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我想走了”:在深圳有车有房,却没有根
2021-04-09 12:02

“35岁,我想走了”:在深圳有车有房,却没有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作者:黄小邪,摄影:vennphang,题图由作者提供


“我今年39岁了,在深圳打了15年工,不想再找工作的时候,人家一看年龄,就直接把我刷掉了。”


说着话,向楠又冲洗了一遍桌上的茶具,给茶杯续上水。他长了张笑吟吟的圆脸,说39岁可以,说29岁也说得过去。我俩坐在西丽一家4S店的店长办公室里,向楠在这里待了还不到一年,“我们销售这行,流动性很快,是碗青春饭,可我不青春了”。


一个月前,向楠把名下一套39㎡的学位房挂到了房产中介平台上。一切顺利的话,今年8月,他应该已经回到了兰州老家,“开个小酒馆,再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一、离开,或者放弃离开


离开深圳的念头,这个春节从向楠脑子里冒了出来。他有4年没回过兰州了,往年都是把父母接过来过春节。今年因为疫情老人没能过来,他这个年过得没滋没味,对家庭、亲情的渴望,也因此愈加强烈。


向楠父母都将近70岁了,前些年母亲脑淤血导致瘫痪,逐渐恢复后勉强能自己做饭,“我和我姐都在深圳,俩老人身边没有一个人照应,万一出了个事儿,我是请假呢,还是辞职呢”。


做了多年汽车销售,向楠感觉整个行业越来越不景气,“2018年市场开始下滑,疫情以后更惨了,生存空间逐年在压缩,以后找工作会越来越难”。


趁着春节假期,回老家的计划很快在向楠脑中出炉。他37岁时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如今赤条条一人,无需顾忌太多东西。跟父母、姐姐在电话里开了场家庭会议后,计划便开始按部就班地实施起来。



这半个多月来,方鸣连续接到了几家武汉公司的offer,工资大概是目前收入的7、8成,他觉得还行,妻子已经从公司辞了职。俩人打算5月之前,离开深圳回到武汉。


方鸣今年35岁,在深圳待了12年。他是湖北人,大学毕业后在武汉没找到理想的工作机会,才来了深圳,“一直觉得这是工作的地方,没想过一定得留在这儿” 。 方鸣的职业属于通讯行业的细分领域,人才相对稀缺,“35岁即失业”的压力即便不大,职场上升空间也相当有限。


房子也是促使方鸣离开的因素之一。“一直觉得工资涨速,追不上房价”,他迟迟未能上车。今年他和妻子已经把生娃提上日程,一旦孩子降生,“房子,学位,压力太大了”。 


夫妻俩跟武汉的同学、朋友打听了许久,认为回武汉是最优解——以现有的存款,可以在武汉买个宽敞的房子;方鸣一人赚钱,在武汉足以支撑全家,妻子可以把重心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双方父母都在湖北,照应起来也方便许多……


这套最优解的答案,方鸣的老乡郑薇夫妇2019年也考虑过,并实施了第一小步——卖房。


可惜,彼时正赶上715新政,那套位于宝安翻身的房子才购入两年,税费有20多万,在中介那里挂了将近三个月也没能卖出去。



等待房产出售的两三个月里,郑薇和老公咨询了一众朋友后,觉得回武汉的打算“有些头脑发热”,最终打消了念头。


郑薇老公的一位前同事A,前两年辞职从深圳回了武汉,就劝方薇夫妇“不要轻举妄动”。


A在武汉找了一圈工作发现,20万年薪在当地已算是高收入,为了40万的年薪,A进了华为,“以前在深圳也是996,但也远比不上那里可怕”。A的妻子在武汉先后换了两份工作,都没做太久,“觉得没啥意思,也赚不了几个钱”,索性回家做了全职妈妈,“老公忙得连孩子面都见不到,她一个人丧偶式育儿也累得够呛”。


A感觉在武汉的生活状态,与深圳也没有太大差距,“出了门还是堵车堵得不行”。当地的规则意识、办事效率、公共设施配套,都比深圳差了许多,还多了许多疲以应付的人情世故。


也有朋友提醒郑薇,深圳的房子一旦卖出去回武汉,就再无买回来的可能,“孩子大学毕业后想来深圳发展,再想买房子,可比你们现在难多了”。 “在深圳最忌讳的就是求稳,你们才30多岁,还有能力改变,该拼的时候得拼一下”,朋友劝郑薇。


同样是考虑到深圳房产的上升空间,除了在售的那套学位房,向楠在深圳还留了套房子,他打算留给将来的孩子,“孩子毕业了,搞不好还得来深圳”。


二、有房有车,还是不会有稳定感


相比而言,林小琥夫妇的离开要干脆许多。2020年6月,俩人卖掉了福田的房子,回到老家太原,过起了半退休生活。


林小琥在深圳呆了10年,最后几年,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倦怠感愈来愈强,“你看深南大道上的那些花草,都是带着花盆,或者直接铺上去的草皮,根是扎不到土地里的。就跟这里的人一样,始终处于悬浮的状态”。


健康问题也让她担忧,“办公室里一个87年的女孩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还有个年龄相仿的同事,这两年也做了大手术”,她是88年生人,工作虽不算太忙,但一旦有紧急情况,通宵赶进度也相当折磨人,她不想沦为下一个进手术室的员工。


日本电影《小森林》里,女孩市子无法融入喧嚣浮躁的东京,回到老家小森村,在农田劳作中收获充实与惊喜。 某种程度上,那是林小琥向往的“回归生活本来的状态”,那也是在深圳无法达成的状态,“身边的人聊得都是赚钱、投资,理财这些,我的内心也没有强大到,所有人都在搞钱,自己不受影响的程度。



相似的悬浮感向楠也会有,“虽然在深圳买了房,买了车,但从来没有稳定的感觉”,他将这种不安定感归因于工作,“深圳汽车销售行业,这十几年巨头换来换去,这个兼并那个,那个收购这个,到了我们些销售员这里,就是什么车赚钱就卖什么,所以一直就是流动的状态,脑子里始终绷着跟弦,这份工作不干了,下一份要去哪里找”。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向楠39岁还孑然一身的原因之一。向楠28岁开始渴望婚姻,但始终没法定下来,“总觉得自己稳定了,才能给家稳定”,女孩见了一个又一个,两三次约会后就没了下文,“大家都是外地人,不知根不知底,信任感很难建立”,37岁时一场闪恋他愿意进入婚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认识前妻姐姐很多年,“有信任感”。


建筑设计师高建成是河北人,他30岁时离开深圳,跳槽到中山的一家公司,一年后在中山买房结婚,其后两个孩子接连降生。2020年公司受疫情影响被收购,35岁的高建成再次回到深圳谋生。


即便听不懂本地话,中山的生活还是给了高建成足够的安定感,“节奏慢,压力小,没有多少高楼大厦,传统文化、习俗保留得很好,是个适合生活的人情社会”。


“走在中山的街上,家家户户的门口都供奉着神像,很多类似的细节上,你能感觉到那里有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根’,他们精神深处是有依靠的,是可以过日子的,不像深圳,除了上班、赚钱,好像啥都没有了。”


三、我过上了向往的半退休生活


决定换一种生活后,林小琥和老公原打算出国留学,计划最终被疫情打消,俩人只能把目光转向国内。 林小琥夫妇列了个意向定居地清单,包括惠州、大理、太原等七个城市,每个地方分别实地考察一番后,最终选择了太原。


“我们去惠州看了看,感觉跟深圳的环境没什么差别,那边住的人大多是在深圳上班,两地奔波的状态也挺焦灼的,大鹏也考虑过,最后还是觉得在深圳,你很难脱离这种大环境”。


大理一度是夫妻俩的理想选择,最后被房价和房产流动性劝退,“万一哪天生活有大变动,你需要卖掉房产的话,可能根本就卖不掉。”相比之下,太原是省会,无需担心房子卖不出去,离父母也近了一些。


卖掉深圳的房子,加上两人手里的积蓄,在太原就能过上财务相对自由的半退休生活,这是俩人期待已久的事情。


计划一度遭到林小琥父亲的反对,“他觉得人得往高处走,我从山西一个小城市跳到深圳,有稳定工作,也买了房,总算扎下了根,怎么还能往后退呢”。




但二人对“成功”已无太多兴趣,收拾打包行李后,便带着一只猫,开了6天6夜的车回到太原。


这半年在太原,林小琥感觉自己的整个状态,发生了颠覆式的改变,“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整个心态都不一样了”。


刚回太原时比较干燥,林小琥洗完澡,要花10多分钟涂抹护肤油,一开始她觉得麻烦,后来转念一想,选择当下的生活,不就是为了能舍得花时间、精力照顾自己,“觉得麻烦,是你的模式还没转过来”。


如今,林小琥很是享受这种FIRE模式——晚上10点睡觉,每天7点多起床散步时,还能碰见好多老头老太太。俩人各有一份自由职业,多数时候都待在家里,“通过以前的合作方接一些工作,一天只需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我的工作就是撰稿。” 即便收入不高,在太原维持日常支出已经足够,上个月两人的生活支出还不到5000块。FIRE,全称Financial independence,Retire early,意为“财务独立,提早退休”。源起于美国千禧一代的生活选择,正在国内年轻人中流行。)


工作之外的时间,俩人在家里各玩各的,林小琥一般在阳台上捣鼓花花草草,最近还还种了几盆菜。“在深圳养什么死什么,浇水也没用,现在有大把的时间,来照顾我这些花草。”


林小琥的菜苗.  受访者供图


最近太原的花都开了,林小琥重新体验了经历一个萧索寒冬,迎来春天的惊喜,“是广东完全不能比的”。俩人计划按照花期,这两个月把太原的所有公园都逛一遍,“最近去了博物馆,那里的玉兰花开了好多,好漂亮”。


在公园里,林小琥逛得有滋有味,“北方的公园跟深圳的也不一样,有亭子,假山,古建筑,小湖……做了很多园林式的设计,好玩,好逛,公园里的人也不一样,下象棋,唱歌,跳舞,踢毽子,放风筝,大家都玩得挺专业的。” 在深圳时,她常去人才公园,里面的人“年轻的跑步,年纪大些的散步,没这么好玩儿”。


高建成在中山的生活,即便不如林小琥这般理想化,那也是心有所依的温热日子。35岁折返深圳,高建成纯粹出于无奈,2020年离开上家公司后,他在中山找过一段时间工作,“没什么好机会,工资太低了”,这才入职坪山的一家公司,过着深圳中山两地跑的生活。


每个周日晚上,坐在中山开往深圳的高铁上,高建成心里格外不是滋味,“好像又回到了刚毕业时的状态,在深圳一无所有空落落的”。在中山呆了5年,他已经融入了小城市的生活环境,况且,妻子、孩子和家都在那里。


“还是想找机会回去,即便中山不行,在广州、佛山找个工作,也能保证每天回家”,话语间他有些迫不及待。


当然,对于“离开”,并非只有迫切一种心绪。


西丽4S店那间办公室里,在我准备离开时,向楠自顾自地蹦出了一段话:


“来深圳时我24岁,住城中村,花10块钱去网吧包夜,就为了蹭人家的空调睡一觉。在这么一个孤独的城市,从零开始拼搏,它磨炼了我的心智和承受能力,15年里我得到了很多。如果是在老家,我这辈子可能像直线一样就过去了。”


他收起舒展自如的笑脸儿,神色动情起来。


“我这一辈子不管去到哪里,都觉得深圳是最好的,以后我小孩长大了,我也希望他能来深圳,即便留不下来,年轻人也应该在这里待上几年。”


备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作者:黄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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