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ID：sjcff2016），作者：小熊英二，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在同一时期出现山一证券倒闭等日本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开始为人们所认知。日本雇用劳动力的平均最高薪酬出现在1997年，而1996年则是日本商品零售额及国内新车销售量最高的年份，总之，许多经济指标的最高值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直线下滑。
“中流崩溃”、“学历崩溃”和“啃老族”等是在1999—2001年流行的新词。如果对这些社会问题被逐渐认知的过程进行整理会发现，1. 社会核心阶层和上层部分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周边部分阶层对此认识不足；2. 对反常的社会现象已经开始认知，但对社会结构变化的认知不足。
首先，作为社会差距扩大的表现，大企业本科学历中年白领被“裁员”的问题最早引起人们关注。在一个有1000多名员工的大企业中，45岁或以上男性全职员工所占比例1979年为22%，2000年增加到37%。究其原因有二，一个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大企业减少了新录用年轻员工的比例，一个是经济高速增长期（1973年之前）所录用的大量职员出现老龄化。
平成元年，日本泡沫经济达到顶点，标志之一是三菱地所以2200亿价格购买下纽约的购买了洛克菲勒中心
企业很难再继续给这一中老年段的员工支付工龄工资。于是，有人建议企业推行被统称为“裁员”的提前退职奖励和岗位调整，引进业绩考核人事制度等。恰巧赶上限制放宽，大量名牌折扣商店在日本涌现，在名牌折扣店相关的话题中有“贏家”和“输家”说法，与这样的词语相关联，有人说：本科学历中年白领之间出现了“赢家”和“输家”。
关于“中流崩溃”的现实性问题，在2000年前后学界就有过争论。认为“中流崩溃”不过是幻想那一方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主张认为，差距拉大不过是老龄化带来的表面现象而已。原本日本年轻人的初任工资差距很小，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之间的岗位晋升差距拉大，所在企业规模的差距也拉大了。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被拉大差距的人群仅是当时三四十岁的本科学历男性，有人指出，“年龄增长了，收入就会出现差距。这不过是日本固有不平等的外显而已”。
另一主张的论点在某种意义上与之类似，即“高中学历的人们和大部分女性从过去开始一直就处于竞争化的被动状态。据说，‘中流崩溃’的现状充其量就是把竞争法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本科学历的男性工薪阶层”。提出该观点的辩论方认为，为了让日本社会中“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继续进行，引进竞争法则基本上算是理想的做法。
从现在看，这一主张甚至可以说是正确的。当时的讨论只考察了城市中男性本科学历白领阶层这一日本社会的“核心”人群。参与讨论的知识分子本人大部分都是本科毕业的男性，因此涉及女性、高中学历和地方等“周边”部分的认知则要滞后很多。
平成时代的东京地标：晴空塔
另外，还有历史上的因素，这个时期40多岁的“本科学历男性工薪阶层”对“裁员”有危机感。50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年龄在39~45岁且一次都没有跳槽过的职员在1980年达46%，到1994年上升至77%。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企业录用毕业生的惯例得到推广，正式职员比例提高，其结果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半期入职大企业的本科学历男性经历了“代际性”的终身雇用。
实际上，即便是在这一时期，工龄工资体系的变化也很缓慢，并且没有出现让舆论鼎沸的严重“裁员”。反倒是企业的中老年员工比例一增加，录用应届生人数就减少。有人还指出：越是白领员工比例和男性比例高的事务所，对全职新员工比例进行限制的倾向就越明显。
但是，上述对“中流崩溃”表示怀疑的观点，其前提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本科学历男子工薪阶层”以外的阶层，从过去开始就理所当然存在竞争，这算不上问题。还有人认为除本科学历中年男性群体之外的群体，其收入差距并没有拉大，这样的观点其实也没有把本科学历男性和高中学历女性等群体之间的差距视为问题。即便如此，如果问题表现得不是那么突出，人们也不会去想一旦“核心”不稳定会如何的问题，因为，大企业和本科学历男性的经济稳定会间接地影响其他群体的稳定。
与此相对，“周边”状态的变化则常常是作为威胁“核心”的反常现象而被提及的。
例如，“非正式职员”最初是作为日本经济的活性因子而引起关注的。2003年在文部科学省和原生劳动省联席会议上所提出的“年轻人自立与挑战计划”指出，如果非正式职员增加，就有可能导致诸如日本经济“竞争力和生产力下降”、“社会保障体系趋于脆弱”、“社会不稳因素增加”和“少子化进一步加深”等问题。UFJ综合研究所2004年调查报告也认为，非正式职的薪金、税收和消费支出等都很低，这种状况“会阻碍日本的经济活力”。
平成东京
一些男女不结婚，常住在父母家。他们在挥霍父母资产的同时还沉溺于消费文化。基于这样的语境，1999年出现的“啃老族”观点也被人们接受了。在21世纪头10年前半期的“自由职业者”论中，有人提出了“暂缓型”、“追梦型”和“不得已型”三种非正式职员类型；同时还认为，重视“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自我实现的意向，带来了受演艺界消费文化影响的追“梦”者的增加以及“自由职业者”的增加。
不过，上述的自由职业者类型说，是根据当事人的调查而来，接近他们/她们本人的讲述，很难说当事人自己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虽然做自由职业者的决定是当事人自己做出的，但是这样的决定受到他们处境的制约，可以说是“被迫做出的决定”。此外，有关“啃老族”和自由职业者的研究，都在社会分析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不一定会被人们接纳，人们对此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社会现象的层面上。
除了自由职业者的增加之外，还出现了出国留学生增加和滞留海外者增加这一现象。2008年，某研究曾对怀揣成功梦想赴美和赴英学习艺术及大众文化的年轻人进行调查，并将之命名为“文化移民”。其中的很多人在日本从事非正式职员工作，职位有自由职业者、合同工、分包设计师、销售员、事务员、搬家工人等。据分析，促使他们远赴海外的因素多样，诸如国内环境闭塞、在文化和英语上寻求突破、父母因工作稳定有一定资产等，尤其是女性就业状况恶劣，年龄在20—30岁的被调查对象中，女性占了大约7成。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有3个月以上滞留海外经历者从1990年的37万上升到2007年的75万，较之同期的海外定居人员由24万上升到34万的情况，其增加也是显著的。不过，在长期滞留者当中，去亚洲国家的6成以上是男性；而去西欧和美洲的则6成以上是女性。据推测，前者多是因为日本企业外派，后者多是因为留学。“中年男性商务人士”和“年轻女留学生”的反差也如实反映出平成日本社会的分裂。一方面，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出国旅游人数于21世纪头10年创历史新高，赴美留学人数于1997年出现高峰，到2010年下降到最高峰的45%。
对于年轻人的其他“反常现象”的讨论，还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援助交际”和2003年的“看手机的猴子”等现象，同时1997年发生在神户的“酒鬼蔷薇圣人”事件等“少年犯罪”问题也得到了社会关注。对于1997年连续杀伤杀害儿童事件、1990年连续杀害幼女事件以及1995年奥姆真理教事件等，大致有如下评论，即不被贫困等社会问题困扰的中产家庭子女们，因受到多媒体产品和大众消费文化等的影响，迷失在虚拟世界之中，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出生在富裕中产家庭的“现代小孩”不懂得生活艰辛，不了解现实社会，他们成了反常犯罪的肇事者——这种说法在有关1972年联合赤军事件和1980年“棒球棒杀人”事件的讨论中就已经存在，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犯罪学的陈词滥调。在此之前，人们讨论犯罪原因总离不开贫困，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则稍有变化，讨论犯罪则主要是从大众消费文化和多媒体产品上找原因。或许这种变化说明，即便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一亿国民皆中产”的意识在人们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
有关教育的讨论有两个内容，一是对于“核心”人群的危机意识，一是对“周边”人群的反常现象的关注。揭开此次讨论序幕的，是1999年出版的《不会分数的大学生》，该书由日本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等的数理经济学教授编写，书中提出“核心”人群的学习能力低下的问题。与此相对，在同一时期的报刊等媒体上被大肆报道的，是中等水平以下的学校等所出现的“班级崩溃”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如彻底修改学习指导大纲、削减学习内容和上课时间、全面实行每周上课五日制度等。这一时期，人们对此前的改革口号之一“宽松教育”展开了讨论。保守派的辩论方列举当时恰巧出现的“援助交际”和“少年犯罪”问题，强烈主张通过历史教育和义务劳动来纠正年轻人混乱的道德观念。
同时也有人对教育改革的另一要素，即诸如削减教育经费预算、引进民间力量和拓展“个性”教育等提出批评，说其带有精英主义教育的性质。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实行法人化改革，学费随之上涨。据估算，到大学毕业，每个孩子的上学花销，按上国立或公立大学计算是2985万日元；如果是从私立初中和高中升到私立医科或者牙科大学，则要6064万日元。对此，日本文化厅原厅长三浦朱门在2000年的讲话中指出：“除了培养精英，还需培养具有诚实和正直精神的人。”
教育学者指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为了应对产业结构的升级，须强化基础教育，仅仅是培养简单劳动者的教育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另外，还有人指出，因实行“宽松教育”，公办教育的学习内容被删减，致使上得起私立学校和课外学习班的孩子与上不起这类学校的孩子之间的差距被拉大，这样一来，虽然从整个日本来看学生课外学习的平均时间减少了，但差距拉大了，而这些差距是由家庭环境等广义阶级因素决定的。考大学最难的时期是“团块世代”人学的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宽松”和“过劳”成为社会学关注的主题，考虑到这点，“宽松教育”是基于迟到了二三十年的社会认识所提出的一个口号。
但是，日本文部省并没有对上述批评做出回应。文部省政策课课长兼改革发言人寺胁研在1999年讲话中指出，虽然改革内容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为了改变现状，必须雷厉风行。此讲话给人的印象是，负责制定政策的政府也并没有明确的预见性，而是想要打破现状，推动改革的想法先行了一步。
（本文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平成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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