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不是只有高楼大厦和钢筋混凝土的地方才叫上海，极目远眺满眼农田、荷塘、芦苇的地方也叫上海。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乡村笔记BTC（ID：xiangcunbiji），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生活在上海农村，农民都不用种地了？
在大部分文学作品里，上海是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现代化大都市形象，代表着最前沿、最现代、最时尚的生活，我们很难把它与“农村”“农民”一类的词联想到一起。
但实际上，在上海这个总面积不足700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错落分布着1500余个村委会，串联起整座魔都不可或缺的命脉要地。
据2021年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村常住人口为266万人，占上海常住总人口的10.7%。
在过去的2020年，上海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911元，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131元。上海农村是什么样的？做一名上海村民，在种地并不能带来太多收入的情况下，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
国庆期间，我走进崇明岛堡镇西北部的一座村庄，一家小院门前一位老人正在择菜。老人姓朱，今年已经71岁了。正是假期，住在前面一排房子的侄子结婚，老人也系上围裙一起帮厨。
老人平日里住在市区的虹桥机场附近，和儿子一家一起租房住，帮忙带刚满周岁的孙子。房子是合租的，约有四十平，因为老人和房东相识，原本一个月四千元的房租只需交两千。但就算这样，她依然在感叹年轻人很难买得起房的无奈。
老人原本是浦东人，15岁时因为母亲改嫁迁来崇明。她每半个月会从市区回一次崇明，比如在周五下午，趁着孩子下班早，搭乘大巴，再在周日晚上赶回去。但如果逢上孩子加班出差，她要帮忙照顾孙子，自然也就没办法抽身离开。
在小院门口，我看到左右各一块的小小自留地，种着青菜、芸豆，菜地周围还有好几大株鸡冠花。老人一边择菜，一边说，自己还是更喜欢住在乡下。
在乡下可以随时找街坊邻居聊聊天，但是在城市里连对门的人都没碰过几次面，也就带着孙子在小区里玩时，会遇到一些同样带孩子的老姐妹。住在乡下蔬菜可以自己种，新鲜好吃还健康，城里什么东西都需要买，价格贵得离谱，因此每当她返乡再进城后，总会带上点蔬菜粮油补给。
在偌大院子里有两栋房子，坐北朝南的是主房，坐西朝东的则是副房。主房被村里设置成睦邻点，布置上略显简陋，有一台大尺寸的液晶电视，电视下的桌子上摆放着血压仪和签到表文件。每月十号，会有老人来这里测血压，一起看电视聊天。
旁边的一个书架上还摆放着老人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都是社区颁发的“优秀志愿者”荣誉。老人的言语中带着自豪的语气，说村里是根据人缘、公信力等标准评选出的睦邻点位置，自己也很乐意把房间分享出来，用于服务村里的老人。
如今老人每月能领到1400元养老金，再加上自己家里原本有的三亩地都流转承包给村里的大农户统一耕种，每亩地每年能拿到1200元的租金，勉强够日常买菜做饭。
不只是老人一家，几乎全村人的土地都流转了出去。承包土地的大农户大多都是邻省的外地人，按照老人的话说“他们不怕吃苦，能干”，种西瓜、火龙果、园艺植物，也经常会请村民去帮工。
老人的邻居便是在村里的果园工作。上午，火热的阳光倾泻下来，十一期间的热浪未减少分毫。在一处简易凉棚下，老人的邻居正坐在下面乘凉，她头戴遮阳帽，穿着有些脏的工作服，皮肤黝黑，脸上的皱纹层峦堆叠着。
她今年68岁，从六七年前果园初建开始就在这里工作，一年365天无间歇，每天要做够8小时，每小时可以获取9块钱薪酬。
她家里原本也有两亩地，现在全部租给果园，相当于在自己本来的地上工作，每年每亩能拿到700元租金。除草、修枝、采摘……
果园里大大小小的杂活都要干，“很辛苦的”。特别是在冬天，有时突发的降温、雷雨大风、冰雹很容易让果树幼苗夭折，18年冬天时她曾放下吃到一半的年夜饭，赶到果园给树冠覆膜、果子套袋。
果园里成熟饱满的猕猴桃挂满了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压得藤蔓低垂下来，这里种植的猕猴桃主要分为徐香和金魁两个品种，应季的水果还有火龙果。此外还种植着桃、草莓、梨以及桂圆、芒果、芭乐等热带水果。
最新数据显示，到2015年12月底上海市农村承包地面积已经达到175.3万亩,承包地流转面积129.2万亩，承包地流转率高达73.7%——全国承包地流转率则是33.3%。
因此在当下的上海农村，我们很难看到还在耕种自家土地的农民，相反，农民更多是在被流转承包的土地上工作。
农民不种地后，如何养老？
贺雪峰在《最后一公里村庄》中指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在农村家庭里，老人耕种土地拥有保底收入、子女进城务工的“半工半耕”模式让进城的年轻人可以随时返乡，老人也能靠农业来安度晚年。
但在土地流转比例极高的上海，当农村老人把土地流转出去后，又该如何面对养老问题？
9月初，我从杨浦区出发，总计历时两个半钟头，在跨越70余公里后终于到达此次目的地——奉贤区柘林镇下属的迎龙村。村子的西南与金山区相邻，距离南边的海岸线直线距离也不过十公里，是个典型的上海远郊农村。
入秋的江南收敛起无边的燥热，在绿植作物的环绕下更觉一分清凉。遇见李阿公的时候，我正走过一排整齐的两层小洋楼，红顶白墙，别有一番江南韵味。
李阿公微躬着背站在楼前的一畦菜园里，在竹竿撑起的藤蔓里寻找成熟的丝瓜，瓜架下种着不喜阳光的蒜苗，旁边则是辣椒秧、鸡毛菜和小葱，四周还有七八棵高大的玉米树，巴掌大的菜地得到了最大化程度的利用。
李阿公56年生，今年已经65岁了，身体看上去还很硬朗，是土生土长的迎龙村人，“喏，那个就是我家。”顺着李阿公手指的方向，我发现就是正对着这方自留地的小洋楼。
和中国农村普遍老龄化的现状相比，迎龙村的状况也是如此。书记介绍，“村里两千多的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就有一千多人，基本占掉一半，住在村里五十岁以下的人口都比较少。”
年轻人为了追求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医疗教育资源和更便捷的居住环境，头也不回地从乡村大批涌向城市。
对于奉贤区的人们来说，宇宙的中心就在南桥，这块面积仅占全区十分之一的地区，汇聚着全区一半以上的人口。以至于流传出这样一种说法：奉贤区分为两种地区：南桥地区和其他地区。
事实上这种说法也得到了验证：在迎龙村办公的村委会成员全部住在南桥，每天开车来上班。交通是相当便捷的，这里距离南桥的最南端不过十公里，开车二三十分钟便能从大片的农田驶入繁华的商业街区。
在迎龙村，大多数老人已经退出农业生产，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将土地承包给村里13~15个大农户集中种植，自己只管侍弄好家门口的自留地，再养上几只母鸡，一年到头的蔬菜和鸡蛋基本都不愁吃。
从插秧到打药水、施肥再到收割，土地全部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用书记的原话说就是，“以前十个人干一亩地也要干半天，现在一个人干十亩地也不要太久嘛。”
村书记给我算了一笔账：不种地的居民享受土地使用费，每亩每年的土地租金是1200~1400元，平均每户有5亩土地，一年下来就是6000多元，再加上60岁以上每人每月1300元的农保养老金，一对老两口在不工作的情况下，每年也能有三四万的收入。
2015年底，上海农村老人享受“新农保”的水平（800元~1500元）便远高于全国人均70元的水平，这也恰好印证了上海农村的一个说法就是“家有一老是一宝”。
而今天，奉贤区在给予百岁老人的福利力度方面更是出手阔绰：超过一百岁的老人，每月补贴5000元，在生日当天更是能拿到一万元的现金补助。
从全国来说，上海农村的养老金可谓是其他省份地区望尘莫及的，单是2021年便将每人每月的基础养老金直接上调100元。要知道，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基础养老金还在低于200元的区间徘徊，最低的地区是贵州和黑龙江，一个月连100元都不到。
当然，上海农村养老金的待遇之好，与它本身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之高也是直接挂钩的，有着从每年500元到5300元不等的10个档次。迎龙村的养老标准足以令来上海打拼的外省年轻人眼红不已。
上海农民的“业余生活”，是老年大学、灶头饭和摇船
当95后甚至00后逐渐踏上社会、迈向职场，对于农村失地农民、或者对于全体农民来说，养老的问题都迫在眉睫。且不说城乡之间养老保障的差别之大，单是上海农村和其他地区的农村都划分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前面说了，迎龙村的老人大多已经不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了，那除了在自留地打磨时间外，他们平时还干些什么呢？事实上，传统意义上作为身份表征的“农民”定义正在被瓦解，乡村生活走向城市化，农民也逐步走向居民化。
当阿公听到我对于“不种地后干什么”的疑问时，他不由发出了爽朗的笑声，挺了挺腰杆儿，说，“现在农村也有很多活动，不比你们城里人的活动少。”
原来，村里兴建了不少睦邻点，也就是给老人提供休闲娱乐的专门场所，也称作“乡村版老年大学”，在阿公家附近就有一家比较大的点。
平时阿公习惯在吃完午饭后踱步到那里，和棋友们摆上龙门阵，楚河汉界的上空立刻战云密布。双方横马跳卒，车攻炮轰，难解难分，好不热烈，不知不觉一下午就过去了。
李阿婆则是一位十级美食爱好者，在睦邻点跟着专业老师学做各式糕点，像青团子、蛋黄酥、冰皮月饼。甚至前不久还抱回家一台烤箱，想要等周末儿孙回来给他们一个惊喜。“她呀，一天到晚闲不下来，还老是拿我当试验品”，李阿公乐呵呵地说道着，“不过，我就爱吃她做的那口。”
正说着，阿婆出来了，头发花白但精神抖擞，手上提着一个布袋，跟李阿公打了个招呼便风风火火地往外赶。阿公笑着说，她这是去做灶头饭呢，你可以跟去看看。
原来，村里在第一产业为主的基础上，正在积极将生态农业和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建造起摇橹船、草地迷宫、皮划艇、大锅灶头饭等特色项目，吸引人们前来体验民俗民趣。
阿婆的职责就是担当灶头饭项目的农家阿姨，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是掌勺的大厨角色，还要在客人想要亲自动手体验时加以指引。
跟随阿婆来到一个名为“又见炊烟”的凉棚下，只见她手脚麻利地从布袋中取出厨师服，扎上白围裙，换上白袖套，戴上厨师帽，看上去相当专业。
棚户下依次排开三四个农村的土灶台，不过灶台上都贴着洁净的白瓷砖，灶头上分别写着“福”“禄”“寿”之类的红色大字。
在这里，新鲜的蒜苗、茄子、豆苗等从附近的田地现采摘的，附件还有个垂钓基地，此前也常有客人在钓到鱼后拿过来现烹现吃。
即使有土地流转带来的收入，村民也需要更多新的机遇，因为村庄的农业生产本身面临着困境。在迎龙村约4000多亩的耕地上，最主要的农作物便是水稻，而非想象中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事实上，这里也曾尝试种植过葡萄、花卉，但因为缺乏配套设施和产业集聚而作罢。
而在距离上海市区较近的闵行区、宝山区和浦东新区，相比之下有着更为优越的区位优势，重点发展农林牧渔产业，为市区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的瓜果蔬菜和蛋奶产品，承担起了“菜篮子”的角色。
如今，逐年走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却在打击着农户的种植信心。“现在村里水稻的亩产量可达到每亩一千斤，稻谷收购价却已经连年下跌到1.4元/斤。对于大面积集中种植的农户来说，粮食价格一分一毛的变动，都会对收入盈亏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走过一系列弯路后，书记决定带领村民在农业生产之外，开辟生态旅游的新赛道。
迎龙村通过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为村民提供了船夫、厨师、保洁等多种工作，赋闲在家的人们实现了家门口的再就业。创造机会促进村民增收，让村民们有事可干，村民真正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角。
农村和农民会走向终结吗？
在我国的传统观念里，向来习惯把农民看作一种身份而非职业，也就是说，根据户口本，把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的人统称为农民，比如“农民工”“农民企业家”，而城市人则直接将这两种职业称之为“工人”“农民”。
知乎网友得出过一个有趣的结论：“据我观察，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一种身份，是一个行业，是一个阶级，甚至，还是一种性格，但不是一种职业。”
这实际上就犯了孤立片面、静止不动的错误。首先，要以是否从事农业生产而非简单的户籍制度来界定农民；其次，农民不是静态不变的概念，不是固定称谓也不是终身制，要根据实际加以判断。
当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被从土地上解放以后，他们应该何去何从呢？上海似乎给出了一个优秀的范例。
当然，这是建立在充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基础之上的。当城镇化的扩张推动上海乡村迈向“后城市化”形态时：小到村口便利店的支付二维码、快递下乡进村的便民政策以及散步闲聊跳广场舞的休闲娱乐方式，从前扎根在耕地上的农民也逐渐趋向于居民化、市民化，在生活模式的转变中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转换与认同。
“还能种一天地，就是一天农民。”对于曾种了大半辈子地的李阿公来说，对土地的感情是刻进血管里的，想要轻易割舍绝没那么容易。即使在职业上不再是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但这种身份还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人们的头脑观念中。
于是阿公把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家门口的一方自留地上，不仅仅是为了留足日常的口粮，更是为了满足一种先天的秉性，为内心隐约的渴望寻找到出口。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情况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李阿公的两个儿子通过读书考出去后都扎根在南桥，孙辈更是从小就出生在城区，平时也就周末节假日才回来一趟，往往吃个饭又匆匆走了。
对于子辈来说，他们大多是从耕地中“半路出家”的，此后距离家乡的土地越来越远，但也会通过在阳台种种菜、体验农家乐的形式感怀下与土地的连接。
但至于孙辈，他们是城区的“原住民”，农民这一身份不会在他们心中泛起什么水花，因为他们不曾下地劳作过，没有和父辈祖辈共同的记忆点，而且他们的兴趣点也与上两代全然不同，那就是打游戏和养宠物。
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现今农村一代老人的老去，上海地区的农村和农民最终会走向终结吗？
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写下了《农民的终结》，彼时他立足于欧洲工业文明的发展现状，不无忧虑地在篇首写道，“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他认为，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见了，目前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盈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农业劳动者，这种家庭经营体从本质上来说已经属于一种企业，一言以蔽之，传统的农民正在走向终结。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对于今天的中国农村依然是有借鉴和参考意义的，尤其是作为受城镇化入侵尤为严重的上海农村，也正处在这样一个面临转型的风口。那么孟德拉斯所言的“终结”究竟是何含义呢？
其实在李培林先生的译者前言中说得很清楚，所谓“农民的终结”，并非我们在城市化思维下理解的“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
农民和农村并非是要被送入深崛坟墓的陪葬品，也并非是要被终结的对象，而应在新的经济体系中焕发出更强的创造力，在变迁了的新世界中找到新的定位与社会角色，实现传统意义上农民的涅槃与新生。
事实上，在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乡村社会非但没有消亡，反而顽强地保留下来，最终成为一个既非城市又非乡村而是两者兼之的地方社会。
对上海市区而言，加上700万流动人口，生活在上海的实际人口超过3100万。上海每天要消耗掉7万吨食物，其中90%的绿叶菜、70%的鲜奶、20%的水产品都依赖于郊区的供应，乡村是支撑起魔都走向繁荣稳定的基础内核。
对于乡村而言，没有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乡村也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引领和资源辐射，乡村振兴也就无从谈起。
作为江南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不仅要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也要有抬头仰望漫天繁星的村落。当乡村与城市发展成为相互依托和影响的共生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也将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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