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某天清晨，保罗·波烈在大街上撞见了可可·香奈儿。看见香奈儿穿着她自己设计的简朴外套，波烈无不讽刺地说：“小姐，您这是在悼念谁啊！”
“悼念您呀！”香奈儿毫不客气立马回顶了过去。
且不论这个小段子的真实程度，至少我们可以从中读出那个时代的风格转变：波烈的东方幻想般的瑰丽风格不再如以往那样大受欢迎；而香奈儿为女人们设计的新的简洁制服——可以叫人自由活动的软呢外套，本属于贫困人民和寡妇们的黑色针织裙——则占据了上风，填满了女人们的衣柜。
而这一切只是为世界时装史又增添了一笔。尽管波烈在后期的斗争中输得凄惨，但在若干年后，人们提及他，还是会心存敬意，将“时装之王（King of Fashion）”的称号如皇冠一般戴在他的头上。因为波烈的设计，不仅仅是把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融进面料里，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发起了女性掌握自己身体的革命。
保罗·波烈，一个巴黎面料商的儿子，从小就生活在服装的环境里。耳濡目染，也就注定了他长大后要走上设计师这一条道路。他在自传中写过：“由于父亲从事布料生意，很自然的，我从小就对布料感兴趣，甚至自己玩起染布的游戏来。那是少年时代的故事。我看到祖母栽种的秋海棠、天竺葵等，花色美丽鲜艳，就把花儿采集下来，榨汁后拿来染布……当然啦，在缺乏化学知识的当时，种种试验都告失败，但无形中，已经培养出我研究事物的兴趣。”稍长，波烈先后在Jacques Doucet的手下和Worth时装屋工作。最后在1903年，他24岁时，波烈开设了属于自己的时装店，开始出售自己的设计。
当时社会的着装榜样是Worth先生提倡的丰满女性。女人们为了营造出来前凸后翘的效果，要先把自己硬塞进窄小紧绷的紧身胸衣中，再在外面套上繁琐的长裙外套。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活在当代之下，只能从麦当娜的《VOGUE》音乐录像带或者杂志内页里一窥到胸衣样貌的我们，根本无法体会到这样充满挑逗意味的，把身体雕塑成完美沙漏状的胸衣，会对人体造成多么大的伤害。
为了加强固定效果，人们一般会选用坚硬的金属，木条，鲸骨来做胸衣骨架，在背部缝上鲸须来帮助背挺得正直。穿戴完毕之后，虽然完美呈现了沙漏般的身材，但自己无疑也成为了紧身胸衣——这个随身移动的囚房——的痛苦犯人。胸衣紧紧挤压着女性的肺部，造成了呼吸机能的逐渐衰退；胃部等器官被迫下移；同时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受阻，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流社会社交场合上，女士动不动就晕倒是一件稀疏平常的事。
那为什么女人们还会对这件刑具一般的胸衣如此趋之若鹜？时装史学家们认为，这纯粹是男性化的审美在作祟。展现女性本身的自然曲线本是一件好事，但胸衣把这种审美取向推向了一个疯狂的极端——自然曲线美沦为了男性掌控话语权之下的审美取乐玩具。在这种权利失衡的体系之下，这样的展示自身线条更多的像是一种献媚行为。男性把自己的审美爱好强加到女性身上，女性为了获得男性青睐，把这种爱好不断放大。久而久之，胸衣的系带也就越系越紧。
回到保罗·波烈身上来，我们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妻子——丹尼斯•波烈。在1913年的一篇《VOGUE》杂志采访中，保罗曾经说过：“我的妻子是我所有创作的灵感源泉。她就是我各式想法的最终呈现。”与当时的标准体型正相反，Denise的身材修长，胸部平坦。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丈夫对自己妻子的爱的表达。波烈依照妻子的体型特点，设计出了一种直统型的裙装。这种新款式的时装宽松自在，与之前的S型丰满轮廓大相径庭，却营造出了一种自然不做作的轻松之美。当丹尼斯·波烈穿上丈夫亲手的设计，并出现在那些一掷千金的奢靡派对上扮作东方皇后等各种角色后，巴黎的女人们沸腾了。她们纷纷解掉自己的胸衣，转而投向新轮廓的怀抱，享受这许久不见的自由之乐。
回顾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出，保罗·波烈是由于改变了现代服装的外形而得以留名。而鼓励女人们从紧身胸衣里面解脱出来只是其中一例。在这之前，他就曾从日式和服的剪裁里得到灵感，设计出一套名为“孔子（Confucius）”的外套。当他向俄国公主Bariatinsky展示这款作品后，宽松的效果让公主连连称奇：“太不可思议了！下次要是再有人敢追着我们雪橇后面跑，惹毛了我们，我们就把他们的头给砍下来，装进这样的‘袋子’里。”
另一个经典好比1912年的“Hobble Dress（霍布裙，又称蹒跚裙）”。这款裙子的下摆极窄，着装者几乎不能大步流星地向前行走。为了增强这种效果，波烈还配套设计出一种叫“fetter”的装饰来把女人的双膝绑在一起。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么做时，波烈狡猾地说：“穿我设计的女人们早就不用走路了，她们都开上车了。”这种被视为现代写字楼里随处可见的铅笔裙原型的“Hobble Dress”，尽管给行走带来诸多不便，但因其造型简洁明快，并恰好适于南美传来的探戈舞步，故风靡一时。
当俄罗斯的芭蕾舞团来到巴黎巡回演出时，戏服设计师Leon Bakst的奢华之作深深震撼了保罗·波烈。他根据舞团的异域风情浓厚的装扮，设计出了宽松，自然下垂的土耳其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灯笼裤。这要比Yves Saint Laurent吸烟装的女士裤装要更早上50年之多。在2009年Balmain的秋冬秀场上，我们看到了模特穿着的两头紧中间松的亮面裤子，裤子内侧被锋利地裁开，隐隐约约透漏出模特的肌肤，完全和当年保罗·波烈的设计如出一辙。而同样造型独特的灯罩衫，也不止一次被CHANEL，Valentino的高级定制秀模仿。好友Elsa Schiaparelli后来同样涉足服装设计，在她的面料选择与用色手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保罗·波烈的痕迹。
波烈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对色彩挥洒自如地运用。他受到一众艺术家好友，如毕加索，马蒂斯的创作影响很深，他们的艺术风格被保罗常常拿来用几尺布料转化形式表达出来。还有如前文提到，他对东方异域的风土文化有着偏执的爱好。阿拉伯的天方夜谭，古中国的辉煌宫殿，富丽堂皇，奢侈享受，全都是波烈不厌倦的主题。他的目的是把女人们都打扮成为无所事事，只会享乐的贵妇们。金灿灿的宝石镶嵌，毫无瑕疵的纯白鹅毛羽扇，加上当时巴黎一片科技进步，欣欣向荣的大好环境，构成了历史上的巴黎美好时代。
保罗·波烈还创下时装史上的诸多“第一个”——第一个推出自己香水品牌的时装屋（1911年推出的，以自己大女儿名字命名的“Rosine香水”）；第一个意识到请插画家在工作室里临摹最新款式过于呆板，转而带领模特们到美国去展示作品的欧洲设计师；同时也先于其他人染指家居设计，推出现在很流行的全方位“生活方式”的概念。为了保护时装的版权，他还成立了法国时装版权保护工会，专门从事保护时装设计版权的工作。Edward Steichen在1911年为保罗·波烈拍摄的照片也被公认是现代时装摄影史的开端。
随着一战的爆发，保罗·波烈不得不终止手上的工作，被召集入伍，收起那些奇思妙想，在军工厂里整天琢磨着怎样才能省下几尺做军装的面料。当战争结束后，社会大环境已经不比从前了。安宁美好的生活被战火无情撕毁，女人们被迫着也要找寻工作来补贴家用。可可·香奈儿的设计相比更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保罗·波烈的才华逐渐被人们遗忘。再加上保罗生性爱挥霍钱财，大摆宴会来宣扬造势（最著名的要数名为“一千零一夜”的派对。保罗要求他的三百余名宾客都要身着东方服饰前来参宴。未能按照此要求照办的人，要么换上保罗设计的波斯风情服饰，要么就赶紧走人），时装屋也是处在破产的边缘，情况岌岌可危。在1929年，时装屋正式倒闭。昔日价值千金人人想得的衣服被打包成袋按斤出售。从前在自己身边扮演着缪斯女神角色的妻子，也离开了自己。1944年，就在刚过完65岁生日后的第十天，保罗·波烈悄然离开了人世。
晚年的保罗·波烈叫人唏嘘。他因周遭环境因素而一举成名，却也因为外界环境而被击垮倒下。2007年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专程举办了一场名为“Poiret：King of Fashion”的展览来回顾这位时装巨匠的传奇一生，并评价他是现代主义的杰出典范。展览介绍里有这么一段话：
"A creative dressmaker is accustomed to foresee, and must be able to divine the trends that will inspir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He is prepared long before women themselves to accept the accidents and incidents that occur on the trajectory of evolution."
翻开任何一本讲授现代时装史的书，最先介绍的十有八九就是保罗·波烈先生。战争残酷地叫他的智慧付出付之东流。电影《Rent》中马克的一句话说得好：“战争的对立面不是和平，而是创造力（The opposite of war isn’t peace, it’s creation）。”或许，保罗·波烈预见到的只是和平的美好，却低估了战争的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