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ID：None），作者：李唐
张向荣|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8月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现实中的他既非学者，也非专业作家，而是一名银行职员。工作与写作的冲突在各个时代都困扰着写作者，但对于张向荣而言，银行看似枯燥烦琐的工作，却使他开始萌生写作的念头。他想象那些历史中的人物，如何在某种系统、行政机构中生存，并逐渐影响了历史进程。
2024年，第二部著作《三国前夜》出版，张向荣开始转向职业写作者的身份。这种身份不仅意味着有更多写作时间，更重要的是“职业精神”——“自由职业是一种职业，而不是自由”。他相信自己既然能够认真完成上级交代给他的工作，那么“也能以同样的职业精神实现自己交给自己的写作梦想”。
张向荣|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6月
如今，张向荣正在为他的第三部著作收集资料，依然是前两部著作的延续——从王莽的覆灭到东汉党人的腥风血雨，现在他的笔触延伸到了三国中后期“玄学”的发展历程。除了王莽、曹操之类的风云人物，他的书中更多的是大众并不熟识的历史人物，他们以各自的人生影响了历史；他们或许闪耀一时，但迅速被遗忘。张向荣痴迷于这类“隐入黑暗”的人物。
经济观察报将开设“写历史的人”系列人物专访，深度采访当下最具有创造力的历史写作者，讲述他们与历史、与写作的故事。本期“写历史的人”，我们与《祥瑞》《三国前夜》的作者张向荣聊了聊。
职业精神与写作梦想
经济观察报：你博士阶段研究的是“两汉诗经学”，最初是如何从文学转向经学与政治史交叉研究的？最开始写作历史类的文章，是由于怎样的契机？
张向荣：我最初的爱好和专业是古代文学。回想起来，早在上个世纪我读中学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读中文，要学古代文学，直到2001年我如愿以偿进入大学中文系。这种热爱持续到研究生阶段，当时我曾把“人大复印资料”里收录的大多数古代文学的论文快速看了一遍，这一看不要紧，精神差点崩溃。
在当时的我看来，抛开语言文字学的部分不算，当代学科体系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既不可能延续古人的方法，也没能产生出本土的文学理论，大量的论文都是在用流行的“前沿”理论生硬地解读古代作品，或是对美学风格作归纳总结。理论的热度一过，论文就显得特别荒诞。能穿越时间的只有一些年谱、考证、校勘等其实属于史学或文献学的内容，但这不是文学研究呀。那么，古代文学到底研究些什么？怎么研究才有意义？于是我的热爱逐渐变成了困惑、焦虑、虚无，而且越热爱就越痛苦。
目前在清华哲学系任职的陈壁生教授，当时刚到人民大学工作，开了一个经学读书班，我也参加了，才意识到这种虚无感、焦虑感并不全然是“文学研究”自身的问题，根源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家经学被否定、取消、遗忘。
但绕过了经学就很难真正读懂古代文学，比如《诗经》里的“颂”。所以，研究古代文学应该从了解经学开始。当然，任何人都有权利用任何方式解读文学，这是敞开的，我只是谈我当时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驱使下研究兴趣的转向。此外，当时也就是距今20年前，“两施”（施特劳斯，施米特——编者注）在校园里非常流行，不论今天怎么评价，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大家对经学的兴趣也受到这一风潮的影响，只不过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言必称先秦”。
博士毕业后我去了银行，先后在一家国有大行总行、另一家大行的子公司工作。罗大经《鹤林玉露》有一则笔记，用八个字概括秦桧，说“博记工文，善干鄙事”，基本上可以概括我从事的办公室工作的内容，也就是办文、办会、办杂事。这些虽然琐碎无聊，但使我逐渐明白，一种理念是如何通过某类人、某种行政机制、某些管理措施，才能从头脑里的设想，具体转变为可见的历史进程。
换言之，经学是古代帝制时期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但经学在历史中到底怎么发挥作用的？上层建筑是怎么反作用于物质基础的？这是我希望描写的对象，也是我写作历史类文章的真正目的，即把经学等思想观念的影响，用历史叙事表现出来，既不是纯粹分析经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也不是为了历史故事而讲故事。
经济观察报：毕业后你去银行工作，现在则全职写作。生活环境的改变，对你的写作是否有所影响？
张向荣：目前还有一些程序没有走完，我大概要从明年开年正式进入新状态。有句话说：“自由职业是一种职业，而不是自由。”我既然能够十多年如一日地认真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那当然也能以同样的职业精神实现自己交给自己的写作梦想。
聚光灯外的历史
经济观察报：在《祥瑞》与《三国前夜》之间，你为何选择“王莽—东汉—三国”这一较长时段作为非虚构写作的连续主题？
张向荣：“秦汉帝国”是很多人感兴趣的一段历史，内容丰富，可写的地方很多，比如儒学就在这时期走了一个完整的演进阶段。
儒学从先秦的诸子之一，成为西汉激进改革的显学，并以新莽的建立达到高潮，又随着新莽的失败进入“平台期”，成为东汉的官方意识形态，改造了社会秩序，塑造了中上层精英阶层的特质，直至大家熟悉的“魏晋玄学”。
也就是说，这是儒学一段完整的“故事”，有始有终，有高潮有余韵，既有王莽这一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人物，也有大家相对陌生但值得了解的东汉人物，还有从玄学视角观看的三国。
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写作主题。
经济观察报：王莽被认为是“儒教政治”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激进实验，你如何评估这次实验对后世“儒表法里”路径的制约？
张向荣：可能没有有效的制约。王莽能够凭借儒教成功，有一个原因是后世无法复制的，就是西汉儒学那套理论、逻辑、“乌托邦”理想，和西汉人的精神世界高度契合，又是儒学第一次走入帝制皇朝的权力舞台，大家有很高的期待。所以西汉后期的成年皇帝如元、成、哀帝，确实受到了一定制约，但此后这种条件就没了。
儒学要想真正拥有制约皇权的能力，就必须在理念之上进一步建立独立的组织体系、专职人员，能对内部进行管理并有效防止外部干涉。但儒教没有，连最具神学色彩的西汉儒教都没能真正成为一个“教”，王莽也不会放着皇帝不做去做教主。所以，儒教对社会的影响，只能附着在官僚体系上，也就是所说的儒表法里。
经济观察报：东汉“经学昌明”却未能阻止皇权系统性崩解，你认为症结在于经学自身的意识形态，还是结构性（财政、军事、外戚/宦官）因素更重？
张向荣：个人认为还是经济和政治等物质性、制度性因素更重要。但经学昌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昌明的经学决定了东汉的崩解是这个样子（党锢之祸、地方主义等）而不是别的样子；另一方面，昌明的经学决定了东汉在事实上崩解后，还维持了很多年死而不僵的状态。
经济观察报：《三国前夜》花费大量笔墨描写党锢之祸后的“后党人时代”。你为何特别关注“失败者”或“离散者”的命运？
张向荣：如果说历史是一个舞台，那么重大事件就像聚光灯，被聚光灯照到的人，不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都是他的“高光时刻”。但当聚光灯移开，这个人的身影就隐入黑暗了。我很着迷于这类隐入黑暗的人，比如被废的海昏侯、禅让的汉献帝、被带到洛阳的安乐公等，他们之后都在做什么？会有怎样的心态？这些信息往往很少，因为这些人物都已经离开了聚光灯。
党锢之祸也是一样的，这是东汉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对汉灵帝和他身边的宦官来说，党锢是一次风险出清，是消除隐患。但通过幸存党人的活动，我们很容易发现党人并没有消失，他们和汉末群雄的兴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和黄巾合作，有的如何顒、张邈等仍积极活动、联络同道。他们在离散之后的行动是对宦官们的巨大讽刺，但这些有趣的内容也因为人物离开了聚光灯，留下的信息很少。
为了突出这些隐入黑暗的人，特别是对历史演进有一定影响的人，我会努力把这些“离散者”梳理归拢、分类对比，书写他们在党锢之后的行动和依然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希望大家都能关注到聚光灯外的历史人物。
经济观察报：最近你正在写魏晋玄学的新作，进度如何了？那时的人物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对比前面两部著作，你所要表达的是否也有所不同？
张向荣：进度不快（笑）。在思想史上，两汉经学、魏晋玄学等等，都是不言而喻的表述。但“玄学”的概念要到南朝才定型，那么汉末和曹魏时期的“玄学”是什么样子？是汉代经学的“嫡子”还是“庶子”？在汉末魏晋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当时的经学真的衰落了吗？“玄学”是一个“三国”的问题抑或仅仅是“曹魏”的问题？是长江南北的问题抑或仅仅是洛阳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结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来写一写。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我常常会想象一个场景：曹操去世后，他的儿子曹丕、养子何晏、下属同时也是曹丕的好友司马懿等等这些曹操的下一代人，以及再下一代的曹叡、司马师等人，他们在内心是怎么评价、认识曹操的？是怎么思考曹操留下的政治和文化遗产的？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但是通过这个设定，可以思考很多有趣的问题，重新认识一些人物和事件，这也是我现在所写的内容。
这个作品是关于汉代儒学的三本书的最后一册，出于延续前作的考虑，语言风格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结构我还在琢磨。比起语言，结构更重要。
不降低内容密度，不以八卦取悦读者
经济观察报：你书中注释占比不低，甚至指出史料自相矛盾之处。你在处理《汉书》《后汉书》等矛盾记载时，如何决定采信、存疑或并列呈现？
张向荣：我觉得在非虚构写作中，像学术著作一样使用注释，是比较有用的做法。很多史料确实有矛盾或是不太清楚，而且不见得都能解决。
我一般是先查询前人成果，如果已有成果且言之有理、论证充分，那就直接采信这一成果并予以注明；如果是自己做的推测辨析，不交代怕读者有疑问，放在正文又影响流畅，所以把辨析的过程放在注释，也便于读者参考或是进一步指出辨析的不足；如果实在拿不准，那就看是否影响正文的情节进展或结论，影响很大的，说明立论难以成立，只能割爱；影响不大，可以并列呈现，略作解释说明。
经济观察报：历史非虚构写作常被质疑“文学化”，对此你怎么看？你如何理解“历史非虚构”这样的定义？
张向荣：历史非虚构确实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名词——它的内涵有问题，历史写作当然是非虚构的；它的外延也有问题，因为这个名词实际所指的是历史题材的非虚构写作或通俗写作。历史学的学术论著当然是“历史”的也是“非虚构”的，但却不被认为是“历史非虚构”。
不过，也不必纠结于此，坊间对这个名词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共识。更值得讨论的是其他问题，比如文学化。从文学专业的角度看，文学化包含的内容很复杂，当我们在谈论文学时，有的人想到的是虚构、想象力；有的人想到的是修辞、语言风格；有的人想到的是叙事和结构……
我个人觉得，在历史的通俗写作中，叙事和结构最为重要，也是一部作品能否成熟、能否具有可读性的关键要素。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文学即意味着虚构，虚构仅仅是文学的一种形态。因此，在历史非虚构的写作中，要避免的是虚构，要审慎的是想象，要打磨的是修辞，要注重的是叙事，要精研的是结构。
经济观察报：你心目中“历史非虚构”最底线的学术纪律是什么？
张向荣：个人认为最底线的是不能编造对话。这当然不是说，对话之外的内容可以编造，而是说要区分编造和推理。
正面而言，对话就意味着历史人物之间真正说了这些话。因此，从非虚构的准则看，如果史料里没有这个对话，就不能说这个对话发生过。作者可以推测历史人物可能的心态、心理，因为心态、心理是可以通过史料中人物的行动来体现的，但对话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因此是不能编造的。
从反面来说，历史写作的难点在于史料不是线和面，而是点。设想一段历史是一张白纸，那么史料就是白纸上一个一个的点。要想把点与点连成可以叙事的线，甚至是面，推测、推理是不可避免的。
举个例子，东汉的蔡质（蔡邕的叔父）记录了汉灵帝册立皇后典礼的详细过程。假如一篇学术论文要研究汉桓帝册立皇后的典礼，蔡质的记录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个大家不会有异议。但是，如果一篇历史非虚构的文章要呈现汉桓帝册封皇后的典礼，基于蔡质关于汉灵帝的记录来书写，是属于编造还是推测呢？
个人认为，如果把此类情况归为虚构、编造，那么历史非虚构写作就寸步难行了，这种写法也可以取消掉了（不排除有人确实认为可以取消掉，但我们不能让这种想法得逞）。所以审慎的办法是视之为推测，但需要注明这是参考了哪个史料的哪个场景，从而对读者负责。
当然，这里问的是“最底线”。不同的作品，根据史料的多寡，有的历史题材会有更高的底线。作者明明可以做更多的工作进行更准确的推理，却简单给了一个不太充分的推测，这当然是不妥的；推测也应该有限度，比如从史料A、旁证B，可以推测结论C，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推测也就到此为止了。原则上不能从C再进一步推测出结论D，更不要说从D再推测到E，否则一定会推出不靠谱的结论。这种连续性推测放在历史小说、历史题材影视剧本是无伤大雅甚至是很精彩的，反正谁也没法证伪，但对历史非虚构来说是不妥的。
经济观察报：你曾说“讲王莽的故事，比讲经学史更能吸引公众”。在专业史学与大众阅读之间，你如何定位自己的写作？
张向荣：我自己的期望，是能把学术界特别是青年学者的成果，以通俗的方式告诉大众读者。通俗写作经常被认为是内容密度比较稀疏，以八卦和惊人之语来博得关注。
但我觉得，理想的通俗写作是不降低内容的密度，更不必以八卦取悦读者，而是用非学术的语言，用人人能懂的白话，把学术的成果解释清楚，这也是我期望达到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推荐一本你觉得值得推荐的新书吧！
张向荣：今年上半年有一本书，是中山大学的历史学者李骛哲写的《郭实猎与“开放中国”》，可以关注。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名叫郭实猎的普鲁士人来华的一段复杂经历。这个人物资料分散，涉及的领域又广，甚至以前连中译名都没有统一，因此很多人对他闻所未闻。但这个郭实猎很有意思，比如我，对近代东西方交往的了解，往往从康乾时代的传教士一下子就跳到鸦片战争，十九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什么就像空白。郭实猎就活跃在这个时期，因此是认识这个时段的中西交往的很好的切入。
推荐的另一个理由是，这是作者根据博士论文修改的一部作品，里面很多资料不易见到，考证的部分也处理得比较不枯燥，因此阅读体验不错。当然，毕竟这是一部学术论著，如果作者将来能据此写一本更通俗的历史非虚构作品，那就更好了。
李骛哲|著
中华书局
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