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里，茧房比广场安全，孤立主义比世界大同安全，撕裂比融合有效，极端口号比中庸之道有效。在这个世界里，对上暗号远比采取行动重要，血统的纯度远比天伦与人性重要。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黄昱宁，头图来自：AI生成
一
美国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TA）是作家托马斯·品钦的铁杆粉丝。早在2014年，他就将品钦的小说《性本恶》搬上大银幕，从情节到氛围都力求精致再现，处处可见虔敬而深情的粉丝心态——好则好矣，却终究是那种事先便能想象的好，不是那种可以恣意穿墙、视墙若无物的好。
另一部让PTA念念不忘的品钦小说是《葡萄园》（Vineland）。他在访谈中反复提及，直到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终于在2024年开机。这一回，铁杆粉丝似乎有了某种顿悟。于是，我们看到了成片《一战再战》（One Battle after Another），对小说有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
[美]托马斯·品钦|著，张文宇|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5月
“但凡你要改编，”PTA说，“为了能改好，你就只能对这本书加倍粗暴才行。你千万不能下手太温柔。”
表层的“加倍粗暴”手法包括：1.片名——从加州地名“葡萄园”改成“一战再战”，前者关注的是场域、氛围和调性，后者强调的则是事件和行动；2.人物的名字与肤色——小说里多次提到的“蓝眼睛”的弗瑞尼茜在电影里成了黑人女性帕菲迪亚，索伊德则换作帕特（后来又化名鲍勃，一个更普通的美国名字），联邦检察官布洛克改成了洛克乔，女儿普蕾丽在电影中对应的是夏琳（化名薇拉）；3.时代背景的整体搬迁。
小说是站在1984年回顾美国1960年代的政治、越战与嬉皮士运动。电影显然往后移了一大格，但我们很难在其中找到特别坚实的时间标志。换句话说，你一旦认准某个时间点，就可能会发现电影里的其他细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年代误植。
不过，看完电影以后，你会发现这一点儿都不要紧。你需要知道的，其实只有两点。其一，电影的两个时间段之间相隔了16年；其二，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是手机是否普及使用——至于这些手机是否进入智能化时代，老实说，影像细节并不清楚。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两个时间段理解为1990年代和2010年代，也可以各往后面再推10年，直接挪到当下。
二
我们很快发现，影片中的主要事件也同样很难与真实历史一一对应。小说里男女主人公沉湎于1960年代的革命、迷幻药和电子乐中，品钦笔下的怀旧准确而伤感，字里行间到处都是他信手拈来的打着时代烙印的文字游戏。比如，所谓的beer rider从surf rider（冲浪者）演化而来，指那些灌满啤酒以后就把车开上街的家伙，但你如果按字面译作“冲啤者”，不带注解可能谁也看不懂。
文字游戏显然是电影的短板，所以PTA的选择是模糊时代信息，把帕特和帕菲迪亚加入的极左革命组织“法兰西75”构建成一个上接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与法国大革命传统，下承当下移民冲突、种族矛盾、性别政治的浓缩的左翼阵营。
举个例子，电影刚开始的场景是美墨边境的移民遣送营地——这样的议题在2000年之后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但“法兰西75”里恣意张扬的性解放姿态却更像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儿，随后出现的一系列爆炸恐怖袭击将观众不断地推入某种既熟悉又陌生、既遥远又切近的时空中。
“这是一个永恒的抵抗故事。”我在一篇国外的影评里读到了这样的话。事实上，《一战再战》不仅讲述了完整的抵抗故事，而且展示了这样的故事如何循环发生，最终通过对循环的揭示来达成这种令人五味杂陈的“永恒”。你很难想象一部不到3小时的电影能完成这样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PTA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也许，至少有一部分答案，就在那部被PTA“加倍粗暴”地揉碎后重构的《葡萄园》里。
“葡萄园”中藤蔓纵横。尽管评论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品钦已经不再有野心打造《万有引力之虹》式的百科全书，但《葡萄园》在它的特定场域里依然擅长营造“包罗万象”的幻觉——只是总体规模相应地缩小了几号而已。
读者一旦踏入其中，仍然会随时被那些新奇晦涩的名词绊住脚步，被光怪陆离的群像人物和意象（冒充妓女又杀错了人的女忍者DL，“因果理算”的创始人、老于世故的日本人武志，宣布独立成为“摇滚人民共和国”的冲浪学院）引开视线，而忽略主线情节的起承转合。
有了改编《性本恶》的经验与教训，PTA坚决砍掉不适合影像表达的枝枝蔓蔓，只取“葡萄园”中线条最简单、延展空间却最为丰富的内核：
“一位退隐山林的前革命者与他的女儿相依为命，过去的阴影卷土重来。故事里还有一个离开的母亲形象。这个结构非常有力量，我在创作时借鉴并融入了这种形态，并结合了其他的主题和概念。”
接下来，《一战再战》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有力的结构更有力，每一根添加的笔画都务求清晰，坚决，一剑封喉。
母亲因何而离去？因为与极右人物洛克乔之间极度扭曲的性关系（在电影中，洛克乔还发明了一个反讽意味强烈的词儿：反向强奸），因为被捕之后对组织的迅速背叛，从暴徒变成叛徒。
父亲因何而颓废？因为他的组织被他的爱人出卖，因为他自身的孱弱与虚无在这场变故中暴露无遗，也因为酒精，毒品，以及将一切都磨钝的时间。关于这种心理，小说里不时有现实与回忆互相交织的片段：
“他笑了，斜眯着眼看她，就像一个至今仍然无法相信自己走了好运的乡村女教师。一阵微风吹来，拂动头上的树叶。‘弗瑞尼茜，你认为爱能挽救一个人吗？是这样，是吗？’当时他还不懂得那个问题是多么愚蠢。她抬起头注视他，目光从帽边下面擦过来。
他想着：至少要记住现在，把它珍藏在忘不掉的地方，记住此情此景下她的脸庞——对，她如此安静的眼睛，她嘴巴欲张未张的模样……可耻与否，他已久不为此弹泪了。岁月滚滚向前，或如他冲过的浪头般汹涌，狂野不羁，或平静，如风和日丽。
然而日子，包含柴米油盐的日子，却不断向他索取着，把他盘剥得越来越光，最后只剩下一种小小的、痛苦的自娱方式他不愿放手：在月亮、潮水、地磁都和谐的夜晚，他常常大着胆子，径直从前额的天眼飞出，进入一个超常交通系统，靠着它准确地滑落到她所在的地方。
她并不是一点都看不见他，她能感觉到他的存在，那程度刚好让她不得安宁。然后他就缠着她，尽可能拖长时间，尽情享受着挤出来的每一分钟。当然，这种恶行他只对有数的几个人忏悔过。”
如此伤感的浅吟低回，在电影里至多只是若隐若现，但这份情绪，以及这种心理的底层逻辑，渗透在演员迪卡普里奥的举手投足之间。他对女儿难以言喻的情感里，一定寄托着那点“小小的、痛苦的自娱方式”。
三
女儿究竟是谁的女儿？这个问题在小说里也有所涉及，检察官试图来抓她，并且坐在直升机上向她喊话，声称自己才是她的亲生父亲，但直到小说结尾此话都无法证实也难以证伪——因为检察官很快就死了。到了电影中，这个情节被放大，被强化，带出了整个故事的高潮。
上校洛克乔走火入魔，为了效忠他新加入的“圣诞冒险俱乐部”（极右白人至上组织），恨不得在一夜之间将自己的一生都提纯。他和他的组织同时发现，他的唯一漏洞就是当年与左翼黑人女性帕菲迪亚的关系——万一薇拉是他的女儿，万一他来不及清除这个污点，那他本人就会成为被组织清除的污点。
于是，癫狂的喜剧性场景次第出现：经过当场“滴血（快速检验DNA）认亲”，洛克乔果然是亲生父亲。于是，女儿、亲爹、养父以及组织派来“提纯”的杀手之间展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式的连环追车。隐喻明晃晃地挂在观众眼前——极左与极右媾和的成果，便是美国的现状，乃至未来。
我们在电影里看到，所有的极化势力几乎都被嘲讽得体无完肤，扫射范围触及左右、种族、宗教和女权。那些打着正义旗号的滥杀无辜、首鼠两端和精神分裂，被PTA一件件拎到沙漠公路上曝晒。
小说里并没有如此密集而高能的追车或爆炸，当初的写作年代（1990）也不可能精确地未卜先知，无法像电影这样贴切地“现挂”特朗普治下的MAGA现象（想想电影开头的美墨边境冲突和洛克乔拼死要挤进去的白人至上俱乐部吧），但我想，PTA嘲讽的一切，品钦应该都会同意，因为我们可以在书里不时找到如此辛辣的句子，用最少的字数打击最多的对象：
“有一阵子普蕾丽成了争论的话题，正反两方为弗瑞尼茜免费提供意见。有的说生下来她的艺术生命和革命生涯就算完了，他们催她引产——那时候这还是件难事，除非开车到国界南面去。要想留在北面，就得有钱，要通过一个由妇科学家和精神病医生组成的委员会审议批准。
另一方则指出，要按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孩子带大，这可是个呱呱叫的好机会啊！然而什么是正确的政治方向，他们的定义各不相同：一个极端是给孩子在入睡前读托洛茨基，另一个极端则是喂奶时加迷幻剂。”
什么是正确的方向？道路前方，是友，是敌？是生，是死？
这个问题，隐藏在小说中，也横亘在电影里的那条如波浪般起伏不定的沙漠公路上。面对这个问题，三辆车里的四个人无从回避，被大量主观镜头逼真地带入场景的观众也同样无处可逃。这场追车戏被影评人交口称赞，他们一帧一帧分析场景、运镜与配乐，但让我们看看PTA本人怎么说：
“如果不在乎车里的人，就没人会在乎一场追车戏，对吧？那就只是一堆车而已，没人会在乎那些车。”
PTA在乎车里的人，品钦也一样。PTA读懂了《葡萄园》也读透了品钦——事实上，迄今我没有见到电影界有哪一个比他更懂得品钦的实质。当他从品钦的语词与意象的洪流中打捞、拼接出无比清晰的线性叙事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连贯的、迅疾的、极富行动感的品钦。
同样地，在《一战再战》里，我们通过一个浓缩的模型，看到这些年的世界如何急剧演变，看到革命、叛逆和抵抗如何被循环往复地抽干实质，简化成符号。看到“老牌革命者”帕特如何把自己蹉跎成废柴鲍勃——他背得出《阿尔及尔之战》的台词，却怎么也想不起“法兰西75”的接头暗号。电话另一头是个机械的符号偏执狂，他一遍遍地追问那个深具隐喻性的问题：“现在是几点？”
鲍勃怎么也想不起来“现在是几点”——就像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就悖时落伍，被时代狠狠地从屋顶上甩下来（后来果然就是这么被捕的）。
这实在是绝妙的一笔。从这一笔开始，电影的中心事件仍在向前飞奔，但由中心向外的延展空间也被陡然扩大——这一点，恰恰是非常品钦的。
进而，我们发现，这个电影里的人，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困在密码、符号、标签和身份里。在帕特（鲍勃）隐姓埋名、沉湎于酒精与大麻的16年里，全球化幻象被一点点碾碎。当他多年不用的旧手机在一个充满闹剧感的跟拍长镜头中终于充上电以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早已被过度编码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茧房比广场安全，孤立主义比世界大同安全，撕裂比融合有效，极端口号比中庸之道有效。在这个世界里，对上暗号远比采取行动重要，血统的纯度远比天伦与人性重要。
在《一战再战》中，“对暗号”虽然绝不只是喜剧性桥段，却把喜剧技术拿捏得游刃有余。在之后的情节里，这个“梗”又被用过几次，一层层翻上去，直到追车戏进行到最后一幕。
鲍勃下车，眼前是惊慌失措地端着枪的女儿。女儿要求这个在哪边都讨不到一点好、却跟她生活了16年的油腻老男人说出组织的暗号，因为她刚被另一个更油腻的老男人——证实是她亲生父亲的老男人试图谋杀。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属于哪里，身上打着什么样的烙印；她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与对面的人——与所有人——相认。
我们从前面的情节已经知道，这段暗号鲍勃恰恰是准备过的。他记得，他能背出来。可他没有理会，一步步向女儿走过去，直到亲情第一次在这部戏里融化坚硬的、刻板的符号，直到女儿放下枪，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一段是整部戏的笑点之一，却也是最大的泪点。“你是谁？”女儿用颤抖的声音问父亲，也在问自己。
真是个好问题。适合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时刻，适合让每个人问每个人。
四
其实，如果我们对《葡萄园》读得足够细，就会发现《一战再战》里的这份隐伏在“怼天怼地怼空气”背后的温情与希望，其实也与小说一脉相承。当年小说刚刚出版不久，评论界就指出，这可能是品钦“迄今最饱含希望的作品”。拉什迪甚至敏锐地发现，“本书暗示了社区、个性和家庭可以作为压迫性的尼克松-里根时代的制衡力量”。
在《一战再战》中，PTA将这股“制衡力量”具象成了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墨西哥移民、薇拉的空手道老师瑟吉奥。在一大堆浑身都贴满标签、如同僵尸般的人物中，他是一缕灵活而自由的风，永远会在鲍勃连滚带爬地陷入窘境和绝境时，将他轻轻卷起，救走。
也是这个瑟吉奥，教会薇拉“正确的”呼吸，教会她用健康的体魄和独立的思维与这个荒诞的世界对抗。在某些时刻，这个人物甚至让人愿意相信，哪怕是极左与极右的产儿，这个世界也有可能走出一条狭窄的、却也闪烁着微茫的希望之光的路。
我们应该相信PTA或者托马斯·品钦吗？我愿意——不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