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作者：叶克飞，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以前看过一个访谈，主持人问一位残疾人：“最希望人们给你们残疾人群体哪些帮助？”
采访对象的回答是：“有能让我顺利出行的基础设施，不需要其他人帮我，不需要惊动大家，让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一份子。”
这是一种既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也给自己尊严的思维，是文明社会的正常思维。为了保护这样的思维，文明社会会尽力为残疾人优化公共设施。
我一点也不喜欢老年郑智化，他在吃老本的路上走了太久。但我知道一个残疾人在那一刻的屈辱感：他希望的只是不惊动任何人，自己登上飞机，而不是被人抬进去，很多残疾人都会因为被迫依赖他人而难受。
很多人无法共情正常人对“尊严”的渴望与捍卫，他们总是认为，只要没饿死，就应该感恩。所以他们感恩这个、感恩那个，唯独对弱者从不宽容。
电动汽车着火了，车主侥幸逃生，很多人赞美“车门能打开”，甚至还有人在评论区里建议车主不要维权，要给国产品牌足够的包容和空间，潜台词就是“车门能打开，你没被烧死，难道还不该感恩吗？”
具体到郑智化这件事，很多人的思维不就是“残疾人本来就寸步难行，这么多人服侍你一个，你不该跪下感恩吗？”
在生活中，这样的思维随处可见。老一辈父母在家里教育孩子，往往张嘴就是“有的吃有的住，难道你还不该知足吗？想那么多干什么？”有人批评社会丑恶现象，也会有一群人涌过来告诉你“已经很好了，为什么不感恩？”
中国残疾人出行有多难，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多年前见过一个新闻，中国某城市红绿灯前的行人等候区，为安全摆了几个固定石墩，这样可以避免汽车事故伤及路人。但石墩相隔太近，行人可过，轮椅却过不了，可见城建设计者根本没把残疾人放在心上。至于盲道蜿蜒曲折，甚至有石墩或者栏杆阻挡之类的事情，在中国城市里也常见。
相比之下，在欧美和日本，街头遇见残疾人的几率非常高，这是因为残疾人的便利设施非常健全。比如德国公交车上都有专门的轮椅和童车区域，甚至连下车通知按钮都迁就了轮椅的高度。与中国的公交车不一样，德国公交车内没有台阶，就是为了方便残疾人和童车。有人可能会质疑，公交车有着相对较高的底盘，它怎么跟停靠的道路持平呢？德国人也有办法，一旦车辆靠站，就会通过泄压方式降低车身高度，直至与站台持平，就可以方便残疾人上下车了。
德国火车站与地铁站的电梯，都配备了迁就轮椅高度的按钮，甚至还配了盲文。残疾人停车位和卫生间就不用说了，早已是完善的配置。中国很多城市都普及了这些配置，但依然应该学习德国人的细致：在德国的残疾人卫生间里，不但有各种规格和高度的把手，甚至连水龙头、洗手液和冲水按钮上都刻有盲文。
在欧盟内部，德国是最早通过药盒包装加印盲文法规的国家。根据规定，除仅供医务人员使用的药品外，所有上市的药品必须在包装上使用盲文，标注药品名称、剂型、规格和适用人群。药盒里虽然没有盲文说明书，但德国卫生部门设有专门的“盲人药品服务”网站。该网站向盲人和视觉障碍人群提供音频、大号字体或盲文说明书。若上网不方便，可请药店的药剂师帮助播放音频版药品说明书。
残疾人在德国，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出行。比起依靠他人帮助出行，残疾人显然会更喜欢前者，因为这让他们充满自信，这也恰恰是中国残疾人缺失的生活和感受。
更能让残疾人感受到尊严的是工作。当一些“身残志坚”的残疾人被媒体吹捧为榜样时，大多数残疾人其实是沉默的。那些一辈子呆在家里从未有过工作的残疾人，数量远远高于那些刻意捧出的榜样。没有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社会参与和认同，这就是残疾人普遍面对的困境。
对于残疾人来说，就业是个世界性难题。受限于身体，他们能做的工作本就有限。也因为身体原因，他们受教育的机会也常被限制。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给予残疾人足够充裕的空间，他们很可能无法工作，加上出行本就不便，结果只能闷在家里。
这显然不是好事，在文明国家的价值观里，剥夺残疾人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当然是歧视。而将残疾人养在家里不见天日，也是一种形同禁锢的歧视，因为这很容易让残疾人觉得自己是个无用之人。
鼓励残疾人就业，给他们充分的培训和就业机会，让他们成为社会运转的一份子，才是文明社会最应该做的。
德国就是这样，在许多场合都可以见到工作中的残疾人。我见过不少超市残疾人收银员，下班时坐着轮椅离开，一脸笑容地向停车场的每个路人致意。不过德国残疾人从事这类服务性工作的比例不算高，因为他们往往会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工作，如电脑技术、机械制造、印刷和缝纫等。与此同时，因为这类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有相应较高的薪水，所以许多残疾人还可算是高收入者。
德国的残疾人职业培训制度相当完善，专业繁多，不同残障人士有着不同的适用专业。而且，在职业培训之前还有准备期，残疾人可以先尝试不同专业，看看自己到底喜不喜欢、适不适合。每个专业的体验期为两个月，最后确定目标，才开始正式的职业教育。
在德国，未成年残疾人的社会保障资金几乎完全来自政府财政。残疾青少年可以进入康复中心、特殊教育学校等接受教育和康复。通过教育康复和技能培训，达到劳动年龄、能够找到工作的残疾人会进入劳动领域，成为各项社会保险的保障对象。不能找到合适工作的青年残疾人，或者实在不想工作的，从21岁开始自动成为法定养老保险的保障对象，由养老保险基金按月发给相应的残疾年金。
经过职业培训的残疾人，德国政府会专门为之介绍工作。按德国法律规定，只要是合适的行业，凡用工数超过20人，都应提供至少5%的岗位给残疾人。政府还会为残疾人购买特殊办公设备，进行必要的医疗整形、康复治疗等，以便于残疾人能适应工作。如果残疾人失业，还会获得各种保险金。
有数据显示，一个残疾人的职业培训投入是普通人职业培训投入的2～3倍，平均达到5万欧元，这个数字相当惊人。但他们毕业后能够凭借所学自食其力，又为国家省下大量开支。
说起来，现代社会的保障制度，其实正是德国人所发明。1883年，德国俾斯麦政府颁布了《疾病保险法》，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
有意思的是，德国政府除了会为残疾人提供直接货币津贴外，还有大量间接津贴，比如税收优惠、免费公共交通和特殊停车设施等。这个是不是很贴心？但更贴心的在后面：
我们去餐馆吃饭，有时会使用优惠券，但优惠券上都写着“此券只能用于消费，不能兑换现金”对不对？这种商家行为当然是极其合理的，不过如果是政府行为，就往往会带来某种程度上的福利不公。简单点说，就是如果一个残疾人根本不需要某些间接的非货币福利，那怎么办？比如这位残疾人没有私家车，或者根本不能开车，那特殊停车设施这块福利不就没用了吗？又比如那位残疾人住得特别偏僻，离公共交通站点较远，出入只能私家车代步，那公共交通免费不就没用了吗？
德国政府的办法很简单，为了公平，可以由残疾人自行申请定期或一次性津贴，代替其不需要的非货币福利待遇。换言之，德国法律给予了残疾人自主决定和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兼顾了残疾人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也正是因为这个完善的机制，在德国大街上见到残疾人出行的几率极高，他们行动方便，一脸阳光，与正常人无异。
郑智化想要的就是这种“与正常人无异”的独立和自主，而不是被人抬进飞机。这一点，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