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江宁知府 ，作者：印闲生
在台海、中日、中美关系等领域，都存在一个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问题，而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实就涉及威慑理论。
以此为引子，本篇试着介绍一下威慑理论的原理与实践。
中国军队用日文警告日本：若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中方必将迎头痛击。
作为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美国于杜鲁门时期形成了最早的“威慑理论”，在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中，威慑理论被定义如下：
“通过拥有强大的核武装力量，并向对手展示这种力量和使用它的决心，使得对方认识到采取某种行动所需付出巨大风险和代价而不敢轻举妄动，最终达到捍卫自身安全的目标。”
美国是一个高度“理论指导实践”的国家，重要理论一经提出并形成共识，会被广泛应用到国际政治具体事件中。
像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1954台海危机和1958台海危机中，美国领导人均多次宣称考虑使用核武器，比今天的梅德韦杰夫赤裸一百倍。
到了艾森豪威尔时期，鉴于苏联在常规军力领域的优势地位，威慑理论再次升级，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62/2文件中指出：
“美国安全将系于保持强有力的军事态势，强调以核打击力量实现大规模报复的能力。”
简而言之，美国认为健康的国民经济发展需要避免过大的军费开支，相对于维持庞大的常规军力，核威慑是一种更廉价的选择，如果苏联制造了“X”的危险，它会得到美国“2X”的反击，自然可以实现威慑效果。
1960年代美国在冲绳岛部署的核武器。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美国曾在中国台湾岛台南空军基地部署可携带战术核弹头的屠牛士导弹。
核威慑理论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几番实操下来美国人发现并不怎么好用——社会主义阵营在越南等地攻城拔寨，美国却束手无策。
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威慑理论走入了死胡同，它只给美国提供了两种选择，要么发动全面核大战，要么在一场局部战争中向苏联投降。”
泰勒的观点得到肯尼迪总统高度赞许。
从六十年代开始，美国抓紧形成更加体系化的威慑理论，即针对军事封锁、常规战争、核战争、地区冲突以及世界大战等不同场景，设计各种层级的对抗手段与选择，总统的“工具箱”逐渐丰富起来。
再往后，经济制裁、关税、产业链限制、出口管制、金融资产冻结等各种丰富的手段也被填充进工具包，威慑不再仅仅是国防部的事情，财政部、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随着产业链安全和出口管制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商务部长的角色正越来越重要。
作为一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国际政治高明玩家，美国对于各种层级的威慑战略都颇具心得，而且经常会发明一些新奇的理论玩意儿。
2022年4月，美国国家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的《政策与战略》杂志（Journal of Policy&Strategy）出了一本特刊，名字叫“在台湾海峡威慑中国”。
文章由凯斯·佩恩（研究院负责人、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主笔，采访了包括美军退役将领、前助理国防部长、前副国务卿等多位官员与学者，形成报告。
报告指出，美国早些年在台海问题上一直使用的“模糊威慑战略”（不明确是否出兵协防）只适用于中国军力远不如美国的情况，如今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模糊战略正在助长印太地区的不稳定性。
为了适应新形势，美国的政策需要适时调整，量身定做一套新的威慑方案。
首先来谈美国的困境。
《政策与战略》的报告认为，具体到台海问题，中国大陆相对美国既拥有常规力量优势，又有核升级的主动威胁。
前者清晰体现在各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和射程上；后者同样容易理解，具体到台湾，美国没有核威慑优势，因为核威慑的本质是牺牲与决心。
基于以上现实困境，美国量身定做的台海威慑方案第一点应该是“剥夺对手（中国）的既成事实和升级主导权”。
什么意思呢？
报告引述了时任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格伦·范赫克将军对台海形势的评估：
“如果我们的竞争对手认为，由于（局部战场上）我们没有能力击败他们的攻击，且美国失去从本土增兵的意愿或能力，他们就会有恃无恐地积极追求战略利益。
实质上，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核战略威慑力与常规威慑能力之间形成了一个机会性缺口，供潜在对手利用，而这种机会将反过来刺激对手的行动。”
将军的话有点绕。
简而言之，范赫克认为如果美军在某一局部地区（比如台海）缺乏足够的常规军力，且没有表现出从本土或其他战区调兵的强大决心，则会在“中小规模常规战争→全面常规战争→核战争”中排除掉“全面常规战争”的威慑选项。
这样一来将“形成一个机会性缺口供潜在对手利用”。
实际上，拜登时期多次公开表示会协防台湾，就是美国在强化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决心，属于调整威慑战略的一部分。
高市早苗的言论其实跟拜登很像，只不过没有得到特朗普支持，反而被中国给修理了一番。
全面常规战争之上的威慑是核战争，美方设想的方案包括向远东地区部署必要的战略核力量，同时加速建设本土导弹防御系统。
除此之外，美国还拥有一个重要的威慑工具，那便是“（印太地区）潜在的核扩散后果”。
即如果台海局势升级到一定程度，美国有可能向中国表明：鉴于目前的危机，美方将不再限制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核计划。
这些国家一旦拥核，会使得中国周边的核环境大大恶化，带来长期不可预知的风险，而现阶段中美在拒绝日韩拥核问题上是有潜在默契和共同利益的。
前段时间美国批准韩国建造攻击性核潜艇（以鱼雷和巡航导弹为武器，无法携带核弹头），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安抚盟友的拥核希望。
《政策与战略》报告提到的另一点“量身定制威慑方案”大家也很熟悉，即组建类似北约的印太条约组织，成员包含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印度。
报告认为，与美国在冷战时期面临的苏联挑战相比，阻止中国更为棘手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缺乏一个强力军事联盟。
一旦形成类似的军事联盟，对手将不得不考虑“集体反应”，从而大大提高威慑强度。
在以上诸多工具的基础上，报告认为美国还可以提前准备一个由制裁、关税和其他货币工具组成的一揽子方案，于危机协调阶段即拿出来挥舞。
设计该方案时需遵循这样一个准则：要威慑A事件，就必须拿出大于A事件的后果来刺激对方。
对中国来说什么比统一更重要呢？
报告认为，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及内部秩序稳定是唯一一个明显高于台湾的选项。
拜登时期美方已经有这个苗头，即怂恿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脱钩/去风险，不过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号令盟友的能力已有所下降。
最后，报告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时间。
报告认为：“中国对于统一的最终目标没有任何灵活性，但对于时间却有灵活性。因此，威慑的初衷不应该是让对方别无选择，而是让其判断‘今年不行’。”
威慑的核心思想并不是要与对方硬碰硬地打一仗，恰恰相反，其目的是为了止战，让对手放弃行动，一旦对方抱有不可撼动的决心，那么威慑战略根本没有操作空间。
基于以上认知，《政策与战略》杂志的报告含蓄提出，美国政府在制定战略威慑时应该谨慎考虑“第二预案”，即让对手有其他可接受的选择。
报告没有再细究这种“其他可接受的选择”的具体是什么，这里不妨引用美国空军助理部长霍尔特的一段话：“有可能出现的一幕是，未来某一天，美国在一次庆典中失去了台岛，我们的总统会对我们说——那是一笔好交易。”
针对中美交易的话题，岛内知名两岸问题专家苏起认为，目前台当局已经无法处理两岸问题了，中美谈判将是避免台海直接冲突的唯一方式。
但他同时提出了该模式的最大障碍，那便是大陆内部整合得很好，但美国内部整合性非常差。
美国国会与白宫、民主党与共和党，在重大问题上根本无法形成统一意见，没有一个绝对强势的政治人物出面来解决争议问题，只能采取最保守的方案。
那什么“最保守的方案”呢？
既没有交易，也没有军事干预，任凭台湾在某个时刻“瓜熟蒂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