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中译本自2001年问世以来，曾引起知识界比较大的讨论。像秦晖、王家范、李伯重、陈燕谷、张国刚、刘北成等，围绕明清经济史范式转型、“欧洲中心主义” VS “亚洲中心主义”、平衡全球视野与区域特殊性等议题，都曾亲自参与争论。时过境迁，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白银资本》是否有新的可以阐述的空间，值得玩味。作者重估此书，提出“规则起点论”的主张，将明清困境与当代中国“世界工厂+规则弱势”并置，最终提出：一个经济体的全球主导力，不是由它输出了多少资源决定，也不是由它吸纳了多少资源决定，而是由它能否设定游戏规则、组织全球信用，并在危机中维持秩序所决定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作者：单小海，题图来自：AI生成
重新回到《白银资本》
近三十年来，全球史研究经历了一场鲜明的范式转移。从“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叙事，逐步转向强调多元起点、跨区域互动与非西方能动性的历史构建。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以下简称《白银资本》）无疑是这一转向中的关键著作。该书以“白银流向中国/亚洲”为主轴，重绘一四〇〇至一八〇〇年的世界秩序，勾勒出一个以中国/亚洲为终点的全球流通网络，对欧洲优越论与工业革命例外论构成了深刻挑战。
二〇〇〇年，《白银资本》的刘北成译本问世，旋即在中国激起一场持续经年最后仍各说各话的论战。王国斌、王家范、徐友渔、刘禾、秦晖等学者纷纷披挂上阵。论争表面是贸易流向之辩，是材料取舍之辩，是论证逻辑之辩，实则牵动着更深层的历史叙述主权与知识身份焦虑，也反映出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在左右话语之间不断试探的位置感。
《白银资本》，[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来源：duozhuayu.com）
《白银资本》对“欧洲优越论”火力全开，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叙事祛魅。但是弗兰克并未能令人信服地回答“西升东降”背后的关键追问，也使“全球中心”的命题停留在一个无法转化为范式的中间地带。这一未竟之论，正是笔者试图重新接续的起点。
重新审视“弗兰克三问”
晚年弗兰克致力建构全球史的宏大叙事，但他更为人称道的其实是提出尖锐问题的能力。《白银资本》正建立在“弗兰克三问”的基石之上：
一、为什么欧洲缺乏可出口商品，却大量进口亚洲物品？
二、为什么亚洲（特别是中国）不接受欧洲商品，而只要求白银？
三、为什么正是在此时，美洲成为全球最大白银产地？
理解这一设问体系的关键，在于它如何“制造问题”，而非如何“解答问题”。也就是说，对“弗兰克三问”的理解，关键不在于“答案”，而在于它们如何层层递进，为一种新的全球史框架“打开空间”：通过将“不是问题的问题”重新包装为全球史命题，弗兰克有效地前置悬疑，制造了理论张力。
15—16世纪，全球白银贸易与跨洋航行图，其中蓝色粗线表示白银在全球的流通路线，其余各色细线为一些欧洲国家（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葡萄牙）主导的跨洋航行路线（来源：oerproject.com）
“欧洲为何大量进口亚洲商品”？此问一出，即受到陈燕谷、秦晖的有力批评，被指出其“贸易主义”甚至“顺差至上”的褊狭。但弗兰克的塞翁之意，其实是借这一“失衡”，质疑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是否真正拥有全球主导力。
贸易的本质是交换，贸易的动力源于需求，贸易发生的前提是支付能力。只要动力和能力具足，全球贸易就是无可阻挡的洪流，事实也是如此，正是市场需求催生了大航海时代，引领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浪潮。
弗兰克执念于欧洲的贸易逆差现象，但我们更应该关注长期逆差所催生的经济变革，比如，从奢侈品贸易向大宗贸易的转换如何重塑了欧洲的生产关系，再比如，欧洲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和持续整合：首先是金融与信用体系的重构；生产结构整合与产业资本的形成；制度与军事扩张并用。从海外掠夺到殖民经营，从信贷机制到产业整合，正是在贸易逆差中，欧洲催生出诸多制度创新——既包括对外部资源的组织能力，也包括内部制度的调适弹性。
因此，与其问“欧洲为何进口亚洲商品”，不如将问题重构为：“为何欧洲能在逆差压力下激发出制度创新的持续动力，而亚洲未能如此？”
“为何中国/亚洲只要白银？”在弗兰克的论述中，亚洲的“白银偏好”被解释为一种主动选择——似乎正是对这种贵金属的特殊偏好，使中国/亚洲在全球经济中成为黑洞般的中心。
但历史远比这一设定复杂。欧洲输出白银，既有缺乏可交换商品的困窘，也有主动汇兑套利的精明。就中国而言，白银的大量输入，与其说是主动吸纳，不如说是对货币缺失的一种代偿。明初经济复苏，铜钱已无法满足大宗、跨地域流通需求；政府主推宝钞，却回避“法偿”义务，信用缺位导致纸币实质破产。因而明廷在禁银多年以后，不得不被动掘开白银进口和流通的堤防。可以说，“中国只要白银”的背后，既非天然偏好，也非制度优势，而是信用体系破碎后的一种惰性选择。
“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来源：wikimedia.org）
弗兰克认为，中国吸收的巨量白银非但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反而促进了明清两代的商业扩张，这足以说明中国经济的先进性。其实早在一九三六年，这一推断就已经被梁方仲所驳斥，后者将明代商业“一马当先”的兴盛称为“虚假繁荣”，原因很简单，商业的兴盛并未能引起手工业、农业的同步发展。
梁方仲认为白银流通主要发生在政府财赋分配领域，我们则更关注国家“贡赋经济”体系之外的白银流向。明清中国财政“泵”力不足，白银在流通中大量沉淀——弗兰克因此将中国称为“白银秘窖”。究其根源，国家信用缺失，白银更多地被民间当作对抗通胀和保卫财富的工具，而无法进入循环，成为信用扩张和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非如此，不能解释中国持续数百年的“白银饥渴”。
学界普遍注意到美洲白银枯竭与中国几次经济危机的关联，但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的白银存量。按照弗兰克在书中出处各异（又互相抵牾）的数据引用，仅在一八〇〇年前的两个半世纪里，就有超过六万吨白银（折合库平银约十六亿两）流入中国——这一数字远超全汉昇等前人的研究结论，可信度见仁见智，但中国吸纳了同期世界白银产量的30%～50%，却是共识。
因此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持续数百年的白银进口，全球近半的白银存量，为何中国未能在此基础上完成资本积累？未能激发出货币扩张、金融创新或产业投资升级？未能将白银转化为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力？反而在白银流入放缓的背景下，迅速引发国内的货币紧缩与经济萧条，显示出明清中国这一典型的内卷系统对外部货币供给的高度依赖和自身的极度脆弱，其实质恰恰是弗兰克早年所倡言的“依附性”。
因此，与其问“亚洲为何偏好白银？”不如将问题重构为：“为何中国/亚洲是全球白银的最大接收端，却沦为白银资本流通的主要‘受害者’？”
“为何白银来自美洲？”弗兰克将全球贵金属供给结构作为问题焦点，将全球贸易转化为一个以中国/亚洲为终点、美洲为起点、欧洲为中介的三元体系。在这一设定中，美洲白银是全球经济流动的“起点资源”，亚洲是“终点市场”，而欧洲，不过扮演了一个资源掠夺者和转手中介的角色。
历史地看，白银之于美洲，不仅是自然禀赋，更是欧洲殖民体系深度运作的结果。十六世纪以来，西班牙王室通过对波托西和萨卡特卡斯等矿区的开发，依赖强制劳动（印第安人米塔制）、深井开采和先进的冶炼技术（汞齐法），使美洲一跃成为全球白银的主产地。据估计，仅波托西一地在两个世纪间即产出超过两万吨白银，占同期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白银再通过“马尼拉大帆船”体系与大西洋三角贸易，进入中国与亚洲市场。
从美洲到亚洲，白银并非孤立流动，而是依托和纳入了新兴的全球制度管网：西班牙的殖民经营、葡萄牙与荷兰的贸易架构、伦敦与阿姆斯特丹的信用系统，共同将这份自然资源嵌入了一整套资本主义秩序中——白银的“价值”不仅源自其自然属性，更是被制度“做”出来的。一个反面的例子是，曾经日本的白银产量超过美洲，是中国最大的白银输入地，但日本同样缺乏将白银资源放大、转化的系统能力，一直到明治维新前，在全球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
美洲白银虽是资源起点，但其成为“全球流通之燃料”，却有赖于欧洲的制度设计与流通控制。因此，与其追问“白银为何来自美洲”，不如将问题重构为：“为何偏偏是欧洲最终将资源生产转化为制度优势？”
重新定义中心：从资源终点到规则起点
通过对“白银资本”的结构性反思，我们尝试提出一套新的全球经济中心的评估体系。其核心命题在于：全球主导力，不应由资源流向决定，而是由制度设计能力与信用组织力塑造。若不能统合财政与货币、制造信用、输出规则，一国再多的资源输入，也只能构成消费市场，而非领导地位。
国家治理的核心能力在于“财政-货币耦合力”，即是否能将财政安排与货币治理融为一体，形成内在调节机制。财政不再只是收支之术，货币也不仅是流通媒介，二者结合所形成的信用体系，是国家调度资源、应对危机、扩张影响力的枢纽。
当代美国在维持长期贸易逆差的同时，凭借美元霸权吸引全球资本，通过财政赤字推动军事部署与科技投资，其背后正是依靠成熟的“财政-货币耦合力”机制：预算不平衡不仅是风险，也可以是调控工具；货币不靠黄金支撑，而靠国家信用背书。联邦政府可在危机时通过扩张性财政迅速释放支出，联储则以公开市场操作稳定利率与流动性。这一机制不仅保障了内部运转，也塑造了外部依赖，使美国财政与货币的内循环得以对接全球资本的外循环。
将目光转回明清中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货币政策的散乱，财政体制也存在着结构性失衡。张居正“一条鞭法”确立了以银为中心的统一税制，但中央财政仍以土地税赋为主，以实物平衡为纲，无赤字机制，无国债市场，无货币工具。国家不具备对未来收入进行预支的能力，也无法通过信用机制对资源进行再配置。
但现实是，一方面豪强兼并，一方面人口增殖，帝国有限的土地存量无法负载日益增长的财政开支。面对局部性危机与边疆压力，资源调度愈发依赖行政权力，财政则愈发依赖盘剥征敛，其后果，是国家体制的日趋僵化与社会结构的日见疲敝。
反观同期英国，已逐步建立起国债融资、银行背书与财政支出联动的三重机制。战争可由债券支付，税收用于偿债，银行体系进行信用中介。财政预算成为国家意志的表达，银行信用催化未来收入的变现。正是在这一循环中，财政货币制度实现了从“收入统筹”向“信用生产”的跃迁。这一机制不但解决了战争融资，也为后来的产业投资、海外扩张与信用货币体系的搭建确立了制度框架。
1694年，英国议会颁布特许状，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由此成立（来源：bankofengland.co.uk）
之前学者争论所谓“中心”的标尺，大多不离“流量”二字——资源与商品的进出规模。而如果在“财政-货币耦合力”基础上，将全球经济主导力的判断标准转向制度设计与金融能力，则我们会发现，所谓“吸银中国”，不过是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高容量节点，远非权力中枢。
明清中国的特点可以简要概括为“强税收、弱财政、无货币（工具）”。税收重在征管，官府汲取能力强大、予取予夺，而民间积贫积弱；财政体系则以应付“养兵养战”“养官养冗”与庞大皇室支出为核心目标，首要任务是平衡年度收支，而非通过合理再分配，调节和刺激经济发展；货币方面政府回避法币（宝钞）的法偿义务，放弃了（白银）铸币主权，从而放弃了将天量白银转化为信贷储备、提供货币乘数的机制。虽有为数众多的典当、钱庄和票号活跃在民间，但其生存极为脆弱，更无法整合形成全国性的信用平台。
这一结构决定了白银流入最终只能形成财政汲取链上的局部往复，而无法导入统一的金融循环体系，更不能催生跨区域的信用扩张机制。这与英荷等欧洲强国将有限资源“吸入”金融系统，并通过银行、股份公司与保险机制“放大”资源效能，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英国，虽不掌握白银生产，却通过中央银行、国债市场与标准货币制度的配合，使国家信用成为金融活动的底层锚定，成功将英镑转化为可复制、可调度、可外化的制度资源。
因而，当我们比较中西方在白银时代的全球影响力，不能仅看谁接收了更多的资源，而应遵循科斯的产权理论指引，关注谁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而利用资源的最优解，无疑是将资源转化为制度、信用与持续的权力杠杆，使自己成为规则的起点。
重新理解全球经济主导力，意味着从“资源终点论”转向“规则起点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弗兰克的“亚洲中心论”进行最终的澄清：亚洲或许曾经是资源流动的主场，却未能内生出制度设计和信用统筹的能力。因此，在全球资本体系中，曾经的“流量中心”并未能转化为“规则中心”——资源流入的终点，终未能成为历史新进程的起点。
如果说资源是资本的燃料，制度是经济的引擎，则制度输出能力，才是角逐“全球中心”的最终一跃。所谓制度输出，指的是能否将本国的货币体系、财政信用和交易规则推广至区域甚或全球，成为其他经济体参考、模仿乃至依附的范式。
十九世纪后，英镑结算成为全球大宗贸易的默认方式，英国会计制度与海上保险制度的广泛复制，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低摩擦地流动。通过黄金锚定英镑价值，英国确立了全球统一的清算标准，而伦敦金融城则提供了覆盖全球的信贷网络。信用体系与物流体系的同步拓展，使得英国的制度成为全球经济体纷纷接入的接口。
“金本位制如何推动全球的资金流动”，图中的蓝色箭头表示资金盈余由非定居型殖民地流向英国，红色箭头则表示英国向定居型殖民地以及欧洲其他地区进行资本输出（来源：geopoliticaleconomy.org）
战后美国则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挂钩黄金，再以各国货币挂钩美元，构建出美元霸权的制度架构，其背后是完整的财政赤字机制、发钞权和全球资本吸纳能力。美国财政赤字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既为全球市场释放美元流动性，又保障本国军事、科技和消费的内循环。在这个体系中，规则的输出即是权力的延伸。
反观明清中国，天量白银仅仅是以“自由银”的原始形态流通和秘藏，不仅未能转化为主权货币和信用扩张，甚至未能推动以“两”为单位的货币计量国际化，更谈不上向周边输出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秩序——因袭数百年的“朝贡”体系、不断重申又遽尔废止的“海禁”敕令，不过是在维持天朝中心的秩序幻象和（海上贸易）解决财政缺口的权宜之计间的反复横跳。
财政无以统筹，货币难以扩张，制度既不能内聚升级也无法外溢。明清帝国的根本困境，在于始终未能构建出一个稳定、统一、可预期的国家信用主体。资源虽丰，却缺乏将其转化为制度信用的动力；创新常有，如纸币在宋代即已早熟，却一再沦为搜刮聚敛的终极杀器。帝国的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决定了财政、货币与信用的命运，也决定了中国在白银时代的历史位置。白银滚滚而来，最终撞上制度的天花板，化为沉默。
从“接收者”到“塑造者”的转型难题
回顾《白银资本》的理论遗产，它在学术史上的最大贡献，当然并不在于此中心彼中心的具体结论，而在于它迫使我们从全球互动的角度重新审视近代亚洲的经济格局和全球影响。
我们共同回顾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成为资源流向的终点并不自动带来制度优势。真正的转型，必须完成从“财富接收”到“信用制造”，从“市场容纳”到“制度输出”的跃迁。这不仅需要经济体量的扩张，更取决于国家如何构建起财政、货币、法律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内在协同。
以此观照，明清中国并非弗兰克、彭慕兰们所鼓吹的“全球经济中心”，而更像是一座需求单一、吸力奇高但封闭内卷的“巨型终端市场”——在全球市场上，它渴求白银，却不设计规则；拥有财富，却难以转化为权力。它不是全球资本的中心调度者，而是全球信用体系的结构性依赖者。这种依附性并未因贸易顺差而减弱，反而因缺乏制度吸纳、消化和输出能力而加深。
这一观察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带有强烈的现实镜鉴。当代中国同样在“世界工厂”与“美元霸权”的双重结构中获得大量资本流入，却依旧难以挑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历史相似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更深层的结构性制约：一个经济体的全球主导力，归根结底，不是由它输出了多少资源决定，也不是由它吸纳了多少资源决定，而是由它能否设定游戏规则、组织全球信用，并在危机中维持秩序所决定的。
弗兰克用白银串起了一段“被忽略的”亚洲历史，我们则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未来的全球秩序，是否可能孕育出一个真正“非西方”的制度性中心？或者说，只要信用仍以国家主权为载体，只要制度输出仍依赖语言、法律和战争的辐射路径，那么“中心”的生成是否注定无法超越西方现代国家体系所设定的结构边界？
这一问题，既是对《白银资本》的终结性发问，或许也是全球史研究下一轮范式转移的起点。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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