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波波夫同学，作者：波波夫，头图来自：AI生成
今天看到一份报告，让我作出如标题中的感叹。
12月14日，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5》显示，2023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9.66岁，差不多就是40岁左右了。
也就是说，中国当下劳动力的主体，是80后一代。
这是体量庞大的一代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大陆30到39岁的人口数量约为2.23亿人，这正好对应的是出生于1980年到1989年的人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80后，其总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强。
和前后代际不同，80后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关键一代，他们的成长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加速、市场经济全面建立、互联网普及、以及高校招生扩张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也赋予这一代人一些普遍的共性。
牛马和社畜，是从80后挂在嘴边的自嘲，也是其自身心态的最直接的描述。
社畜一词源自日语，意指被公司驯养、放弃个人尊严、像牲畜一样工作的职员，在2010年代开始被80后、90后职场人广泛使用，强调的是被奴役的状态。而牛马是本土化、更具冲击力的比喻。它直接指代耕作劳动的牲畜，强调的是任劳任怨、工具属性、只产出不享受、被动驱使的状态。
他们是幸运的一代，也是承压的一代。
大部分80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这使得他们在家庭中，普遍享有更多的教育和资源倾斜，相比于他们的父辈，80后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受益者。他们拥有更高的教育程度，这使得他们成为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高附加值产业中的重要人才。
大部分80后被房贷压不起头。相比60后70后上一辈通过福利分房或者早期楼市买入，积累了大量财富，80后在20多岁参加工作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启动，价格飞速上涨，即使辛苦工作，也很难超越上一辈的拥有量和质量。
在这种背景下，大多数80后只能背负身上的高房贷，成为高杠杆购房者，甚至可以说，很多80后为上车房市按下了一生的暂停键，因为他们的早期财富、家庭积蓄乃至未来收入，都被巨额房贷绑架。
80后也是最早感知到代际财富传递巨大落差的一代。特别是当上代人将房产作为重要资产留给后代时，有房和无房的家庭之间的差距便进一步加大。换句话说，那些出生在没有积累住房财富的底层家庭的80后，很容易被裹挟进“楼市困局”，需要几十年才能缩小与其他群体的差距。
职场中的80后群体正在经历着一种被挤出的危机。
当下职场普遍存在着一种短期化、功利化的趋势。企业更多关注当下利益，甚至会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减少年纪稍长、薪资稍高的员工。这种用工模式之下，80后员工更显得尴尬：年轻的时候拼命打拼，抱着美好的职业想象；但一旦年龄大了，突然发现公司并不愿意为他们的经验买单。
面对如此功利化的职场，不少80后从小被灌输的观念是“做事要勤恳，要对公司忠诚”，偏向传统的职场观念，使得他们在需要为自己争取利益或寻找新机会时，相对显得迟滞和被动。
我也把这个问题扔给万能的大模型，来自ChatGPT的回答是这样的：
“职场中的80后确实正在经历一场看似不公平的困难，甚至中年危机随时可能爆发。但换个视角，这可能也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一次转型机遇——挑战背后，是重新定义自己价值的契机。摆脱外部枷锁，抓住数字化和创新产生的新机会。”
大模型对人类是不是很鸡汤？很鸡血？还在鼓励你终生学习，持续进化，直到长出三头六臂、满身盔甲。
很早前，也有人把80后的状态称为三明治，即上有老、下有小。
大部分80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普遍面临4-2-1或4-2-2的家庭结构压力，之前的70后或更早一代人，兄弟姐妹较多，通常可以通过兄妹分担共同赡养老人。而到了80后这一代，赡养重担几乎完全落在了夫妻双方肩上，且两个人要同时面对双方父母的养老问题。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升，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从1980年的67岁提升到了2023年的78岁左右。虽然人均寿命的延长是一种社会进步，但对这一代独生子女而言，也意味着赡养老人的时间更长，压力更大。80后面临着比前几代人更为严峻的养老压力。
如果80后有两个孩子，家庭负担就要更多了一层。
他们的孩子多数正在上中小学，随着各类补习班、兴趣班费用攀升，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和竞争加剧，父母往往不得不将更多的财富和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尤其是在大城市，这种家庭教育支出的压力更加明显。
作为劳动力主体的80后，在职场和生活的双重夹击之中，步入到四十年的中年，也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也在遭遇自身的中年危机。
而更年轻一代，比80后的人口总规模要小得多。前述《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5》显示，中国0-15岁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从1985年至2023年，作为未来的后备劳动力，中国0-15岁人口占非退休人口的比例，从38.61%下降至22.71%，意味着无法填补80后一代的人口真空。
劳动力红利的消失，首先拖累的是经济增长。
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得益于年轻、廉价且充满活力的劳动力。但随着劳动力平均年龄接近40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隔壁的日本就是明证。
日本的劳动人口在1990年达到8704万人的顶峰后便开始减少，到2019年已降至7551万人，而且还在继续减少。此间，日本的经济增速从1970年代的年均9%以上，下滑到1990年代以后的1%左右。如今，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经常维持在0%到1%之间。尽管尝试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劳动效率，但生产率增长缓慢，2019年的劳动生产率排名位于OECD国家中的第26位。
经济增速放缓之后，消费将是倒下的第二张多米诺骨牌。
在当前经济压力大增的背景下，80后面临高房贷压力、子女教育开支、赡养老人需求等问题，进一步限制消费意愿。不仅茅台卖不动，核桃没人盘，冰岛普洱没人收了，包括房子、大家电、珠宝首饰等奢侈品的消费都会疲软。
韩国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总和生育率在2022年仅为0.78。韩国实际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逐年放缓，奢侈品高端消费市场逐步转向国外游客本地购买，韩国本地年轻消费者选择节约性消费，许多人放弃房屋购买、减少外出消费，甚至不再考虑结婚。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降低几乎同时发生，好特卖、蜜雪冰城、名创优品等廉价品牌的风行，始祖鸟、大鹅卖不过骆驼、360，星巴克眼睁睁看着人们都跑到瑞星、库迪，人们对性价比的追求越来越极致。
经济下行和消费疲软，最终会形成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瓶颈。
巴西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人口红利期，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随着劳动力红利的消失，巴西经济对出口商品如铁矿石、大豆和原油的还是依赖过高，制造业占比始终未能超过14%，虽然有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这样少数高科技公司，但国家整体未能及时转向高附加值制造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
中国的基础比巴西要好一些，虽然中国的人均 GDP 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但已经形成了较强大的财富积累和工业基础，且劳动力素质远高于巴西，前述报告指出，从1985到2023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6.14年上升到了11.03年。
主力人口走向中年，也会给社会结构带来压力。
中国的中年主体劳动人口正处于家庭养育和赡养的双重夹击之中，“人口倒三角”结构让中年劳动者压力剧增。中年群体不仅要供养高龄父母，还需面对独生子女政策留下的家庭结构问题，这是未富先老的典型表现。
若没有有效的养老体系，家庭结构压力会进一步转化为社会问题，导致中产阶级陷入困境，甚至出现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天注定》里的那血腥的一幕幕。
代机的冲突也会越来越明显。
年轻人追求工作生活平衡，更多人选择不婚、不育，与中年群体传统的奋斗观形成对立。反过来，中年群体可能认为年轻人不够努力，缺乏社会责任感。这种代际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可能在社会深层次蔓延。
年轻劳动力通常是社会创新和文化活力的源泉。但随着劳动力整体年龄增大，社会文化也可能进入一种中年化的状态，社会整体可能丧失冒险精神，转而更加看重务实、稳定，而年轻人的创造力却无法发挥，导致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氛围逐步僵化。
虽然中年危机不可避免，但ChatGPT教导我说：个人可以通过财务规划、健康管理和情感支持打好持久战，政府可以通过教育、灵活就业与社会保障确保中年群体的意义感和安全感。抓住这些支柱，个人和社会都有可能在中年危机来临时，更有韧性和应对能力，把负面影响降至可以接受的程度。
希望AI支的这些招数管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波波夫同学，作者：波波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