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作者：经观观察家
1976年年底，博尔赫斯从皮诺切特手中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其遗孀玛丽亚·儿玉后来证实，正是这个勋章让他永远地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博尔赫斯种种的行为轨迹几乎使人忘记了那个自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认真地畅想一个民主的阿根廷的作家。他曾拥护的政治集团毫无阻拦地去到了民主的对立面，而阿根廷的民主重建曾是博尔赫斯所“期盼的最后一件事”。
博尔赫斯的政治立场留给世人最显著的印象，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庇隆主义。当时，几乎使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反对他的独裁，博尔赫斯并不突出。不过，当庇隆被赶下台而民主政治在阿兰布鲁的军事镇压下毫无进展时，博尔赫斯却对后者表现出了格外宽厚的耐心，他也正是在此时成为了民主的质疑者——如果立刻进行选举，群众基础牢固的庇隆仍会当选。博尔赫斯在一种神秘的驱动下逐渐走向偏执，他曾使用一种颇为古典的二分法形容庇隆主义的风行是“野蛮战胜文明”，这种说法源自他的母亲。这位阿根廷作家的政治立场与其说是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不如说是其家庭和情感生活的一种投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博尔赫斯寻求独立与自我实现的失败。
博尔赫斯最早的政治立场可以从他对卢贡内斯的反对中寻找到。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出口的增长和大规模移民涌入的影响下，阿根廷社会规模迅速扩张，港口居民里每三个人就有一个出生在国外。然而自由主义时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种族大熔炉，土生混血克里奥尔人和白人外国移民彼此厌恶，几乎不怎么来往，而阶层的流动只向更有文化的移民开放。这一切使处于统治阶层的地主寡头和克里奥尔精英们担忧起同外国的商业发展会使他们丢失自己的文化和民族身份，一些政治人士就此将目光投向了民族主义诗人，后来具有强烈法西斯主义倾向的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
在1913年的一次演讲中，卢贡内斯搬出了何塞·埃尔南德斯以高乔人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马丁·菲耶罗》，提出南美的牧人是阿根廷人的祖先，也是阿根廷民族身份的来源；克里奥尔人应该位于社会上层，甚至为此不惜诉诸暴力。换句话说，卢贡内斯试图通过重塑被如今的地主们赶走的高乔人的形象来为这些克里奥尔统治阶级找到一个鲜明的民族身份，地主寡头通过民族主义拉拢越发边缘的底层克里奥尔，好从某种程度上制衡移民者们时不时的反对和起义。
博尔赫斯反对卢贡内斯宣称克里奥尔白人应牢牢保卫社会上层地位的理论，后来在面对一群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们时，28岁的博尔赫斯曾宣称克里奥尔人必须放弃对自己祖先的骄傲以及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的观念：“不同血统的人在一起进行着一场慷慨的冒险，他们的目标不是维护他们原来的血统，而是忘记自己的血统……曾创造了这个民族的克里奥尔人现在选择和我们一样成为众人中的一个。”换言之，博尔赫斯的立场类似于一种左派的克里奥尔主义，他将阿根廷的民族身份定位在未来而非一个虚幻的过往，并将“克里奥尔”定义为一个包容的概念。他试图通过强调克里奥尔人的自由精神来反抗寡头政治和国家自治党的国家机器。一方面，这个立场同博尔赫斯认为个性不存在的著名心理学观点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博尔赫斯自家就是典型的混血克里奥尔家庭，他的母亲是克里奥尔人，父亲则有一半英国血统，因此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对自家命运的关切。不论如何，博尔赫斯的“保守”与“反动”从来都不是民族主义的。
1921年，年轻的博尔赫斯从日内瓦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立刻对故乡这座相对欧洲落后的城市感到失望和陌生，他的童年是在极为缺乏外界接触的情况下度过的，因此对这座城市的街道并没有太多的回忆。他一边忙着在阿根廷建立极端主义先锋派的支部以寻求在当地文坛的位置，一边沉迷于参加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在咖啡馆的聚会。这位神秘、落寞、具有古怪幽默感的诗人否认“自我”的真实性，与博尔赫斯已思考多年的唯心主义思想立刻产生共振，结果便是后者进一步陷入了自我封闭，终日郁郁寡欢地思考着“我并不存在”和“个性的虚无”……将博尔赫斯从自我孤立中拯救出来的，是一位叫作康塞普西昂的女孩，她是博尔赫斯的先锋派里唯一的女性成员诺拉·朗厄的朋友。尽管母亲莱昂诺尔·阿塞维多坚决反对，但同康塞普西昂的恋爱不仅让他和另一个个体联系在了一起，还使他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现实更真切地连接起来。是爱情让他第一次对阿根廷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开始关切社会和现实。这一时期博尔赫斯写了许多首爱情诗，收录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中，这标志着博尔赫斯正走出极端主义的影响，主题从唯我主义的沉思变为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的再发现。
在这段时期的作品中，最有意思的是一首题为《罗萨斯》的诗。在诗中博尔赫斯回忆了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作为博尔赫斯母亲家族一方所仇恨的对象，其名字是怎样一遍遍回荡在客厅里的。这首诗中最大的冲突就在于作者认为世仇的暴君罗萨斯竟然比作为战争英雄的曾祖父苏亚雷斯上校更有生命力，前者的形象在母亲的咒骂中充斥着房间、越来越清晰可见，而她最常使用的表述，就是罗萨斯的“野蛮”战胜了“文明”。母亲仇恨罗萨斯因为其直接导致了家族的衰败因而失去了相应的社会地位，而如今她出于相同的理由反对儿子的恋爱，因为当时的克里奥尔人是瞧不上一个西班牙新移民的女儿的。此前对政治不太感冒的博尔赫斯这时写下不止一首关于罗萨斯与家族祖先的诗，这表明他正在捕捉到爱情与权力政治的内在联系，更重要的是他正意识到获得爱情上的自由与独立需付出反叛母亲甚至是家族的代价。
母亲的反对总能激起博尔赫斯内心深处隐秘的激情。她嫌弃博尔赫斯父亲的朋友们，看不起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和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的不入流，儿子却深为前者所浸淫，还为后者著书立传，而母亲为儿子物色的“来自社会上流的女士”却一个也无法引起博尔赫斯的兴趣。看上去母亲和她的祖先所宣称的“文明”此刻和循规蹈矩、盲目的服从以及单调的生活画上了等号，而罗萨斯的“野蛮”则代表了暴力、激情和叛逆。这不是爱情最后一次触发博尔赫斯的政治或历史观念，也不是他最后一次想要叛逆母亲却以失败收场。在同康塞普西昂的地下恋情曝光后，莱昂诺尔立刻带儿子回了欧洲，好切断两人的联系，而热恋中的、24岁的博尔赫斯竟什么也没说就遵从了母亲的安排。当他再度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不仅发现同女友的关系无可避免地陷入僵局，自己作为先锋派领头人的地位也在死对头吉隆多的威胁下岌岌可危。
博尔赫斯同康塞普西昂开始热恋的那年正好赶上阿根廷的总统选举，因宪法规定伊里戈延无法连任，他便将权力交接给了自己挑选的温和派候选人阿尔韦亚尔以便激进党得以继续执政。彼时政治环境尚且平稳，一切顺风顺水，除了父母都是激进党支持者外，没有任何迹象能看出博尔赫斯把伊里戈延当作政治偶像。然而到了六年以后的1928年，不仅激进党已经分裂成了亲伊里戈延派和支持阿尔韦亚尔的保守势力，新生代作家不同阵营间的矛盾也随着新一届总统选举的临近而越发激化。在1924年末的信件中，博尔赫斯逐渐透露出对同康塞普西昂这段关系的悲观和不耐烦，没过多久便同她分手了，而女方却是在等了博尔赫斯一年后，仍然打算不顾一切地同他在一起的。博尔赫斯在自己母亲和女孩父亲的双重压力下屈服了，然后便爱上了她的朋友：一头红发、充满激情的挪威裔女孩诺拉·朗厄。在这段时间里，博尔赫斯一直在探索一种具有克里奥尔特点的极端主义，他想要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写一部神话，像加西亚·洛尔迦和乔伊斯做过的那样，将这座城市的过往和当下跟全世界联系起来。
博尔赫斯越是想要抓住克里奥尔人的精髓和本质，离这个目标越是接近，他对克里奥尔主义的定义就越是包罗万象，好像只要抓住了克里奥尔人的精神实质，就获得了一把通向全世界所有文化的钥匙，这是《阿莱夫》的雏形。在这个计划中，诺拉·朗厄是源源不断提供灵感的缪斯；埃瓦里斯托·卡列戈是他所寻找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史诗气质的代表；而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则是一个民主、包容的克里奥尔主义的最佳代言人。这样一来，强调克里奥尔人优越性的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成了博尔赫斯要反对的对象。1926年，博尔赫斯和诺拉的亲密度达到了一个顶点，他所倡导的左派克里奥尔主义得到越来越多年轻作家的追随。他大度地将诺拉介绍给了死对头奥利维利奥·吉隆多，直到他发现吉隆多在那场聚会结束后把诺拉带回了家。而吉隆多并不是一个可靠的情人。
三人拉拉扯扯，位于底部的博尔赫斯爱得实在太疲惫，而吉隆多带来的痛苦则让诺拉看清了自己永远无法爱上博尔赫斯的事实。两人解除了婚约，爱而不得的诺拉在年底心灰意冷地登上一艘开往奥斯陆的货船，将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留给了博尔赫斯。选举年政治局势的危险和失去爱情的空虚一同折磨着博尔赫斯。伊里戈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社会上形成撕裂的态势，地主寡头和军官甚至密谋在选举前发动政变，新生代作家中的民族主义者在1927年后半年形成气候，并创办了一本新杂志《新共和国》。如果博尔赫斯已经失去了诺拉·朗厄，那么他绝不能再失去伊里戈延。就在诺拉离开前不久，两人关系已无法挽回的那段日子里，博尔赫斯在一个月内干了这么两件事：一是组织了支持伊里戈延的青年知识分子委员会，为总统竞选造势；二是对《马丁·菲耶罗》杂志施压，使该杂志表态支持伊里戈延，最终导致这一先锋派核心阵地停刊，考虑到吉隆多在该杂志的地位显赫，未尝不能看作是博尔赫斯对其发动的报复行为。1928年3月，博尔赫斯在大选前一个月接受了人生中八次眼部手术的第一次，他在黑暗与绝望中口述了一封感情充沛的政治宣言，这几乎是一封写给伊里戈延的情书，其中提到了阿根廷的连续性、对军事独裁的反对，和总统候选人对祖国“令人嫉妒的忠诚”。爱情和政治，对博尔赫斯来说不过是同一份激情的不同表露罢了。
相比多年以后庇隆的下台，伊里戈延的当选并没有让博尔赫斯感到太大的幸福，他对诺拉可笑的期待直到1929年2月才彻底破灭。这段失败的恋情为博尔赫斯带来的最具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后果，就是使其彻底地放弃了诗歌创作，转而尝试散文和评论，并在随后的数十年中艰难地探索小说的道路。原本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写一部巨著的伟业如今沦为了区区十二首诗组成的小册子，这本《圣马丁札记》成了诗人的绝唱。这一年博尔赫斯开始写传记《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并频繁地拜访一位叫帕雷德斯的前黑社会教父，他曾是卡列戈的崇拜对象，年底还得到了一位新女友艾尔莎·阿斯泰特。仅仅一年后，博尔赫斯先是被艾尔莎抛弃，随后帕雷德斯去世，最后是伊里戈延在一场没人感到意外的政变中黯然下台。阿根廷就此迎来了“臭名昭著的十年”，一面是选举舞弊和民主的倒退，一面是民族主义右翼的无法阻挡的上升趋势。
这十年里，博尔赫斯写作进展缓慢，很难说得上有多快乐。如果只看文字，读者几乎难以相信他的创作有多么依赖现实中爱情所提供的激情，然而他在爱情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缺乏独立与耽于幻想，这又会反过来伤害他，削弱他的创作雄心。1931年的一天，一辆装满了法西斯团体武装分子的卡车从博尔赫斯身边疾驰而过，这位阿根廷作家忽然用最大的嗓音呼喊道：“伊里戈延博士万岁！”只见司机直接来了个急刹车，法西斯们跳下车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博尔赫斯一手捂着眼睛，一手用来反击，因为他不能让自己那只“好的”眼睛也被打瞎……博尔赫斯的这次挑衅行为表明了暴力对他的吸引力。在日内瓦时，父亲曾按照阿根廷习俗安排他与一名妓女发生关系，结果却并不顺利，这给博尔赫斯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再加上后来在两性关系上的屡战屡败，让自信心受挫的博尔赫斯急需一个排解的渠道，寻求暴力的背面不过是对男性气概的“补偿”。博尔赫斯痛苦的根源其实同普通人毫无二致，那就是绝望地想和他人建立真正的连结，这是他对但丁崇拜、模仿和感到震撼的关键，《神曲》中的贝娅特丽齐所象征的、作为救赎的女人的爱。
可得不到爱情怎么办呢？自然是通过写作得到救赎。整个1930年代，博尔赫斯的创作都是一副可怜兮兮的姿态，出版的几本书也无人问津。诺拉和吉隆多从1934年关系开始稳定下来，一年后祖母范尼·哈斯拉姆去世，1938年，自失明后便淡出社会的父亲也去世了，博尔赫斯找了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时不时得到一包领导分发的马黛茶，眼含泪水走在街上，想着自己近乎悲凉的处境，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迎来了二战的爆发。
比奥伊·卡萨雷斯的友谊是博尔赫斯这一时期的宝贵财富，他在1939年同希尔维亚·奥康普结了婚，寂寞的博尔赫斯几乎每天晚上都去他们家里，和比奥伊夫妇讨论文学项目，他们合编的《幻想文学作品选》极大地影响了新一代拉丁美洲作家。通过卡萨雷斯，博尔赫斯在1944年还结识了他的新缪斯埃斯特拉·坎托，然而这段重要恋情的结果却依然是失败，只是更漫长、更绝望，并将博尔赫斯送上了一条“黑化”之路。十一年后，彻底心碎的博尔赫斯成为了阿根廷最有争议的人物，在一场别有所指的抗争中头也不回地走向了也许并不算正义的一边。
通过拉拢工会和明显的法西斯倾向，庇隆在工人阶级的拥护下于1944年被任命为副总统，而博尔赫斯和埃斯特拉是在这一年年底快速升温的。第二年3月的一个晚上，博尔赫斯邀请埃斯特拉在乐园旅馆共进晚餐，饭后散步时，神神叨叨的博尔赫斯念念有词地背诵着《神曲》的片段，在初秋的夜里带着对象狂走20个街区，终于在阿德罗盖那个著名的混凝土长凳上以一种不太雅观的姿势跨着坐下，随之颤抖地问道，埃斯特拉，你愿意嫁给我吗？埃斯特拉答应了他。那时距离同盟国胜利还有两个月，纳粹德国的覆灭近在咫尺，意识形态与之相似的庇隆政权的合法性因而无可避免地面临质疑。求婚的“成功”让博尔赫斯颇为乐观，每到这种时候，他就喜欢把围巾胡乱地绕在脖子上，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真正的流氓，好像以此反抗母亲的权威。但他没有忘记埃斯特拉随后说的话：“不要忘记我是萧伯纳的信徒，我们没有睡过觉是不可能结婚的。”
29岁的埃斯特拉对于46岁的博尔赫斯来说确实还是太“成人”了，除此之外，两人中间的另一个障碍当然是母亲莱昂诺尔，每次约会博尔赫斯一到晚上十点必然要给母亲打电话汇报行踪。埃斯特拉要求他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同盟国胜利后，民主党派施压要求重新进行选举，在9月19日组织了一次游行来支持“立宪和自由”，博尔赫斯在那之后的一周和母亲吵了一架。10月9日，副总统庇隆被逮捕，军人集团似乎有意愿向民主潮流屈服，然而就是这个时候，庇隆的情人艾薇塔·杜阿尔特上演了一出美救英雄的好戏；10月17日，在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压力下庇隆被释放，并在1946年2月以绝对优势赢下了总统选举。而埃斯特拉对博尔赫斯的极度妈宝终于失去了耐心，此时她已在乌拉圭度假，遇见了从前的老情人，一个危险而迷人的英国间谍。
虽然博尔赫斯对庇隆的态度始终如一，但他的反对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起点：一是从母亲的立场出发，守护的是祖先的价值观和家族荣誉，反抗的与其说是庇隆，不如说是政治哲学与其类似的罗萨斯，这时博尔赫斯是“文明”的；另一方面，博尔赫斯又总想扮演一个郊区的小混混，像卡列戈和帕雷德斯那样弹着旧探戈，拿起小刀向庇隆发起决斗，这时的博尔赫斯又是“野蛮”的。随着庇隆的上台和权力的巩固，博尔赫斯在忠诚和欲望中感到错乱，他怎么能在这种时候反叛母亲呢？可他知道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又将永远地失去他的情人和救赎的机会。埃斯特拉一回阿根廷，心急如焚的博尔赫斯就让她去见自己的心理医生，可笑地希望他能替自己说服情人在没有保证的前提下结婚。埃斯特拉这才意识到博尔赫斯把她在长凳上调情的话当真了。她提出和博尔赫斯发生性关系以打破僵局，但博尔赫斯拒绝了，她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自那以后，埃斯特拉就去了乌拉圭和一名西班牙游击队员生活在了一起，不再和国内的朋友过多来往。
没过几天，博尔赫斯获得了庇隆分子的一次“提任”，他被调往“家禽署”，成了一名“家禽稽查员”，可阿根廷并不存在“家禽署”。事实上，文化部秘书处的一些作家在一份有两千多人的免职名单里看到了博尔赫斯的名字，或许出于好心，他们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博尔赫斯调职而非免职，而养蜂署稽查员听上去很适合一位诗人。之所以“家禽稽查员”的故事广为流传，那是博尔赫斯和他的伙伴们借题发挥的结果，以至于连支持庇隆的报纸都开始讨论博尔赫斯被调为家禽稽查员这件新闻。这是博尔赫斯性格里睚眦必报的一面，然而庇隆的政治生涯依旧如日中天。1948年，博尔赫斯又失了一次恋，庇隆终于修改了不许总统连任的宪法，这或许是他通往终身执政的最后一道障碍。两年后，埃斯特拉曾又一次短暂进入博尔赫斯的生活。这一年，博尔赫斯接受了阿根廷作协主席的提名，在一场演讲中，他高调地重申荣誉、忠诚、有仇必报这一类价值观，仿佛高高举起祖先的荣誉之剑劈向代表野蛮的庇隆，实际上则表明博尔赫斯已经彻底屈服、依赖于母亲的关怀和统治之下。
1951年，庇隆又赢下了一届总统选举。一年后，博尔赫斯又被抛弃了一次，对方是一个对文学并不甚感兴趣的德国金发女郎。1954年，博尔赫斯在沙滩上摔了个跟头，爬起来后，那只好的眼睛也看不见了，医生告诉他不能排除永远失明的可能。面对命运，博尔赫斯完全呆滞了，他麻木地坐在黑暗中，忘记了反抗、忘记了屈服。他和母亲越来越亲近了。
与此同时，庇隆的第二个任期前景变得扑朔迷离，1952年艾薇塔去世，一场致命的经济衰退终于证明了庇隆无法在承诺工人利益的同时保证经济的发展。从1950年代初起，庇隆政府逐渐失去了教会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徒加入到大学生反对庇隆的抗议中。1955年9月19日，洛纳迪将军发动了“解放革命”，计划用空军轰炸玫瑰宫，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庇隆逃到了一艘巴拉圭的军舰上。他下台了。那天博尔赫斯把嗓子都喊哑了，倾盆大雨落在中产阶级的北区，人人都任凭雨水浇透，庆祝庇隆的倒台。博尔赫斯高喊道：“祖国万岁！”但是心里还藏着一份更大、更神奇的幸福，那就是埃斯特拉又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
两个人从1955年年中恢复了见面。埃斯特拉回国照顾母亲，在母亲去世后，她和博尔赫斯的关系似乎更近了些，这在她的自传中被形容为“旧情复燃了一下”。她已经40岁了，生活里也没有别的男人，婚姻的可能变得现实起来。博尔赫斯在庇隆下台不久便获得了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任命，忽然之间，他想要的一切都降落在了他的手心。在这场无比漫长的决斗中，博尔赫斯坐在那里，痛苦地等来了自己的胜利。
埃斯特拉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认为如果不整合庇隆主义群众，阿根廷就没有出路；而博尔赫斯则加入了相信只有经过血与火的淬炼才能实现民主的团体。她不理解这么知书达理的人怎么会向政治光谱的一端走得那么远呢？“解放革命”本应拉近两个人的距离，结果却让两个人分道扬镳。这一次提出分手的是博尔赫斯。传记作者埃德温·威廉森认为，博尔赫斯这是要捍卫自己在政治上的诚信，坚持自己反对寡头政治的立场，然而还有一种可能导致博尔赫斯放弃埃斯特拉，这种理由无疑更可悲、更有害，那就是他想要通过拒绝甚至伤害一个女人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
在博尔赫斯出生的那个世纪之交的阿根廷，男子汉的概念是什么样的呢？与坚强无关，与面对现实无关，与捍卫弱者无关，与赢得女人的芳心无关……你是一个男人，因为你在十二三岁和家里的女仆性交，因为你感染过性病，因为你在妓院里行为粗暴；而女人则被排除在世界之外，仿佛是一件肮脏的容器、昂贵的装饰，以及一种必要的罪恶……博尔赫斯对女性文学的傲慢证明了个人的局限性，但他却喋喋不休地、绝望地追求女性，视她们为朋友和伴侣。不论如何，博尔赫斯第三次失去了埃斯特拉，而他们的爱情周期与庇隆的政治生涯刚好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