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前主编 ，作者：前主编，原文标题：《前主编Global丨悉尼海滩枪击案：澳大利亚反犹主义和枪支漏洞的悲剧》
2025年12月14日，悉尼邦迪海滩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两名枪手（后证实为父子）在“海上光明节”庆祝活动中开火，造成15人死亡，至少42人受伤。死者年龄介于10岁至87岁之间，其中包括一名儿童。这是澳大利亚近三十年来最致命的一起枪击案。
警方称，晚上约6点45分接到紧急服务电话，报告有枪声。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枪声响起时，穿着泳装的人们从水中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两名身着黑色衬衫的男子从通往海滩的人行天桥上用长枪射击。澳大利亚电视台播放的一段惊人视频显示，一名男子似乎制服并解除了其中一名枪手的武装，然后用枪手指向他，随后将枪放在地上。亲属向澳大利亚媒体透露，该男子是水果店老板艾哈迈德·阿尔·艾哈迈德。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反犹太主义的恐怖主义行为。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长马尔·拉尼昂确认，两名枪手中50岁的父亲被警方击毙，其24岁的儿子受伤被捕。警方在搜查其住所时发现六支已注册的合法枪支。枪手是当地枪支俱乐部的成员，持有有效的娱乐用枪许可证。
事件背景与反犹太主义浪潮
此次袭击发生在澳大利亚反犹太事件激增的背景下。拥有28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约有11.7万犹太人。根据澳大利亚打击反犹太主义特使吉利安·西格尔2025年7月的报告，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及随后的加沙战争以来，澳大利亚境内的反犹太事件（包括袭击、破坏和威胁）增加了三倍多。2024年，悉尼和墨尔本（该国85%犹太人口的居住地）曾发生犹太教堂被焚、车辆被毁及犹太人遭袭击的事件。阿尔巴尼斯政府曾将其中两起袭击归咎于伊朗，并为此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此次事件中的遇难者包括以色列公民、法国公民丹·埃尔卡亚姆，以及邦迪查巴德组织的助理拉比、活动组织者埃利·施兰格。幸存者律师阿尔森·奥斯特罗夫斯基描述现场为“纯粹的血腥屠杀”。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批评澳大利亚政府未能有效遏制反犹太主义，并指认澳大利亚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助长了反犹太主义火焰”。
澳大利亚的控枪历史与现行法律
邦迪惨案迫使全国重新审视其枪支管控体系。澳大利亚的枪支法以严格著称，其核心框架源于1996年的“亚瑟港大屠杀”。当时，一名枪手在塔斯马尼亚的亚瑟港历史遗址使用半自动武器杀害了35人。惨案促使政府在两星期内推动立法，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枪支协议》。
该协议的主要措施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自动和半自动攻击性步枪；建立全面的枪支所有者许可和注册制度；要求购买枪支必须证明“正当理由”（如职业需要、特定运动会员资格）；设立全国性的枪支特赦和回购计划，成功回收并销毁了超过65万件武器。
这些措施被公认为使澳大利亚的枪支暴力死亡率大幅下降。根据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的数据，在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期间，全国仅发生31起枪支凶杀案，人均枪支凶杀率为世界最低水平之一（每10万人0.09例）。
然而，该系统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弱点。首先，枪支管理权限分散在各州和领地，全国统一登记制度的建设长期滞后。一项为期四年的整合计划于2024年启动，旨在合并各司法管辖区的记录，但总理阿尔巴尼斯承认，一些州仍在使用纸质档案，整合工作面临技术挑战。其次，合法枪支的数量在持续回升。
据智库澳大利亚研究所2025年初的报告，全国合法持有的枪支数量已超过400万支，超过了1996年严控前的水平。枪支所有权的理由，特别是“运动或娱乐射击”这一类别，成为法律上的潜在漏洞。
邦迪案暴露的法律漏洞与政治反应
邦迪案枪手正是利用了这一漏洞。作为新南威尔士州一个枪支俱乐部的成员，他凭借“体育娱乐”目的获得了合法许可证，并注册了六支枪支。这引发了公众质疑：一个并非农民或职业需要的人，为何可以合法持有多件可能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武器？
惨案发生后，政治反应迅速。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次日即表示将与内阁讨论“更严格的枪支法律”，具体方向包括：限制个人可拥有或许可的枪支数量；取消枪支许可证的永久有效性；加强并落实定期审查与背景调查。他强调，国家枪支登记册的建设将“尽可能快”地推进。
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克里斯·明斯在新闻发布会上更直接地提出改革方向：“如果你不是农民，不从事农业，为什么需要这些使公众陷入危险、让警方工作难堪重负的大型武器？”他暗示，将对“运动娱乐”类别的枪支所有权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和审查。警方也表示将进行“彻底”调查，包括枪手如何获得并累积其武器库。
国际比较与社会反思
澳大利亚的控枪历程常被视为国际范例，特别是其1996年后的快速立法与回购计划。新西兰在2019年克赖斯特彻奇清真寺枪击案（造成51人死亡）后，效仿了澳大利亚模式，在一个月内立法禁止了军用半自动武器和攻击性步枪，并通过回购计划收缴了约5.6万件武器。
然而，邦迪惨案揭示，即使是最严格的制度也可能随时间出现漏洞，并可能被心怀恶意者利用。它凸显了在尊重合法持枪者权利与保障公共安全之间持续平衡的挑战。此次事件也并非孤立的刑事案件，而是与全球及国内上升的反犹太主义情绪相交织，暴露了社会仇恨与暴力access to weapons结合所产生的极端破坏力。
目前，澳大利亚政府正面临来自国内受害者家属、犹太社区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要求其采取切实行动。未来改革的重点预计将集中于加强国家层面的监控与协调、收紧个人持枪资格与数量的标准、并对枪支存储与用途进行更严格的审计。然而，任何立法调整都必然在议会引发关于公民权利、州与联邦权力以及执法资源的激烈辩论。
邦迪惨案的最终遗产，或许在于它迫使一个国家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痛苦的问题：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社会的天平应如何校准，才能防止历史悲剧以新的形式重演？答案将不仅写在新的法律条文中，更将体现在全社会对仇恨言论的抵制、对社区安全的投入以及对既有政策效果的持续审视之中。
参考文章：
https://apnews.com/article/australia-shooting-sydney-bondi-beach-31f711f09f677d0f88091ece25f651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