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后,我重走了一次西南联大的迁徙之路
2021-05-21 19:03

八十年后,我重走了一次西南联大的迁徙之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本期嘉宾:杨潇(记者,作家,背包客,先后供职于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Esquire》,2013-2014年哈佛尼曼学者。出版作品:《子弟》《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编辑:阳少,原文标题:《杨潇:在两个时代间行走,重拾历史的碎片 | 青年,虽然但是》,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每当我们说起西南联大,总会想起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闻一多、陈寅恪、沈从文、汪曾祺、邓稼先、杨振宁……作为八年抗战时期的临时大学,它汇集了中国在那个时代最为出色的教授与青年,在艰苦的条件下,延续着教育的薪火。


但关于西南联大的迁徙之路,以及它在长沙的半年(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下简称长沙临大),却鲜有描述。


八十年后,身为背包客的青年作家杨潇,沿着三百多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的路线,以徒步为主,重走了联大从长沙到昆明的西迁之路。他将沿途的所见所闻,和通过检索大量史料重建的历史细节,汇聚而成了这本刚刚出版的新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去年,在一门非虚构写作课上,我得知了杨潇老师正在进行中的写作计划,当时就对本书充满了期待。它像是一段传奇的序曲,先于那些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不疾不徐地引领着我们,在不确定中坚毅向西,既是行走,也是行动。


从这本书出发,我和杨潇老师聊了聊,青年在两个时代的困境、流亡与探索,以及在通勤工具极为发达的今天,如何在旅行中打开感官,重新理解周遭与沿途?


为什么上路?


选择走这一条路其实有很多偶然性。那时我刚离开了从事十多年的媒体行业,人生也来到了寻路之年。一开始我想写关于成昆铁路的历史与变迁,计划沿着铁路,从昆明走到成都。


在搜索长沙到昆明的绿皮火车时,发现沿途经过的湘西、贵州的市镇,包括贵阳,我一个也没去过,便也想走走看,加上那会儿刚看完罗新老师的《从大都到上都》,想说历史上有没有谁刚好也走过从湖南——贵州——云南的这条路,于是便想起了湘黔滇旅行团。


他们在1938年2月出发,而我则在2018年的4月动身,起点都是长沙。尽管我只在长沙停留了两天,但却在整本书中为它留下了相当长的篇幅。


两个时代的行走初衷有很大不同,他们是在战局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被迫西迁,我则是在告别媒体黄金年代的尾巴后,主动求解。


从长沙开始走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了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说我上路了,带着一些疑问与好奇。一位朋友在转发的时候,附上了一段话,大意是杨潇的这次行走有些不合时宜,但我还是很敬佩你;还有人说我是在自我放逐之类的。


这些鼓励的话里不乏透着对遗民的同情。但“重走”这个行为对我来说首先是有意思、有趣味的,不但不觉得不合时宜,反而会觉得这事儿太酷了:1600多公里的路程,少说也走了1000多公里。并且整个行走的过程是非常愉悦的,并不是说我抱有沉重的重负,至于走路是否解决了我的那些困惑,我想这是额外带来的。


在当了这么多年的记者后,我已经不太满足于写一万字左右的东西了,我希望自己接下来的写作能更加具有整体性。我想把所有的精力与趣味,包括自己身体力行走出去的这一过程,都纳入到写作中,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官庄-楠木铺,国道一景 ©杨潇


那个时代的青年,也有他们的迷茫和倦怠


当我沉浸到历史里去搜寻,会发现那个时代的青年有着更多的面向,而不仅仅只是我们所以为的那种“救亡图存”、铁板一块的状态,尽管这是那个时代的底色。


长沙临大在1937年11月1日开学,紧接着一个多月里,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大的刺激。大概是南京沦陷的第二天,长沙临大的学生会主席洪同就在位于韭菜园的圣经学院的操场上,发表演讲,动员大家弃笔从戎,不要读书,上前线。


但是学生对前线也有着很多浪漫的想象,比如他们会向往游击战,以为那更自由,并且觉得阵地战是行不通的。沈从文曾在一篇短篇小说里批评这种状态,因为他的弟弟就在前线作战,他知道前线到底有多残酷。


并且,上前线也不仅意味着冲锋陷阵,那里充斥了各种日常琐碎的工作。所以有的人可能还没走到前线就回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在学界,长沙临大的学生人数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学生老是不断地走,又不断回来。


他们处于巨大的摇摆不定中:到底是该去读书?还是去打仗?还有人干脆就浑浑噩噩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躺平”。因为湖南的冬天特别冷,有学生每天起来都缩在被子里,离开被子脚就被冻僵了,在读书馆里看书也看不进去。有人有时会突然冒出雄心壮志,发誓要吃定手上的这本《微积分》,但学了一会儿就泄气了,然后又自怨自艾,觉得自己资质太差,没法一口吃成胖子。


这都是非常真实和鲜活的青年状态,但在以前,我可能并不会去特别留意和思考他们的这种迷茫。


湘黔滇旅行团中十位教师的合影


用地方志勾勒家乡的附近与变迁


这次重走,既要和历史交汇,也要不断与当下的人偶遇。在途径湖南省沅陵县的马底驿乡时,我碰到了一位老人家,他是一位五保户,曾经负责编撰马底驿的乡志。因为都是写字的人,所以无形间就会产生共鸣与连接。他给我看了他自己写的乡志,密密麻麻的,字也很好看。而当我对照后来正式发布的版本,就发现至少两个地方进行了删减。这种对比还挺好玩的。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拜访当地的史志办,浏览他们提供的地方志。地方志不仅意味着一手经验,它还以另一种方式,重建了你和本乡本土的联系。


我也从地方志中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我的老家是湖南衡阳,这里在1944年发生了极其惨烈的衡阳保卫战。从县志中我才得知,从小长大的湘江边上,其实是当年日军渡河的地方。衡阳城在湘江的西边,当时日军从江东边一路开过来,要通过几个渡河点,才能攻进衡阳城。


其中一个渡河点就在我家附近,那里有一棵老樟树,我以前常常跑到那里去玩。如今樟树死了,江水也不再流淌,周围建起了发电站。


有了这个经验以后,我再问我的那些长辈,才得知我们那里作为一个厂矿单位,1958年建厂的时候,地下曾挖出了非常多的尸骨,你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方留下的。但这就是历史的碎片,散落来在这里或那里,需要有人去把它们汇聚起来


楠木铺-马底驿:五里山附近,湘黔滇旅行团曾在此遭遇匪情 ©杨潇


共情一棵树与一条河


我对地理和水文似乎有着天生的兴趣,从小地理课就上得非常轻松,脑子里好像印着一份世界地图。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的,比如一说起委内瑞拉,你就立刻能在脑海里给它标记出来。


因此对环境的观察与描述,不需要被专门地调动起来,像我做人物记者那样,事先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在和采访对象的交流过程中,慢慢产生兴趣。但当我看到一棵树或者一条河,就会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它好久。


湘黔滇旅行团当年的歇脚处大多已经物非人非了,很多庙宇也经过了整修与重建,但某个时候,会有一棵200多年长的老槐树还屹立在那里。我看着它,会想象这两百多年来,多少事情在它眼皮底下经过,然后消失


沿着国道走的时候,我也会盯着河流,不时代入一些拟人化的想象。在湘西那块,一路的河道都在挖沙,但河流的生命力又很顽强,你只要离开挖沙点一会儿,它的自净就开始起作用了,然后很快就变得非常干净。有些河段的颜色就跟蓝宝石一样,蓝宝石又透着一点点乳白色,那是我在高原地区才看到过的颜色,这种观感还挺神奇的。


重安-炉山,过重安江即将开始盘山 ©杨潇


汽车拓展了活动半径,但走路拓宽了人的心理半径


这种体验只能通过行走来获得,交通工具的升级和路的变迁,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观看风景的方式。过去,绿皮火车窗外的风景,就像一幅画卷一样缓缓展开,但你坐在高铁上,一个古塔可能一帧就过去了,连一秒都不到。飞机则更为极致,它只在乎出发与到达。


我最近在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的那本《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她写到史迪威在抗战期间多次往返中美,那时候没有直飞,坐飞机就跟跳跳岛一样,他要先从美国飞往古巴,然后再跨越大西洋,飞到欧洲,再从欧洲飞到埃及,接着从开罗到德黑兰,德黑兰到新德里,新德里到云南,最后从云南飞到重庆,整个旅程要持续十几天。


于是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停下来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而现在,旅行的效率无疑是大大提高了,这当然是好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丧失了很多东西。


高速公路也是一个道理。相比于国道,它是制式化的、高效的、粗暴的。国道比较尊重沿途的山川河流,它会沿山蔓延而上,但高速公路就比较直接,比如在山与山之间打洞架桥,尽量以直线的方式连接两端。


所以当我习惯了用双脚去行走后,就发现那些在坐车去不了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抵达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停留在这种惯性里,比如看到一个石窟离我26公里,不算远,那就走过去好了。


虽然汽车极大拓展了人的活动半径,但走路反而拓展了我的心理半径。我感到自己更加自由了,而不是必须依赖某个交通工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本期嘉宾:杨潇,编辑: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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