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图来自：AI生成
在特朗普闹出TikTok封禁风波时，一个美国段子曾经惹到不少中国网友发笑。这个段子说，中国版本TikTok（抖音）上全是教育和科普内容，但是中国以外的TikTok则会令青少年疯狂。
这种“美式意林”当然是荒谬的。然而，段子本身的影响力，或者说段子折射的背景和思维方式，却仍然在对世界施加强力的影响。
TikTok问题在美国已接近尘埃落定的当下，这一“段子”又被重量级权威人士随口讲了出来。
今年11月1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法国《北方之声报》采访时讲到：
当中国有平台的时候，比如他们的TikTok——因为这是中国公司——跟我们的TikTok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每天的曝光时长是有限制的，而且给孩子的内容都是教育性的……“能把年轻人搞疯的东西，我给他们发；能让我自己年轻人变得更聪明的，我留在我自己家里。”我这是简化，但本质上就是这样。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龙本人是个TikTok大网红，从2020年起到现在发布过上百段作品，拥有650万粉丝。他并不全盘反对TikTok和其他社交媒体，他强调的重点其实是“短视频对青少年的影响”。
欧洲人对社媒和短视频日渐上升的焦虑是此番言行的背景。11月26日，欧洲议会以483票赞成、92票反对、86票弃权通过决议，呼吁欧盟禁止16岁以下儿童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访问在线平台、视频分享网站和人工智能助手，并彻底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
实际上，西班牙、英国、瑞士、丹麦、挪威等国都已开始讨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包括TikTok在内的诸多社交媒体的限制或禁令。西班牙、丹麦、挪威可能将年龄下限划在15岁，而英国则在考虑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时段和时长。
在世界范围内，有些国家已经走出了讨论范畴，以法律的形式对社媒展开限制。今年12月10日起，Facebook等社交平台就要应澳大利亚政府要求，避免16岁以下用户创建账户并停用现有的违规账户，或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2.3亿人民币）罚款。澳大利亚对社媒的定义采用了如下标准——一项服务是否能够促成两个或多个用户之间的在线社交互动。但特意除外了通讯应用，网络游戏，以及健康和教育相关的应用。
澳大利亚这一小步更是激起千层浪花。10月23日，路透社报道称新西兰议会将提出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限制，与澳大利亚如出一辙；11月23日，马来西亚通信部长法赫米·法齐勒则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澳大利亚等国做法，计划从2026年起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
美国加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得克萨斯州等十余个州，皆在近年发起了类似提案。如今，这种禁用或许真的成为“全球之选”了。
“能够促成两个或多个用户之间的在线社交互动的应用”到底把地球人怎么了？为什么即便在美国之外，大家也在纷纷上马TikTok禁令？2025或者即将到来的2026，是否会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社媒恐惧”元年？
恐惧社媒，怕的是什么？
法国并不像美国那样与中国构成直接的、强烈的对抗关系。海外政客对社媒的攻讦，主要还是出于各国内在的焦虑——这其实与中国家长是一样的。
全球在针对社媒时，也并非仅对TikTok格外重手，Facebook、Instagram等相对“老牌”的社媒同样面临严厉的政策监管。
那么，为什么？
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岩井俊二名作《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一群在现实中受尽欺凌苦楚的青少年通过虚拟的网络世界获得温暖与慰藉。这部电影出品于2001年，讨论的话题以及提供的洞见却在今天都仍不过时。
新加坡教育部称，社交网络可能导致孩子注意力分散、线下社交减少、亲友连结变弱。而对于整个社会，不当内容（色情暴力）、隐私泄露、数据滥用、网络诈骗等围绕社媒的大型议题也在浮出水面。
澳洲 “一刀切” 社媒禁令背后，是多个指控社交平台算法的家长。澳大利亚母亲米娅·班尼斯称，其13岁的儿子被推送大量身材、健身、节食内容，最终在严重的厌食症下自杀。米娅指控平台算法，她认为算法带来的信息茧房加剧了孩子的精神问题，最终导致悲剧发生。值得注意的是，网络X厌食症这一组合在全球范围并不罕见，搜索“魔爪泡饭”即可管窥这一亚文化群体。
欧美用户比中国人还要面临多一层的幺蛾子——恐怖组织通过社交网络发展“下线”。在多次“独狼”式恐怖袭击发生后，恐怖组织的线上化早已成为欧美警方监督的重点。
中国同样受困于被社媒聚集起来的年轻人们。2024年，一群自称“爆破手”的青少年曾经引发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讨论，他们在社交平台组团，利用自己的年龄“优势”进行线下作案。
究其就里，“社会习气”往往是直播、短视频的常见内容之一。人民网在《“前科营销”岂能成为“流量密码”》一文中评论称：
一些刑满释放人员通过在网络上分享犯罪经历、狱中生活等，甚至借此打造“励志人设”，博取关注和流量……一些网民对“前科网红”表现出猎奇心理，他们认为这类博主“敢说真话”“有故事”，甚至盲目追捧。
虽然视频应用的“青少年模式”中，大多数“显性”有害内容都会被屏蔽掉，但目前看来青少年模式并非有效的管理措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4）》称，短视频在未成年人中的使用率高达96.6%，但“总是”使用青少年模式的占比仅为6.6%，这表明青少年模式的普及和实际使用效果并不理想。更何况，短视频应用缺乏类似游戏一般硬性的身份验证和身份抽检，也没办法有效堵住未成年人“捡漏”。
也有一些家长的意见并非围绕社媒下的“博主”或“内容”，而是针对算法或短视频本身。一些家长认为，推送算法的设计与网游类似含有“成瘾”要素。还有一些家长认为，短视频本身短平快的优点，可能导致青少年放弃思考、逃避难题。而信息茧房可能强化成见，不利于青少年树立健全的世界观。
在二十多年前的岩井俊二笔下，对于未成年人，网络是一种“以太”，承载着他们在现实中无处安放的全部。
越是人生枯燥乏味、缺乏娱乐的“边缘少年”，越是可能沉溺于互联网带来的彼此温柔，也越因为现实世界的晦暗无趣而难以脱困。《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4）》中，“城乡未成年人使用最多的平台前两位都是抖音/快手和微信，但农村地区未成年人使用抖音/快手的比例远高于城市地区未成年人”，就是这一问题的天然写照。
当年的互联网是一个仅网费都令人肉疼的稀罕物，在移动设备唾手可及的今天，能接触互联网的青少年何止百倍于前？而在社媒普及、算法成熟、人工智能崭露头角的大背景下，未成年人通过三寸窗口能接触的信息更非网页时代可同日而语。
对于家长和老师，未成年人能够上网的时间、地点都更加难以控制，于是无论中国学校还是新加坡都选择将手机手表“一禁了事”；而另一些不打算禁用移动设备的国家，就只能将矛头指向网上最不安定的部分，社媒本身了。
家长麻了，国家出面？
澳大利亚社媒禁令发出后，毫不意外的是，中国家长也做出了反应。
在社交网络各大评论区，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家长非常支持澳大利亚的做法，并且希望中国原样跟进。
无论游戏、直播还是短视频，只要涉及到未成年人，我国的家长、媒体都曾公开提出过许多意见。虽然国内由于起步稍晚的原因，对“社媒”这一概念略显陌生，但是中国本土的社交媒体同样是丰富多样的。
我们的“社媒”概念与海外区别不大，但在具体的平台上表现却不尽相同。对一些人不具备社交意义的平台，对另一些人却是社交的主流阵地，瀑布流应用如微博、小红书，短视频应用如抖快等，都具有相当规模的“聊天”用户。
例如用户规模巨大的抖音，甚至专门出了个应用就叫“抖音聊天”。在一些自媒体的揣测中，抖音社交在年轻用户中的渗透率相当高，而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平台生产社交货币、构筑社交语言、建立社交团体同样并不罕见。总而言之，中国语境下短视频属于社交媒体，与国际上把TT视为社交媒体，其实别无二致。
在CNNIC发布的《第 5 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中，未成年网民经常在网上看短视频的比例达到 54.1%，32.9%的未成年网民过去一年中曾在抖音、快手、微信等软件上拍摄并发布短视频；77.5%的家长表示会担心孩子看短视频的时间过长。
CNNIC以往最关注的议题主要是游戏。近年，CNNIC开始提出家长对短视频的忧虑，一方面固然出于短视频未成年用户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因为网游在国家治理下已经得到一定控制。
对于海外用户，游戏自有分级制度在先，同样是业已解决的难题。但事情来到短视频或说“社媒”时，全球都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部分地区对社媒管理的尝试中，出现了与中国早年管理游戏一样的颟顸失措。例如英国小学生纷纷拿截图忽悠AI年龄认证，这对中国家长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每个老网民都知道网游曾经在中国受到了多么全面、深刻地审视。但如今看来，大型游戏是相对中心化的商业项目，行政管理难度较低，从“倡导自律”到“刚性立法”只用了几年时间就效果显现。但社媒的抓手是什么？解决了哪些问题，家长就会觉得短视频“还行”？
与游戏相比，社交媒体的表现形式更多样：微博、瀑布流图文、短视频、长视频等......
目标维度更多元：游戏的抓手明确表现在“身份”“时长”“时段”和“消费”上，孩子玩得少、充得少，问题就解决了大半。但社媒却存在长期的、隐性的影响：孩子是否受制于信息茧房？是否结交了狐朋狗友？是否产生了容貌焦虑？哪怕一周只刷半小时社媒，这些问题仍然可能存在。
主体上也更加“多中心”：同样的一批用户和内容，在一个平台即便严格受限，也很容易迁移到其他平台，并继续对他们的粉丝施加影响。而社媒对现代社会堪称刚需（例如与通讯软件高度结合），也不是轻易可以一刀切的事儿。
因此，如澳洲会干脆禁掉16岁以下账户，新加坡直接禁用手机手表，在今时今日，可能确实是见效相对较快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