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缪斯夫人（ID：Ms-Muses），作者：刘一笑（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博士），责编：钱岳，原文标题：《学人说丨独生女和弟弟：对中国家庭亲子关系的考察》，题图来自《我的姐姐》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这样形容鲍小姐：“葡萄牙人有句谚语说：‘运气好的人生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因为孩子长大了，可以打杂，看护弟弟妹妹，在未嫁之前，她父母省得下一个女佣人的工钱”。
先前的热播电影《我的姐姐》讲述了一位追求个人独立与发展的“现代姐姐”将弟弟送养，却遭到社会规范反对和谴责的故事。这部电影引发了大家对中国家庭中“姐姐”这一身份的讨论。
中国家庭的养育实践中，姐姐的需求真的会被忽视吗？今天，就让我们深入到家庭内部，通过观察亲子关系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独生子女”家庭中的亲子关系
美国社会心理学教授Toni Falbo长期致力于独生子女的研究。她针对西方家庭的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可能与父母形成积极的亲子关系（more positiv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但是，她还发现，与非独生子女中的“老大（firstborn）”以及那些来自于二孩家庭的非独生子女（无论他们的排行如何）相比时，独生子女在亲子关系上的优势并不明显。换句话说，独生子女的亲子关系优势，更多地体现在他们与“三孩及以上家庭”中排行靠后的子女的对比上。
为什么独生子女与“老大”在亲子关系上没有明显差别呢？Falbo教授认为可能的原因是：父母对第一个孩子缺乏养育经验，因此会更“紧张”于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在养育实践上更为用心，从而更容易形成高质量的亲子关系。
以上是基于西方家庭亲子关系的研究。中国家庭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亲子关系会呈现不同的模式吗？我和我的博士生导师近期发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上的一篇论文就试图回答相关问题。
我们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于2013-2014年组织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期）”。该调查以学校为单位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了将近两万名初中在校生（出生于2000年左右，被调查时平均年龄为14.5岁）。
亲子关系是如何度量的呢？问卷中包含初中生对亲子关系自评的两个问题：
你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如何？选项为“不亲近、一般、亲近”；
你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如何？选项为“不亲近、一般、亲近”。
我们将青少年与母亲的关系以及青少年与父亲的关系分开测量。我们发现，在中国的初中生群体中，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与母亲、父亲都有更亲密的关系；而且独生子女的优势不仅体现在与“大家庭（拥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子女的对比上，也体现在与“二孩家庭”子女的对比上。
这一结果印证了资源稀释假说：随着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多，父母分配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情感和精力都会减少，因此非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关系质量总体上低于独生子女。
二、中国家庭：最宝贝的“独子（女）”“老幺”和最被忽视的“老二”
在兄弟姐妹中的不同排行（birth order）是否会影响亲子关系？我们进一步将非独生子女（有兄弟姐妹的人）分成了三类：
1. 老大（firstborns），这一类指的是那些在家中排行第一、有且只有弟弟或妹妹的群体。
2. 老二（middleborns），这一类并不仅仅指家中排行第二的子女，而是指那些既有哥哥或姐姐，又有弟弟或妹妹的群体。在英文文献中，他们通常被称为“中间的孩子（middleborns）”。他们也可以排行“第三”或者“第四”。中文中没有一个专有名词称呼他们，因此在这里将他们统称为“老二”。
3. 老幺（lastborns），这一类指的是那些在家中排行最末、有且只有哥哥或姐姐的群体。
这一分类表明，老大和老幺既可以来自二孩家庭，也可以来自三孩及以上的更大家庭；而老二只能来自那些三孩及以上的大家庭中。因此，我们在分析兄弟姐妹排行的影响时，控制了家庭子女总数量，以排除子女总数量带来的干扰。
我们发现，在中国家庭，相比于多子女家庭中的老大和老二，独生子女与母亲、父亲都有更亲密的关系；而与多子女家庭中的老幺相比时，独生子女的优势就消失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老幺。
也就是说，多子女家庭的父母对家中最小孩子的疼爱不亚于独生子女父母对他们唯一孩子的疼爱；而那些排行最大或排行中间的孩子，可能在情感上会受到父母的忽视。这与西方的发现有所不同：在西方家庭中，老大和独生子女在亲子关系上没有明显差别。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中西方的差别呢？我们试图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角度。中国人崇尚多子多福，在子女的性别构成上也倾向于“儿女双全”。因此，多子女家庭中那个最小的孩子往往是父母“冒着被处罚的风险”生出的（本文的研究对象均出生于2000年左右，是生育政策较为严格的时期）；也就是说，最小的孩子往往是父母“最想要”的那个，可以满足父母对子女“数量”以及“性别构成”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老幺就会成为父母最疼爱的那个孩子。
其次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研究发现，子女排行会影响个体的性格：家中最小的孩子往往更加外向，最大的孩子则更加独立和保守。这在中国环境中更是如此：社会规范要求老大为弟弟妹妹做榜样，老大因此必须稳重，要有“哥哥”或“姐姐”的样子——所谓“长兄如父”、“长姐如母”。老幺们更加外向的性格可能使得他们更容易得到父母的关注，也就容易形成更为亲密的亲子关系。
三、女孩更受益于“成为独生女”，男孩更受益于“拥有姐姐”
在父权制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中讨论父母的养育行为时，“性别”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因素：历史上，中国家庭更重视男孩而忽视女孩。基于此，我们想要进一步探究在兄弟姐妹数量、排行对亲子关系的影响中，性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的发现如下：
首先，母亲和父亲对女儿和儿子投入的情感是不同的。母亲更亲近于女儿。不过，单独分析农村和城市时，我们发现女儿的这种性别优势更显著地存在于城市，在农村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父亲则更亲近于儿子。不过，单独分析农村和城市时，我们发现儿子的这种性别优势更显著地存在于农村，在城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发现表明，在性别观念更加传统的农村地区，女孩面临着“爹不疼、娘不爱”的处境。
其次，子女性别与兄弟姐妹数量共同影响亲子关系。对于母亲来说，她们虽然更亲近于女儿，但女儿的这种性别优势仅存在于独生子女家庭中：独生女比独生子更容易与母亲形成高质量的关系；当拥有兄弟姐妹时，女儿们“与母亲关系”上存在的性别优势就会消失。（参见图1）
▲图1：不同兄弟姐妹规模的子女与母亲关系“亲近”的预测概率（分性别）。从图中可以看出，女孩（实线）的均值要高于男孩（虚线）；但女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独生子女群体中，在非独生子女群体中，女孩的优势消失，甚至逆转为男孩优势。也可以这样理解：随着兄弟姐妹的增多，女孩与母亲的关系质量明显下降，而男孩与母亲的关系质量却有所上升。
对于父亲来说，他们虽然更亲近于儿子，但儿子的这种性别优势仅存在于多子女家庭；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独生子的父亲与独生女的父亲对他们唯一孩子的情感投入差别不大。由此可见，在中国家庭，女儿更受益于“成为家中唯一的孩子”，而儿子更受益于“拥有兄弟姐妹”。（参见图2）
▲ 图2：不同兄弟姐妹规模的子女与父亲关系“亲近”的预测概率（分性别）。从图中可以看出，男孩（虚线）的均值要高于女孩（实线）；但男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非独生子女群体中，在独生子女群体中，男孩的优势消失，与女孩相差无几。也可以这样理解：随着兄弟姐妹的增多，女孩与父亲的关系质量明显下降，而男孩与父亲的关系质量却有所上升。
最后，我们分别观察了兄、弟、姐、妹的影响，即性别与兄弟姐妹排行的组合（gender-sibling composition）如何影响亲子关系。我们发现，在中国家庭，“拥有弟弟或妹妹”是“不利因素”，会降低个体与母亲、父亲的情感关系质量；而“拥有姐姐”却是“有利因素”，会提高个体与母亲、父亲的情感关系质量。更进一步，我们发现，“拥有弟弟或妹妹”的不利影响只作用于女孩身上；而“拥有姐姐”的有利影响只作用于男孩身上。也就是说，在中国家庭，“成为姐姐”对女孩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拥有姐姐”对男孩来说却是一件“幸运的事”。
四、结语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独生女儿们。在没有兄弟姐妹“争夺”家庭资源的情况下，“独生女”比那些拥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有可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潜力，让她们享受到优质的家庭关系，甚至可以在学校教育中表现出比其他群体（包括“独生儿”）更好的成就。而一旦拥有兄弟姐妹，女孩所受到的资源剥夺与发展阻碍要比男孩更为明显。
本文的结果表明，中国多子女家庭中依然存在针对女儿的性别歧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今天，当父母们都有机会生育二孩时，如何解决父母养育行为中的性别平等问题应该引起学者与决策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Yixiao Liu & Quanbao Jiang (2021). Who benefits from being an only child?. A stud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mong Chines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608995. doi: 10.3389/fpsyg.2020.608995.
Toni Falbo & Denise F. Polit (1986). Quantitative review of the only child literature: research evidence and theory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0 (2): 176–189.
Toni Falbo (2012). Only children: an updated review.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68(1): 38–49.
Ruth X. Liu (2020). The relative effects of physical and verbal discipline and gender variations on adolescents’ bonds to parents: a case of urba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1–22. doi: 10.1080/13229400.2020.1744471
Yi Shao, Xiang Yao, Yixuan Li, Zheng Huang (2013). Persona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a: The birth order effe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polic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4(4): 536-54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缪斯夫人（ID：Ms-Muses），作者：刘一笑（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博士），责编：钱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