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Lisa、阿黄、Sharon，编辑：阿黄、Sharon，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年，我们见证了很多令人无力的事件。
年初，新冠确诊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口罩短缺。普通人除了在家为生病的人祈福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方式改变愈发恶化的疫情。在疾病和死亡面前，人们感到束手无策。不断变幻的国际局势，叠加疫情的影响，让许多留学生“回不来”也“出不去”，少数幸运儿如愿了，而大部分人只能留守、等待。
媒体和社交平台不断曝出的校园和职场性骚扰事件、家庭暴力事件，让女性感到害怕。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有谁能帮帮我？”
同时，校园内卷和职场PUA令人窒息，努力并不会有结果，而一旦努力错了方向，一切可能都白费了。年复一年的“最难就业季”，和令人唏嘘的“平均工资”，年轻人不知如何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基础。
资本和技术系统下，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数据点，被规定好的时间和任务推着走，落入“工具”的陷阱，却无法逃离。而被“数字鸿沟”隔离下的老年人，让年轻人开始担心，我们老了以后怎么办？
“蛋壳公寓”暴雷，一夜间，数万年轻人失去了“稳定”的住所，在租房愈发困难、买房几乎不可能的困境中，不知如何是好。
生存、健康、住所、出行，这些本该“正常”的需求，在今天好像都变得“难以掌控”。我们被不断涌现的问题反复冲击，来不及反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越来越多人说：“真的好无力啊。”
今天的年轻人，真的很“无力”吗？“无力”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应对这种“无力”呢？
本期嘉宾
■ 傅适野：播客“随机波动 StochasticVolatility”主播，曾任“澎湃新闻”文化课栏目记者和“界面新闻”文化频道记者。
■ 哦一：公众号“DT财经”副主编，曾任“NOWNESS现在”新媒体总监。
■ Zafka：“青年志”联合创始人，年轻人趋势观察者。
当年轻人在说“无力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什么？
哦一：房间里的大象大到没办法视而不见了，对系统的反思就变成了一种“不满”。
年轻人过得不好，在近几年都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996、007、985废物、小镇做题家，同事内卷、老板PUA，听歌网抑云、离婚冷静期，女性月经贫困、男性社会性死亡。打工人、被退租、65岁才能退休。随便一拉流行词都能感受到年轻人对自己处境的不满。
经济无力。就中国语境来说，贫富差距、阶层固化已经成为常识。社会整体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且发展得很快，但是有普通个人的收益增长，远赶不上社会整体的经济增长。房价和收入的鸿沟是最明显的，普通工薪阶层在一线城市掏空两个家庭6个钱包也买不起房的比比皆是。
生活无力。就业里，近几年每年都会发明新的热词来吐职场苦水，996、007、福报早已经成为年轻人口头禅，今年又有内卷、PUA、打工人、大厂上厕所问题。智能手机把个人生活变成了移动劳动营，工作入侵生活。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再谈“工作生活平衡”了。
感情无力。交友软件让选择无限增加，社交网络的各路大V博主让择偶标准不断被拔高，市面上充斥的爱情课、泡学、绿茶学让爱情界充满套路，PUA/渣男/小三/海王近几年词频高涨，『个人主义』又让年轻人更不愿意在感情里迁就磨合，年轻人很注重“自由”，越来越多人担心恋爱和婚姻会伤害到“自我”的生活，所以离婚冷静期的消息出来，会引起年轻人那么大的反应，他们会担心一旦进入婚姻，就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了，婚恋里笼罩着“渴望爱情、又害怕伤害和付出”的氛围。
这些都是非常可感的年轻人处境。
傅适野：年轻人面对生活采取的“防御性姿态”，其背后表现的也是一种无力感。
最近和拍摄《杀马特我爱你》的导演李一凡聊天，他谈到杀马特和城市里的其他年轻人有一种共通性——他们面对生活都会采取一种“防御性姿态”。在我看来，这种防御性姿态背后，其实也是无力感。
杀马特大多是留守儿童或农民工二代，原生于农村所处的熟人社会。他们即使和老乡一起进城，也会在流水线上被打散，成为原子化的个体。所以，他们需要用一种防御性行为来保护自己，杀马特的发型能让人看上去特别厉害，不容易被人欺负。
对于都市白领来说，他们的“防御性姿态”分为两种。一种是把真实的情感寄托在相对虚幻的东西上，比如追星（不是说追星是虚幻的，而是说通过追星这种非实体的形式寄托真实感情）。
另一种姿态，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在社会上更安全、稳定的位置。他们会思考，在既有的社会体系里，我怎么样能更安全？比如985相亲局。他们认为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结婚，可能就是最安全的。比如中产买学区房，为下一代寻求更好的教育资源。当这种安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当下的资源还不够好，所以我不够安全，而不会去想安全的空间或者状态是否真实存在。
在我看来，都市白领所处的中产阶层与杀马特之间形成了某种“镜像”关系。虽然他们在爱情、工作和生活方面，面临的具体问题和情境是不同的，但在情感和情绪上，他们面临着相似的困境。
在爱情上，杀马特和城市里的年轻人一样，一方面在追求真爱，另一方面，也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因为对彩礼有要求。所以，很多杀马特总想着“我要找一个真爱”，这样对方也许就不会要求那么多彩礼。而“985相亲局”，其中存在着两套逻辑：一套是浪漫叙事的逻辑 ——“我想追求浪漫的真爱”；另一套是经济的逻辑 —— “我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通过婚姻来实现阶层的跃升”。这两套逻辑是并行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杀马特和都市年轻人是很相似的。
工作上，杀马特在工厂里打工，每天在工位上坐十几个小时，下班后连话都不想说。都市白领同样地在形容自己是“打工人”，要“996”工作。“打工人”这个词，其实就是从杀马特、进城务工人员的话语体系里挪用过来自嘲的。
还有买房的问题。杀马特面临的是，父母要求他们回老家盖房，他们不想回去。而如果要在城市里扎根，又完全没有能力买一套城市里的房子。而都市白领若想要在城市扎根，他们买房可能只能选在郊区，并且需要全家一起付首付，然后再还贷。 所以我会觉得在情绪上，不论是在哪个阶层，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感受到的都是一种“无力”的感觉。
“无力感”和“脆弱性”一样，既是主观感受，也是客观现状。
我们在说“脆弱性”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人在各种社会状况下所面临的“客观的”脆弱性。还有一种是人“主观”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很脆弱”。我觉得“无力感”也是这样的，它既是一种主观感受，也是客观现状。
一个杀马特在李一凡的纪录片里说：“我在城中村生活，在工厂打工，但是我从来不抬头看高楼，因为那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个杀马特说，他刷一些短视频软件，会看到明星可能一个合同就赚几百万、几千万，然后再看看自己一个月才挣三四千块钱，他感受到了很明显的鸿沟。
而当我们去看城市里的大众文化消费品，其实已经很少有“穷小子爱上富家女”之类的阶级悬殊的恋爱了。现在连“神仙恋爱”也是要门当户对的。这里面可以反映出大众的两种情绪：对于杀马特来说，他们觉得有钱人的生活或者城里人的生活，跟我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关联。对于城市白领或者中产来说，他们觉得都市里已经没有“童话”了，没有办法在不考虑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去讨论爱情了。
Zafka：无力感，是年轻人面对风险退无可退。
如果回望十年前到现在，风险社会呈现的不确定性持续加深，贫富差距悬殊，个体实现社会流动和自我价值的希望逐年减少，愈发只剩下焦虑——普通人日常生活能不能保全的焦虑。2020年的全球疫情和经济衰退又进一步恶化了个体境遇。这种状况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球的。
如果说是否“有力”，是有关同等努力下个体可能性的比较，今天普通人相比十年前，确实是更无力了。比如年末的蛋壳公寓暴雷事件，既有个体无法抗衡的经济衰退下的金融连带风险，又有基本居住权保障缺失的风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凭一己之力，对抗各种风险，按照自己想法安身立命，个体很容易感到弱小无力，缺乏安全感。这与其说是年轻人的主观感知，还不如说是更多普通个体在今天的集体感知。
另外，无力感作为主观感受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十多年，也是年轻人对风险社会亲身体验不断加深的过程。之前面对风险，年轻人觉得无力，可以放弃工作上的探索，选择转身建构自己生活小世界，偏安一隅，发展兴趣和日常小确幸，努力做个“不普通的普通人”。
现在年轻人主观感受上的无力和不安全，是面对风险退无可退，如何能努力过上稳定的“有房住，有班上，有人陪”的普通人生活。因此我们才能看到，有关“工具人”“内卷”“异化”“消费主义”等学术词汇，在今年成为文化热点，因为大家都想更为深入了解和解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在当下的境遇。
这种无力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为什么在2020年，会成为了一种特别鲜明的感受？
哦一：机会被垄断，“做自己”变成自我绑架。
一个是，在市场上，大厂急剧垄断年轻人的个体机会。在过去，中国市场处于摸索阶段，经济整体上涨，到处都是红利，那时候还流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努力就有回报”的叙事。
现在大厂大范围垄断人们的生活服务，资本有足够的资源打价格战和流量游戏，普通个人的机会逐渐被挖完，社会规则的漏洞被堵上。个体创业要么被大厂淘汰，要么被大厂收编。小市民和农民工的机会被大大挤压。选择大于努力，几乎成了时代共识。而即便中产增加，在中国的阶层结构，仍然是倒丁字型的。大量的底层人民，是没有选择权的。
第二个是，无力感也来自“个人主义”盛行带来的自由代价。当代青年非常强调主体性，强调“做自己”。广告和营销号铺天盖地地迎合年轻人，“不要墨守成规、做自己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于是，人人都疲于探索自己究竟有多少可能。
人人都想自由的代价是，社会规范对个体的约束力，转嫁给个体自己了。以往的规则不适用，个人就要自己创造规则，为自己的不幸和失败负责。人们进入了一个功绩社会，都想要“自我提高”、“自我实现”，以至于没有外界的规训也会压榨自己，自己成为自己的奴隶，不停地在“自我升级”的要求下疲惫不堪。
人们相信的“进步叙事”不再可靠，社交媒体的渲染让“无力感”更加泛滥。
此外，这个社会对弱者并不友好。当前的主流观念是进步。进步叙事从社会到组织到个人，稀松平常到没有人质疑。进步就是要变得更好，但它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就是“现在是不好的”，于是人们在不断的否定自己、不断想要变化的过程里。
所以当代人，尤其是一线都市人，总要让自己“忙碌”起来，有在做点什么，连娱乐也总处于一种做功课的状态。这导致了人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未来上，处于一种对未来的担忧中。
再加上社交媒体的渲染。几年前就已经有“丧文化”的流行，今年特别集中爆发，一个原因是以疫情为首，接连出现的几次公共危机事件，以及几个流行语的走红，加强了人们对大环境的讨论。而社交媒体有一个特性，就是“情绪色彩强烈的信息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传播”，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情绪泛滥的词汇成为流行语，情绪比事实更能引发共鸣传播得更广。
社交媒体上又存在着一种“拥护平庸、反优越”的氛围，宣扬自己容易被扣上“凡尔赛”的帽子，一个人获得价值感从“夸奖自己”转变成“批判别人、批判系统”，用批判来获得自尊，这种批判形成一种“哪里都不对劲”的状况，衍生到自己就是自嘲自黑，即便那些过得还不错的人，也会容易自怨自艾，自称打工人、韭菜、985废物，被带进绝望的氛围里。
傅适野：阶层越来越固化，抓住时机也不容易了。
从改革开放40年来看，现在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了，阶层跃升是越来越困难的。而且对于各个阶层的人来说，都是很难的。 对于农民来说，第一代的农民可以到城市里开一个小店，而他们的子女，可能一辈子只能当个打工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在城市落脚。而白领或者城市中产，像“海淀妈妈”，她们的焦虑是，我的孩子万一不如我怎么办？其实他们的孩子可能大概率会不如他们。因为改革开放的时候，机会是比较多的。在那个社会背景下，抓住时机可能就能改变命运。然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抓住时机也是一个特别难的事了。所以从代际上来看，这一代是很有可能不如上一代的。
与此同时，大家的道路越来越窄了，主流的“好”的选择越来越单一了。2014年我毕业的时候，进大厂并不是一个主流的选择。但是现在你再去看，名校学生大部分都去了大厂。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大家的职业选择，以及对于选择职业的价值观，什么是“好”的职业、什么是“稳定的”职业，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被寄托在未来的“希望”难以达成。
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会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好像只有牺牲了当下的某些东西，才能达到未来的目标。“未来我会有好的生活”，“未来我会买房”，“未来我的小孩会有好的教育”。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万一这些目标未来没有达到，那可能整个人就会崩盘。这确实也是无力感的一个来源。
Zafka：个体化进程让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但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个体无力感的背后，确实有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早在二三十年前，贝克，鲍曼和吉登斯等学者就已经指出，我们正处在风险社会，同时个体与社会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创意经济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个体从过去工业社会的阶级、家庭、职业、性别等传统体系赋予的个体身份束缚中脱离出来，开始独立规划自己的生活，为自己而活。在这样的个体化社会中，个体是行动的中心，是自身生命历程的规划师，需要自我感知，自我选择，对自我负责。因此，看起来是个体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但也会持续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现在，我们的确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历史节点上。个体化的动力，主要依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以及流动性。但实际上，个体所处的阶级差异和家庭背景等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同时过去几十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另外，数字化经济带来的冲击，使得劳动力市场上的个体价值分化。高科技和创意人才获得了更为悬殊的收入，大部分白领和蓝领的价值被持续贬低。最后，如果缺乏更为完备的国家福利制度、个体政治经济权益保障等各种底层支持，个体化进程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因此，2020年全球疫情加上经济衰退，让本来在风险社会中脆弱的个体更加难以招架。社会流动的危机，自我价值实现的危机，公共领域丧失、各种撕裂难以对话的危机，会让这种无力感更为明显。
那么作为普通人，应对不确定性和这种无力感，可以做什么？
傅适野：建立基于“情感”的社群，给年轻人一些缓冲的空间。
个体层面的话，其实还挺难的。有一个大学生给我们写信，说他要继续读研，然后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能准确表达自己、自己为自己做主”的人。但他很焦虑的是，他觉得他现在学的这些东西，或者他的兴趣爱好、对自己的自我探索等，在将来或许并不能让自己吃饱饭。
现在的年轻人还是会在这种自我探索和稳定的经济基础之间纠结。这里面隐含的前提是，年轻人自我探索，就必然不能导向稳定的经济基础。兴趣和赖以谋生的工具好像必然是冲突的。这是现在很奇怪的一个现象。理想情况下，人们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也能靠它维持生活的。但我们现在讨论很多的是，年轻人到底能不能去探索自我？
更奇怪的是，如果有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且过得还不错，大家就会说，“那是因为‘家里有钱’”。但这其实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整体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了，社会的容错率也越来越小了。
所以应对这种“无力感”，我们能做的，可能是建立一些基于情感的社群或群体。比如我们通过播客建立一个社群，或者在每次热点事件的时候，大家因为共同的愤怒或其他情绪所产生的社群。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暂时性的解决方案。它可能不能解决什么实质上的问题。但因为我们谈“无力感”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相应的解决方案如果是基于感受的，可能是更好的。年轻人需要情绪的缓冲，需要归属感。
Zafka：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者。有尊严，有信仰，有爱。
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作为风险社会的个体，成为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诅咒。个体背负的东西太多，“成为自己”有时候成为了逃避式的、消费主义式的期待和行为。
回到几个学者讲到的，无论是项飙讲的“把自己作为方法”，还是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中所说的“联结更宽广整体的本真性”，还是罗安清在《末日松茸》中的“交染”，都指向一个大方向：要承认自己的脆弱，和对他者的需求，要与人和自然对话，要面对外部世界，重建共同体，重建契约。个体只有在跟他人和世界的相处中，才能找到力量。
另外，如果我们还固守单一的成功定义，不改写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看法，要克服无力感会比较难。要么依靠家庭和阶层的资源，要么依靠个体的聪明勇敢和幸运，在就业市场上抓住机会。其实相比社会的成功者而言，绝大部分普通人都会显得无力。但这个人仍然可以是快乐幸福的，生活有意义的。我在豆瓣上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的目标不一样、对自我的期待不一样，所以显得没有那么无力，反而是面对生活也能有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最后，应该对人的尊严、对生活本身有基本的信仰。也要有“爱”。不是爱一个独一无二的、成功的自己，而是要对自己宽容，爱真实普通的自己，也爱身边的人。
做这个圆桌讨论的目的，是想和更多年轻人一起，“消化”我们刚刚经历过的2020，还有我们的感受。面对新的环境，面对共同的困惑，人是需要“解释”的。 与此同时，我们又害怕提供浓缩式的解释，深知它除了提供抚慰，也很有可能会助长“受害者心态”。当不尽如人意的处境，在宏观上获得了解释，在微观的层面，会给人“无计可施”的错觉。
然而，面对手头的问题，我们真的无计可施吗？
虽然这个圆桌探讨了“作为普通人可以怎么做”的问题，但是因为无法深入到你所处的具体情境，去看到具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所能贡献的视角是有限的。
如果说2020年曾经一次次地把我们打懵，那么希望在2021年，我们在懵过之后，还是会鼓起勇气，行动起来。即便无力拨开云雾，但是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至少敢于去面对现实，处理手头的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