施还是农村农田水利修建,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女性在家当“家庭主妇”被看作是“吃闲饭的”,没有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是觉悟低、能力差的表现,当时女性有“我们也有一双手,绝不在家吃闲饭”的豪言壮语,各行各业相继涌现出一大批“女劳模”“铁姑娘”“三八红旗手”等,“这使得20世纪70年代末城市劳动年龄内妇女就业的比例已达到90%以上”[7]


C2(35岁):我与老公学理发认识的,恋爱时就计划学成后开个理发店。我是独生女,父母助力买店铺,交由我们经营,条件是他“嫁”过来。婚后有了孩子,我的任务为看孩子,工作越来越少。一开始觉得不适应,看身边的闺密或朋友婚后不少当上了甩手掌柜,有几个在职场打拼的反而羡慕我们自由的生活,很快我接受了现实。老公认为女人看孩子也是工作呀!


N7(21岁):我初中毕业打过工,时间太长,工资低,没干过三个月以上的。我嫁过来发现村子不大,三百来人,和我一样的姐妹有七八个呢!我们的婆婆都不到五十岁,料理家务带孩子比我们有经验,她们也乐意干。我们闲着聚在一起打麻将,有时会结伴去县城逛服装店或化妆品店,挺自在的!


虽大多数女性视经济独立为女性解放的重要根基而参与社会工作,但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展现的竞争性和逐利性,企事业单位在落实国家对女性抚育期间的保护性政策必须单位化,社会公平下追求的“男女平等”则被边缘化,女性在就业市场受到排挤和歧视。


同时一些女性也敏锐地发现心灵鸡汤文的精辟—“婚姻是女性的第二生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现实中也确有其人其事,自己不过是其中之一,别人能够心安理得,我为啥要自寻苦恼呢?于是成为“全职太太”或“少奶奶”不仅能彰显个人魅力,更能赢得同龄姐妹艳羡的目光,特别是同学聚会或闺密聊天时。从众心理使得C2、N7为自己的角色选择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时助推其他即将转换个体角色的女性延续下去,进一步壮大了“全职太太”和“少奶奶”群体。


4. 女性就业压力大是自我合理化的安心剂


就业是民生根本,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或转移、市场需求变化快、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相脱节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前“就业难”已是不争的事实。男性寻找一份合适工作已属不易,女性则更困难,“她们在就业市场上面临女性的职业类型隔离和职业地位隔离,多从事一些女性为主体的工作,这种工作往往收入低而且缺乏职业发展前景,女性在工作上所获得的成就感和经济收入都非常有限,因而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时候这份工作缺乏吸引其坚持就业的魅力”[8]


与城市女性普遍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及以上教育相比,农民工女性受教育程度明显较低。“在就业起点上,她们更多应聘于门槛低、工资低、社会地位低的岗位。户籍制度也造成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女性农民工在招聘者眼里被视为一种廉价的劳动力,使得女性农民工的职业生涯游走于低端劳动力市场”[9]


C1(29岁):我学护理,找工作较容易。市三甲医院当护士,23岁结婚。我和老公皆为独子,家庭条件较好。婚后一年我没能怀孕,婆家考虑我上夜班多,体质弱,不易怀孕,劝我辞职在家备胎。我开始不能接受,父母也建议早点生,趁他们年轻能帮带孩子。工作三年多,我感觉护士活累钱少,经常上夜班,作息时间没规律,职业没什么上升空间,不知何时是尽头,索性辞职回家当全职太太,也好!


N1(22岁):我初中三年没把心思放在读书上,混了张毕业证。第一份工作是保姆,那家人要求真多,嫌我伺候不好,我只待了三个月就走了。后来我去电子厂打工,时间长,伙食又差,七八个人一间宿舍,上下铺,没空调,夏天热得根本睡不着觉。干半年只拿四个月工资,我受不了回家了。结婚后,反正老公说养我,干吗要外出工作受苦受累呢?


采访中除C1、N1之外,半数以上“全职太太”和“少奶奶”都认为就业难、工资低成为自己走向社会的绊脚石,加上结婚后抚育孩子成本核算,女性职业上升空间狭窄,没有什么成就感。“全职太太”和“少奶奶”角色定位可以远离就业与工作压力,成为她们心中角色自我合理化的一副安心良剂。


5. 子女抚育需求是自我合理化的内生力


人类诞生以来因男女生理构造不同,女性承担着人类繁衍的重任,生育是已婚女性生活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大部分夫妻生育两个以上的子女。子女人数多,父母需为生活奔波,对子女的教育基本为“放养式”,日后走哪条路全看个人造化,当然还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心理慰藉。


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城市家庭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农村第一胎是女孩的才可以生二胎,40年的城市“一孩化”与农村“少子化”使得子女对家庭的价值日益突显,育儿成为只许成功不许有一点闪失的大事。


工作与家庭之间女性难以平衡,抚育子女是母亲重要职责,天平的砝码自然会倾向于家庭。子女成长需要父母的陪伴,生活琐事需要父母去操劳,子女教育需要父母去引导。现代大多数家庭男性作为经济支柱,其父亲角色逐渐缺失,“守寡式婚姻”和“丧偶式育儿”就是实证,照看和教育孩子主要由母亲来完成,“全职太太”和“少奶奶”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


C4(35岁):我与老公都是医生,婚后一年大儿子出生,考虑两人工作忙,老公劝我辞职。我也想放松一下,接受建议回家。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公婆建议趁早要二胎,与老大年龄相仿,可一同照看。我们觉得有道理,很快有了老二。两个男孩调皮得很,每每听到年长同事因工作繁忙忽视孩子教育而懊悔时,坚定了我全职在家陪伴和引导孩子成长的决心。


C9(30岁):我在报社当责编,是众人眼里轻松自由的好工作。如今纸媒日子并不好过,我辞职有这原因,但主要是孩子的降临。身边不少80后为孩子奔波在工作单位和培训学校之间,真是太辛苦了。我好歹是个硕士,孩子总得读个博士,最好将兴趣变成工作,前提我得花时间培养他。


N3(30岁):我看村里年轻夫妻外出打工,一年难得回来一次,孩子丢在家。隔代亲,爷爷奶奶哪能教育好孙子呢,只能给孩子洗衣做饭,让他们吃饱穿暖而已。我现在有两个孩子,老公建材生意做得还不错,他认为把孩子带好是我的主要任务。


N10(25岁):我也曾是留守儿童,爸妈过年才回来待几天。我小学成绩还好,上初中看着高年级一些女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就去模仿,每天脑子想着如何挣钱。爸妈看我不是读书的料,又担心我学坏,初中毕业就带我一起做生意。我没到20岁就结婚了,四年生两娃,照看他们,不想孩子走我的老路!


除C9只有一孩外,C4、N3、N10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从交谈中明显看出对抚育孩子而牺牲工作是主动选择,她们意识到母亲在孩子成长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内生为自己的需求。


2015年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更多已婚女性为了抚育子女而放弃就业。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已育一孩、二孩的母亲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发展机会的比例分别是33.58%和50.98%,在公共托幼服务、社会照料不足的情况下,职业母亲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而中断就业”[10]


“家有婴儿或学龄前儿童会降低母亲就业率”[11]“生育显著降低了青年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概率,表现为生育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导致青年女性劳动参与概率下降0.11个百分点,以第一胎子女性别为工具变量进行再估计,生育是青年女性劳动参与概率下降的净边际效应达到了0.21个百分点”[12]


三、社会性别秩序分化令“全职太太”和“少奶奶”否定自我而发生角色断裂


“社会性别”一词,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提出,指自身所在的生存环境对其性别的认定,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构成。美国女权主义者琼·W·斯科特在《社会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给出定义:“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13]


西方社会性别理论颠覆了我国传统两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即“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社会性别一词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在我国,关注社会性别目的是如何在现实中真正解决男女不平等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性别秩序开始破除“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经历了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倡导并以行政总动员方式确定“男女平等”的国家政策,城市适龄女性劳动力进入工业生产和零售、餐饮等服务行业,农村中青年女性也加入集体劳动组织—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中,以工分制来获得口粮和微薄的分红。


一方面,计划经济下“企业办社会”,小卖部、食堂、澡堂、托儿所、子弟学校等生活设施齐全,减轻了已婚女性家庭负担;另一方面,在“舍小家,为国家”政策宣传下,个体家庭生活处在压制状态,男性承担起部分家务劳动,已婚女性所面临的工作、家庭之间平衡冲突并未凸现出来。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开始转型,市场经济由市场竞争来完成优胜劣汰,“效率优先”的理性必然要求劳动者对工作尽其所能地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此时女性因抚育成本带来的影响在就业市场处于劣势,性别和年龄成为主要障碍。


随着个体生活水平提高,人们有注重家庭生活质量的正当诉求,于是传统性别秩序下“男主外、女主内”又让女性回归到家庭的关注。一直关注女性研究的学者方英“根据女性对待工作和家庭的不同选择和态度将女性分为三种类型:‘全职太太’、‘单身女贵族’和‘兼顾工作家庭型’”[14]


当其中的“全职太太”在根据自身资源和情境做了主动或被动选择后,发现个体在家庭和社会中角色越来越单一化,社交范围狭窄,婚姻生活缺乏安全感,话语权被剥夺,经济上不自由,个体价值得不到体现等。随着社会进步,男女社会性别秩序不再是一元的,多元分化导致个体需要审视自身角色扮演,在某一条件促成或意外事件突发时,则会出现角色扮演断裂,必然为寻求新角色而悄然转身。


1. 需求层次低,自我价值感缺失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从低到高将人的需求分为五类: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在课题调研和访谈中,笔者感受最深的是无论是“全职太太”还是“少奶奶”,谈得最多的一句话:“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重复相同的事情。”看电视、做家务(买菜、洗衣、做饭、收拾屋子)、照看孩子、接送孩子上下学、穿梭在各种培训机构,有空才可以打麻将、逛街、刷手机、追剧。


“全职太太”相对于“少奶奶”,日常活动范围要宽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可以去健身房,约闺密聚一下或去美容店保养,天气晴好的周末去郊游,暑假可带孩子外出旅游。


“少奶奶”名义上光鲜,“十指不沾阳春水”只包括不去干农活或不要做饭等类似家务,有孩子爷爷奶奶帮忙照看,绝不可能像古代地主或大户人家的“少奶奶”有仆人、丫鬟伺候,只需动动嘴。在狭窄的农村生活空间,她们最多的休闲就是串门聊天、打麻将。


她们描述的“重复”生活日记正好印证了美国社会学家贝蒂·佛里丹在《女性的困惑》中所写:“她们的丈夫坐在房间的另一头大谈商店,政治,化粪池的时候,妇女们所进行的相互对话都是与她们的丈夫和孩子有关的话题,如何使她们的丈夫愉快,或是改进孩子们就读的学校,或是如何干厨房的活儿、做沙发套子等等。”


C2(35岁):开始回归家庭觉得理所当然,时间一长,不与外界接触,生活好单调。抽空去理发店看看,技术生疏,年轻顾客不买账。无法获得他人认可,我消沉好一阵子。孩子上学后,觉得太无聊,下午有空我去麻将馆消遣。有几次错过接孩子时间,女儿曾怼我:“你就知道打麻将,还要我好好学习,以后嫁个能挣钱的老公,不就完事了吗?”那一刻,我无言,感觉活得没价值。


C8(36岁):我在私立学校任教十年,深知教育非易事。一直纠结于辞职照顾孩子是否为正确选择,脑子里经常闪现疑问:孩子日后能成才,自己付出没白费;假如不成器呢,那一切努力岂不打了水漂,这辈子究竟为谁而活?


N4(25岁):我在花鸟市场搞过个体经营,赚不了大钱,但养活自己没问题。怀孕后老公劝我回家,在家婆婆也不让干活。我过得并不舒心,天天带孩子也烦,上网看到心仪物品,还得向老公要钱,活得有些憋屈。


N8(26岁):婚前我在电子厂上班,记得第一个月拿到工资觉得好富有,疯狂了一把,把购物车清空。婚后辞职,没找到合适工作,只好安心在家。结婚时我手上还有点积蓄,购物没负担。现在给孩子买奶粉、衣服,得向老公汇报,真是两重天啊,虽然老公每次也不说什么!


C2、C8、N4、N8所描述的生活只是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伴侣和孩子多数情况下认为她们的日常就是照顾好家人,而现实中家务劳动没有相应的工资报酬,对其尊重程度明显低于家庭其他成员。


“全职太太”与上班族相比,之前的工作技能用不上,没有体现自我价值的报酬,甚至在孩子面前都无法硬气回应。“少奶奶”本身是被怼的对象,她们的生活只是人前光鲜,似乎一切来之容易,其实人后满是“委屈”,挺不起腰杆,何谈自我价值的体现呢?


“在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背景下,虽然全职主妇也逐渐开始成为许多已婚女性自愿或者被迫的选择,但是全职主妇的社会地位和劳动价值被认可的社会文化支持远远没有发展起来......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具备足够的文化合理性”[15]。社会性别秩序分化赋予“男女平等”,自我价值无法体现成为被访者希望有机会重返职场的首要因素,就目前而言,至少家庭要认可她们的选择有贡献,其价值存在不应忽视。


2. 单一角色倦怠,社交范围狭窄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分为男女首先是按自然属性来划分,其次是不同社会关系赋予个体角色的特征,即性别角色社会化。


人类学家M.米德在《3个原始群落中的性别和性格》一书中指出:“性别角色特征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在不同文化中经过系统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形成的。”性别角色社会化意味着个体角色扮演受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影响,如父母亲的教育、同伴交往、学校教育以及大众媒体和国家与社会的期望等。现代社会性别秩序建构的男女平等赋予女性更多的社会交往,不像传统社会中局限在家庭或村落。职业女性通过工作不断与社会打交道,可以触摸时代脉搏,紧跟社会节奏;同时与各色人物打交道,拓宽交际范围,拥有一定的社交圈子,属真正的“社会人”。


这一切在“全职太太”和“少奶奶”那里,却是“奢侈品”,她们的生活半径是家庭。虽然现在网络发达便捷,但无现实场域下的交流显得不真诚。社会交往圈子窄,渐渐会产生单一角色倦怠,甚至影响到个体的精神状态。“比起那些依然工作着的已婚女性而言,全职主妇们反而更多地经历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16]


C6(40岁):我以前做销售,客户是靠嘴皮子磨来的。平时生活中遇到点事,找客户帮帮忙也行得通,亲戚朋友认为我有能耐。现在每天围着孩子转,与以前同事、客户自然联系少。要好的几个朋友忙着上班照顾孩子,哪有时间见面呢,如今感觉自己被世界遗忘。看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就忍不住发火,弄得家庭关系一度紧张。


N6(32岁):我在服装厂做裁剪,修改样板设计,比车位工人要轻松些。在他人眼里,服装厂就是忙、累,偶尔休息,几个投缘的姐妹一起聊天、逛街、下馆子,很有意思。婚后我在家待了三年,从怀孕到孩子断奶,享受了所谓的“少奶奶”生活。迫使我下定决心回厂的原因说起来可笑,我担心在家带孩子,长期没人聊天会丧失语言功能。


C6、N6在回归家庭之前都从事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她们在工作岗位和社会交往中获得他人认可和家人期望,深切体验到日常生活、工作交往是成为“社会人”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性别秩序分化赋予“男女平等”的真正含义。回归家庭就切断了与外界进行实质性交往的路径,久而久之会导致自我封闭、脾气暴躁、沟通不畅等恶果,单一角色的倦怠又造成夫妻感情疏离和母子关系紧张,逃离家庭回归社会成为“全职太太”和“少奶奶”角色断裂的重要因素。


3. 经济不能独立,婚姻安全感缺乏


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可见婚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相比于旧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代社会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广大女性有了自主选择伴侣的机会。


婚姻是建立新家庭的开始,其稳定与否决定着夫妻双方生活质量。多数女性在婚姻中处在弱势地位,人们常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于是婚姻成为女性能否求得幸福的开启键。


2017年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以“全职太太”罗子君、职场精英唐晶和职场员工凌玲三位女性为原型,勾勒出她们在爱情、婚姻和生活中的不同态度和选择。罗子君的遭遇令“全职太太”们心慌,仿佛看到若干年后的自己:婚后尽情享受“全职太太”的悠闲时光,相夫教子,后遭遇丈夫“劈腿”,接着离婚、找工作、争夺孩子抚养权......原来自己为家庭放弃事业,辛苦生儿育女,到头来婚姻失败,一切都没了,正好印证了“男主外,女主内,是婚姻幸福的最大谎言”。


社会性别角色赋予婚姻家庭中男女平等,但全职主妇经济不独立,安全感就会缺乏,担心被老公抛弃,担心孩子不成才。调研访谈中意外发现,“全职太太”比“少奶奶”婚姻安全感更低,她们认为城市里围绕在老公身边的诱惑很多,消费水平又高,一旦婚姻破裂,自己需要更强的勇气面对和加倍努力寻找工作。


C1(29岁):我真后悔辞职又生了二宝。两个孩子花销大,老公又找份兼职,在家时间越来越少。我照顾孩子没睡过安稳觉,他对家务不闻不问,有两次半夜孩子发烧打电话给他都没接。事后他解释为不打扰我休息回其父母家住,手机静音没听见。想想自己当全职太太是为家庭而做出牺牲,他却强调兼职赚钱是为了让我和孩子生活得更好。我们为琐事争吵不休准备离婚。离婚我不怕,接下来我得找工作养孩子呀!


C4(35岁):不知道老天为啥如此狠心,三年前意外车祸带走了我老公,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光亮。我想继续从事牙医工作,无奈离开医院多年,技艺生疏不少,两个孩子需要照料。我只能另谋出路,在一家健身会所当瑜伽教练,工作时间相对灵活,边工作边照料孩子。


N3(30岁):老公做建材生意接触人多,经常出去应酬。他经营账目不让我插手,担心有一天他变心了,我该怎么办?我妈经常撺掇我将财政大权掌握在手,可我没参与经营不好开口,担心他不高兴。老辈人与外界接触少,结婚了就过一辈子,现在不少夫妻动不动就离婚。我都三十了,结婚在家六年,出去找工作哪容易呢。有时半夜醒来,总觉得婚姻没保障。


N4(25岁):我婚前搞个体,养活自己没问题。去年老公身体不适去医院,误诊为大病,吓得我好久缓不过来,生怕有一天他倒下了,我娘儿俩怎么过?等孩子稍大些,我还得去工作。婚姻里女人不能完全靠男人,至少要养活自己。


C1、C4在当前的婚姻中正经历着无法预料的外在撞击,家庭发生变故,安全感顿失。男人要求离婚、意外伤害致死或致残,家庭经济支柱一下子坍塌,让已婚女性深刻领悟到自立、自强是家庭和谐和婚姻幸福不可缺少的参数。N3、N4显然从婚后辞工导致经济支配权不自由中看到隐藏于未来的不安全因素,她们从内心希望改变在家无业现状。


现代社会男女性别秩序下“男女平等”,实际上包含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即“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17]。选择当“全职太太”和“少奶奶”,实际上放弃了自己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导致在家庭中无法平等享有经济的支配权。


学者王善高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经济独立能够显著提升女性婚后生活幸福感,而且这种提升效应在城市女性中更明显;随着经济独立程度提高,女性婚后生活幸福感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递减’的‘倒U型’趋势,平均而言,当经济独立程度为0.36时,女性的婚后生活幸福感最高;经济独立会通过影响女性生活质量、家庭话语权以及夫妻双方感情因素进而显著影响女性婚后幸福感。退一步讲,即使婚姻破裂,经济独立的女性依然还有独立生存的资本,而经济不独立的女性可能会失去经济来源,使自己生活处于被动地位”[18]


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得“全职太太”和“少奶奶”的婚姻安全感不足,缺少应对家庭变故能力,一旦出现意外必须重新走进职场,不得不为生活去社会上打拼。


4. 他人负面评价,自我认知不清


自我认知是个体对自己的洞察和理解,包括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自我观察需要参照物,亲人、同学、朋友、同事正好是参照对象;自我评价往往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等环境影响,特别是来自他人的看法。“全职太太”和“少奶奶”在学校接受“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等教育理念,对以往社会性别秩序中对女性的歧视偏见、落后观念、陈规旧俗有了对抗意识,她们中有的人通过努力学习完成高等教育,并在职场上与男性同工同酬,思想独立、经济自由、生活自主,让自己美丽绽放,获得社会和他人的认可。


婚后远离职场,生活圈子主要是丈夫和孩子,赋在身上标签是某某太太或某某妈妈。事实上“全职太太”和“少奶奶”为家庭付出很多,她们每天要充当N个角色:教师、厨师、司机、护士、保洁员、采购员、心理咨询师、财务总监......并且全年无休。得到社会的评论却是:“未婚女孩说‘你命好好哦,有男人养’;老人们说‘你就知足吧,以前我们做媳妇要伺候一家大小七八口人呢,好不容易熬成婆,如今还来伺候你们’;男人们说‘我在外面拼命赚钱养家,你做点家务有什么可抱怨的’;孩子们说‘你就会训我,和监工没啥区别......’”


C8(36岁):孩子上初中后成绩下滑厉害,我下决心辞职陪他,科学制定学习计划,希望他能考上重点高中。开始孩子还挺配合。相处时间久了,孩子嫌我唠叨,甚至顶嘴‘读那么多书不还是当家庭主妇吗?’午夜梦回,哀叹自己怎么沦落成怨妇了呢?天天除了重复好好学习外,似乎与孩子没什么可交流的!


C9(30岁):我硕士毕业做版面设计和文教编辑,生孩子辞职,最大反对者是父母,他们认为我白读十几年书。在家看孩子三年多,我全身心投入,陪孩子上早教班,看育儿书籍,抽空写点育儿文字投稿。去年参加同学会,感慨世界变化太快,担心过几年,我对孩子教育没有发言权。以前觉得自己挺能干,现在每天想着如何给孩子做营养丰富的饭菜,如何给老公选择上班服装搭配,如何将假期安排得多彩有意义......时常感觉一样没做好,简直就是低配版。


N6(32岁):我怀孕辞职回家时,到村里串门,听到有人议论我是少奶奶,心里好郁闷。公婆家田地不多,农活我自小也没干过,加上怀孕,他们根本不让我插手。现在有洗衣机、电饭煲,家务劳动变得轻松多了。我不想听他人的指指点点,也担心长时间在家废了,孩子上幼儿园后,我开始上班。工厂离家不远,每晚我都回家陪孩子。


C8、C9接受过高等教育,凭个人奋斗获得别人眼里的好工作,自我认知清晰,可当全职主妇生活三四年后就不自信了,原因主要来自家人的负面评价,陷入自我认知不清状态,甚至怀疑自己能力。即使她们投入了青春、精力,舍弃了职场发展机会,掌握了多项技能,仍逃脱不了外界对“全职太太”无所事事的印象,得到的却是白开水一样的生活,白纸一样的收入。


N6是农村“少奶奶”中醒悟最早并有意识反抗的代表,她不希望被别人贴上好吃懒做的标签,更不愿意束缚在家庭中围着锅灶转而丧失了自立、自强,这恰恰是对社会性别秩序中角色单一或刻板的纠正。


四、讨论与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调研和质性访谈,对城市和农村选择全职主妇角色的心路历程进行探究,发现其角色延续和断裂存在两个重要路径,即自我合理化和性别秩序分化。


庆幸的是无论她们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现代教育理念正在改变女性自我角色重新定位,男女平等不仅仅是社会全力推进,更要女性自身觉醒。不同的是城市中的“全职太太”逐渐被社会认可,而农村“少奶奶”即便为了孩子不成为留守儿童放弃外出打工,依然无法被同村人理解。


2015年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指出:“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19]。广大妇女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要认识到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妇女既有社会角色,又有家庭角色,相应地就有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两个角色的作用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


已婚女性如何在社会与家庭之间自如转换,一些专家学者针对“全职主妇”为家务劳动付出时间成本和辞去工作的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提出完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来保障她们的利益的建议。这是立法上的善意,但真正推动男女平等不是以保护弱者的姿态来成就,而是从权利、机会、结果等方面去推进。


“通过国家力量对女性的生育成本进行社会统筹,引导各类用人单位推行‘有益于家庭’的工作政策,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女性的权益保护等措施,可以使两性都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使人性朝着更为丰富和完善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一种在承认差异和女性主体性基础之上的平等的现代性别秩序”[20]


对于当前农村“少奶奶”现象,更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政策、资金、项目、技术、培训、信息等支持,为农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就近转移就业,既可帮助实现她们经济上的独立,又可照顾孩子不成为留守儿童,在家庭和事业平衡中实现价值,获得社会、他人和家庭的认可与尊重。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互联网时代我国青年标签化研究”(项目编号:SK2018ZD017)和2016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项目编号:SK2016A095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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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黄英、邓会敏(皖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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