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故事FM ，作者：收集故事的人，原文标题：《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生活的 | 故事开放麦》
爱哲按：
你今天将要听到的故事来自于11月30日，我们在北京举办的一场故事开放麦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是：「那些我没说出口的事」。我们找到了四位深耕公益一线的讲述者，带来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群体的故事。在组织这期开放麦时，我们惊讶于公益人的创造力，更惊讶于他们去发现那些连当事人都意识不到的真正的问题，那些真实的情绪、真切的渴望、那些被忽略的中间地带。然后，用专业的知识，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第一位讲述者是张田田，她是「是光诗歌」的创始人之一。
张田田原本是受邀去到云南山村，给那里的孩子去做提升自我价值的培训课，可是，孩子们并没有像课程设计的那样打开心扉，只是一味沉默和笑笑，看起来什么困难也没有，直到她读到了他们写的诗，她才发现，原来那些笑容背后有那么多难以说出口的心事。这些心事，物质无法抵达，原先的课程设计也无法抵达，诗歌却仿佛施展了魔力。
有请田田，带我们走进「大山里的小诗人」的世界。
大家好，在开始我的讲述之前，我想先给大家朗诵一首诗：
「我信奉黑夜，
因为它能覆盖一切，
就像是爱。」
不知道大家听了是什么感觉，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半天说不出话来。这首诗的名字叫《黑夜》，曾经登上过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让全世界的人都读到了它。而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年仅14岁的女孩，她叫李玲。李玲的故事，也是我今天要讲的其中一个故事。
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张田田，是公益组织「是光诗歌」的创始人之一，今天，我想讲讲我和乡村孩子们写诗的故事。
2017年12月，我第一次去云南，去保山昌宁的一所乡村学校。我受邀，通过活动帮那里的孩子提升自信。提到云南，大家可能会想到大理、丽江的蓝天白云，但昌宁并不是旅游热门地。我从上海辗转近9个小时才抵达，一路的山路颠簸也让我真切体会到，大山里的孩子想要走出大山有多不容易。
我本来以为，我会见到一群低着头、不爱说话、也不想跟人交流的孩子。结果到了学校才发现，这些初中生不太一样：我在校园里走的时候，他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好奇地盯着我从校园这头走到那头，还会凑在一块儿小声说笑；有的孩子很大方，直接跟我打招呼，喊「老师好」。我笑着回应他们，心里却有点意外——这些孩子的状态感觉比我想的要活泼一些。
按照我之前设计的活动内容，其中一个班的孩子们会在培训师的引领下，学习一些肯定自我价值的课程。最后，大家在一个安全、没人干扰的场域里，把埋在他们心里的话讲出来，获得更多理解和帮助。最后一部分很快就结束了，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没什么话可说。嗯，看样子，他们真挺活泼开朗的，可能的确没什么太大的困扰要倾诉。活动顺利地结束，我准备回酒店。
回酒店的路上，跟我坐在同一辆车后排的老师，是活动的志愿者。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她说：我给你念一念这里孩子写的诗吧。当时我心想：嗯？这里的孩子竟然还能写诗？我说，好啊。直到现在，即便过了8年，我还是能很清楚地背诵出那首诗，那首诗的名字叫《母亲》，
老师跟我说，写这首诗的孩子只有14岁。孩子告诉老师，从她小的时候开始，她的妈妈就常年在外打工。每次回家和离开家的时候，她的妈妈总是带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小的时候，她觉得行李箱比她自己还要高；后来她长大了，长得比行李箱高多了，有次好奇地去拎了一下妈妈的行李箱，发现这个行李箱比妈妈都要重。妈妈过年回家的时候，她总是不敢看妈妈——她不敢看妈妈脸上一年比一年多的皱纹。她心里很想念妈妈，也很心疼她的妈妈，但是她从来没有跟妈妈说过这些话。因为她怕自己说了，反而会给妈妈增加更多麻烦。
第二首诗歌很简短，就是我开头念的《黑夜》这首诗，
「我信奉黑夜，
因为它能覆盖一切，
就像是爱。」
写出这首诗歌的孩子叫李玲。她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是只有14岁。老师跟我说，李玲从小是跟自己的养父母生活在一起的。
这时候，坐在副驾驶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老师突然插话说，「下午坐在第一排左边的那个男孩，他爸爸去年晚上喝酒骑摩托车出事走了；坐在中间一排的女生，出生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最后一排右边第二个男孩，家里条件特别差，家里只有爷爷和他自己了」。老师一口气说了好多个孩子的名字。
听完这些，我才意识到，这里几乎一半的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忍不住问老师：「可是我看他们的样子，好像也还挺快乐的呢？」老师叹了口气说，「哎...他们怕给大家添麻烦。懂事的孩子留在学校，怕给大家添麻烦，选择自己扛住那些难受；那些『不懂事』的孩子，有的留在学校里，翘课、睡觉、躲在厕所里抽烟，有的就会跑到街上打架闹事。」
听完老师的话，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大病、意外、分离......这些各种各样的苦难，这其中的任何一件，对我们些外来人来说都可以算得上是人生大事，可对这里的孩子而言，这些事普通到就像平时吃饭睡觉一样。他们从小就得经历这些离别和分开。我特别想帮他们做些什么。
我回到上海后，再过半个月就是元旦了。之前念诗歌的老师联系我说，她们要带十几个会写诗的孩子去南京，参加一场跨年诗歌音乐会，孩子们要表演节目，还要在当地游学，问我能不能一起帮忙带孩子。我特别爽快地答应了。
就是在南京，我见到了小诗《黑夜》的作者李玲。在那场诗会的朗诵环节上，她特别笃定地讲着自己的故事。她说：「我是一名孤儿，但我并不这么觉得。因为养父养母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庭。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总是有同学来欺负我，还骂我没有父母，说我是从羊沟里捡来的。虽然，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事实，但我还是懦弱地流下了眼泪。从那以后养父母总会帮我出头，这让我感觉到了家的温暖，也让我因此有了信心。
到了初中，虽然还是有人欺负我，但我并不在意了，因为我没有招惹他们。有一次，他们又来欺负我，老师来帮了我，还跟我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值得被爱、被尊重的』。我一直记着这句话。那个时候，我就忘记了自己是孤儿，忘记了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也忘记了没有亲生父母陪在身边的难过。我觉得，我就是个幸福而又普通的孩子。」
李玲还说：「上诗歌课后，我们在校园里逛着写诗，去油菜花田里写诗，下雨、刮风的时候也要写诗。后来，我的诗被学校选上了，那时候我的心里甜丝丝的。再后来，老师告诉我，我可以带着写好的诗歌去南京，见大诗人。」
真的，李玲在台上一字一句的说着这些的时候，我就在台下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和她同时出现在我的眼睛里的还有我的眼泪。而那天坐在台下的，除了几百名观众，还有舒婷、王家新、朵渔等等等等这些教科书里才会出现的大诗人。
节目的尾声，李玲给在场所有的人念了她写的另外一首诗，题目叫《天空下雨的时候》：
「天空下雨的时候
不要埋怨
不要生气
因为她也在伤心
她也需要我们的安慰」
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明白了诗歌对这些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也懂了诗歌的力量。那些历经苦难的孩子、物质条件并不充足的孩子，也值得被这个世界好好倾听，也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他们的物质条件很难一下被完全改善，可是诗歌一出现就可以稳稳地托住孩子们的心，让他们变得柔软，让他们有地方说出心里的话，让更多人看见他们。诗歌还能带着他们，去到那些靠想象都很难到达的远方。
一个孩子可以这样，一群孩子也能这样。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能通过诗歌，用更诗意的眼光看待世界、感受生活，那么即使过再艰难的生活，他们也可以守住心里的幸福感。
那时候，我想要为他们做些什么的念头就更加坚定了。转过年来，我很快辞了职，与那位念诗的老师康瑜一起，创办了国内第一家以「现代诗歌」为介入手法，帮助孩子们的教育公益组织，我们给它起名叫「是光诗歌」。
就像我第一次去到云南大山里听到、感受到的那样，许多大山的孩子因种种原因，从小面临与家人的分别，没能得到好好地陪伴。长时间没人陪，孩子们心里的情感需求没人关注、没人回应，慢慢就会引发出好多问题，比如，打架、不想上学、早恋等等。而早有学术研究证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求经常被抑制的时候，会很容易变成心理问题。
更让人揪心的是，乡村儿童比城市儿童更容易遇到这种情感需求的困扰。可那时候，大家关注更多的是大山孩子的物质生活，对他们心里的需求、精神上的需求，能提供的帮助特别少。2018年，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就算留守儿童的数量在逐年减少，当时也还有697万之多。这些孩子都在一天天长大，这种事真的等不起。
我们召集了一群志愿者和诗人，一起组建了课程团队，而且还结合现代诗歌、儿童心理学和语文课标，研发出了一套全国适用的诗歌课程教材，我们给它取名「四季诗歌课程」。这套课程包含春光、夏影，秋日、冬阳四个季节的课程。我们希望大山里的这些小诗人，能在感受四季温度变化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自己心里的力量在慢慢变化——就算没人陪着自己，自己也能成为自己最好的依靠。
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而大山里的老师最能理解孩子们的情感需求，也是大山里能长久陪着这些孩子的人。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能让大山里的老师一起加入进来就好了。所以，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还特意考虑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怎么让那些没接触过诗歌、甚至没读过大学的乡村老师，简简单单备课就能上好一堂诗歌课。
想清楚之后，我就开始招募乡村的老师。2018年第一次公开招募，我们就招到了97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老师。这给了我特别大的信心。可当时我们没料到会有这么多老师报名，之前筹的钱完全不够印教材，我就把自己之前工作攒的不到两万块钱拿出来，东拼西凑把研发好的课程印出来，寄给了老师们。
我们还接着办之前的诗歌音乐会和游学活动，不过这次不一样了，我们要从全国的学校里选参加活动的孩子了。那次我们从六个省份选了19个孩子，其中有个特别害羞的小男孩，叫振荣。他写了一首诗，题目叫《和森林的对话》：
「森林呀！森林呀！
你怎么那么绿？
因为雨妈妈给了你澡堂
风哥哥送了你吹风机
你怎么有那么多朋友
因为春天来了
它们都睡醒了」。
写这首诗的振荣，是广西一所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的头发短短的，门牙旁边的牙长得有点歪，普通话也不太标准。来北京的19个小朋友里，他是最矮的一个，小小的一只。他的老师林老师跟我们说，能写出这么可爱的诗的振荣，三年级的时候考试只考了3分，还整天在学校琢磨着怎么逃课。这次来北京，他是跟五年级的姐姐一起过来的。
我在北京孩子们住宿的酒店第一次见到振荣的时候，觉得他好像没什么精神，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都显得很费劲。后来经和他一起来的老师的解释才知道，振荣的妈妈没有来过北京，但她觉得北京的冬天一定特别冷，就把家里仅有的两件厚外套都给振荣套在了身上。这两件衣服，是振荣爸爸从广东打工回家的时候，带他去县城买的。
振荣说，买了这两件新衣服，之后的两年都不能再买新衣服了——因为他奶奶生了很严重的病，家里所有的钱都要给奶奶治病，而且他家还有一个小妹妹要养。振荣特别懂事，也很爱奶奶，他说：「爸爸妈妈在外打工，平时都是奶奶做饭给我吃。」他还说，奶奶身体不好，好多东西不能吃，只能放心让奶奶吃镇上一家店卖的软软的糕点。振荣来北京的时候，只带了14块钱的零花钱，这钱不是爸爸妈妈给的，是他之前得的诗歌稿费剩下的。
振荣的普通话说的有点不太清楚，可在诗歌音乐会的歌曲演唱节目里，他要单独唱一句。从彩排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他：他声音小，眼神总是飘来飘去，两只手还会不自觉地扯衣角。我只能和他的老师一遍遍跟他一起排练。小孩子练烦了也会闹脾气。有一次他生气了，很大声地朝着我们喊：「为什么非要我大声说话！」连续两天的彩排，振荣的状态都没怎么变，我的心也一直揪着。
诗歌音乐会是有直播的。我早早地就把直播链接发给了跟小诗人一起来的老师们。振荣的老师也把链接发给了他的家人。临近上台前，振荣的老师特别严肃地对他说，「奶奶会看的！你不大声一点，奶奶年纪大了，她听不见的！」这一句果然管用了，演出的时候，振荣是全场声音最大的孩子。那时候老师给他的家人打了视频，我在旁边看到，振荣一家人都围着坐在床上的奶奶，奶奶身体坐得直直的，盯着另一个屏幕上正在唱歌的振荣和姐姐。全家人脸上都是为孩子骄傲的样子。
后来我听林老师说，他们回去之后，街坊邻居都知道这两个孩子去了北京，还特意做了跟年夜饭一样丰盛的晚饭迎接他们，嘴里不停夸：「振荣这小子！真去北京了，还在北京念诗了！有出息，真有出息！」林老师还专门把这次去北京拍的照片拿给振荣奶奶看，振荣和姐姐在旁边用壮话给奶奶讲解：「这是全中国最A的大学——『A』就是壮话里『最好』的意思；这是天安门，上面有毛主席……」奶奶听到「毛主席」的时候，眼睛一下子亮了，拖着虚弱的身子仔细凑近照片，一边看一边掉眼泪，用很小的声音念叨：「好漂亮，有出息了。」我想，这或许是振荣奶奶离开之前，振荣给她最好的礼物。
振荣的故事不仅鼓励了我，也治愈了很多人。这样的故事不是只有一个，这些来北京的19位小诗人，差不多都有类似的经历。在全国各地，这样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孩子们用诗歌说出自己的心事，同时也在用这份温柔治愈着这个世界。
广东的佳淇写自己对爷爷奶奶的思念时这样写道，
「小时候
问奶奶：星星是什么？
奶奶说：人死了就变成天上的星星
现在
爷爷奶奶变成了天上最亮的那两颗
我常常望着夜空不说话
等星星说话」。
还有湖南的一位小朋友，在写思念妈妈时写道，
「我是一棵生病的树
他们知道我生病了却不来看我
没有人和我一起玩
春天来了
我却不停不停不停地
掉叶子」
后来，这个小朋友的老师把这首诗转发给了她妈妈，妈妈立刻辞掉了在外的工作，回了家，回到了她身边。之后，这个小朋友又写了一首诗：
「我是一棵小树
妈妈是一只大鸟
大鸟飞去远方
小树慢慢长大
等大鸟回来了
小树给它一个家」
2019年的时候，加入「是光诗歌」的学校已经有289所了，我们每年能收到几万首孩子写的诗。我们的公众号根本来不及发布这么多诗，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些孩子的诗出版成书，让更多人感受到孩子们诗歌里的治愈力量，也让孩子们的才华被更多人看见、认可。
2020年5月，我们的第一本诗集《大山里的小诗人》，在果麦的帮助下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是「是光」5位全职工作人员、107位核心志愿者，还有我们背后400多位老师、6万多乡村孩子，一起送给大家的第一份礼物。这本诗集当年就入选了豆瓣年度文学榜单的第六名，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本诗集，才知道了「是光」，知道了「是光的孩子们」。
就在我们以为「是光」会一直这样稳步发展的时候，刚成立一年多、根基还不稳的我们，就遇到了那特殊的三年。那段时间，好像一切都停了下来。对我们这种特别看重「线下陪伴」的课程来说，这几乎是致命的打击。我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还好我们的课程研发人员反应特别快，很快研发出了二十多节「星星口袋」诗歌课。我们想让孩子们在开心、快乐的时候，把这些美好瞬间像装星星一样存起来，等日子过得疲惫、不容易的时候，再把那些美好一颗一颗拿出来安慰自己。
我们通过老师，在线上跟孩子们聊了很多话题，比如「关于勇气」「吹牛」「做梦」「春天」「礼物」等等，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这些主题。可那段时间，我们的筹款还是没怎么增长，团队里的人也来来去去，项目还被人抄袭，我的合伙人身体也出了严重问题。一下子，所有压力都压到了我和当时留下的团队身上。我开始失眠，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整个人也变得没精神、不开心。
后来能出门的时候，我就尽量去见见山里的老师和孩子们。很多老师跟我说，是「是光」在她们最不被人理解、家里遇到大困难的时候，给了她们希望和依靠；还有很多孩子，因为「是光」的鼓励变得更自信，更爱去学校了，在学校的表现也越来越好。她们一个劲儿地感谢我，可我听着却越来越愧疚。其实成年人就是这样，自己可以消沉，但该做的事情不能停下。我只能靠着老师和孩子们的鼓励，硬生生熬过了那段日子。
有时候我也会想，到底是我在帮助孩子们，还是孩子们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拉了我一把。现在想想，是这些小诗人把「是光」从困境里拉了出来，还把我们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小李玲的诗歌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全世界都读到了她的诗。后来，「是光」的故事也陆续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青年报这些重量级媒体报道，央视还专门拍了一集纪录片——就是《人生第一次》里的第三集《长大》，用来记录「是光」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不光是这样，孩子们还多次被邀请登上央视的舞台，跟更多人分享「是光小诗人」的故事。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乡村学校来申请我们的课程，越来越多地区的政府也向我们发出了合作邀请。今年6月，我们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大山里的小诗人2》。到现在，「是光」已经累计服务了3000多所乡村学校，有超过22万名乡村孩子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节诗歌课。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我心里清楚，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孩子在等着我们去「看见」他们。
14岁的「是光」小诗人杨柯楠，写过这样一首诗：「一颗石子投入夜空/溅起无数星光」。当我们把第一颗希望的火种投进大山，就会有更多的希望等着我们去点燃。我们教孩子写诗，从来不是为了培养诗人，也不在意这些孩子最后能有多少人成为大诗人。我们真正想做的，是滋养这些孩子的心灵。就像我们一直相信的那样：「会写诗的孩子不砸玻璃」。
当愤怒、伤心、无奈这些童年心事，都变成一句句诗句，那些曾经被贴上「问题孩子」标签的孩子，一定能在诗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找到面对生活的勇气。诗歌或许没法消除生活里的困难，但它能给人们凝视黑夜的勇气。希望所有人都能关注这件温暖的小事，一起成为那颗投入夜空的石子，「溅起无数星光」，照亮更多乡村孩子的成长之路。
以上就是「是光诗歌」和这些大山里的小诗人的故事，谢谢大家。
爱哲：
第二位讲述者是「万家无暴」项目发起人万飞。
他曾经是一名有着28年警龄的警察，经手的案件超过3000起。却因为一位想要杀死丈夫的大姐的求助，彻底踏上了反家暴的公益之路。在反家暴工作将近十年当中，万飞老师发现，反家暴的问题，反而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在黑白之间，有一条长长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充斥着一种隐秘的暴力，它是无数家庭「心里的刺」，是一种无法说出口的恐惧与执念，同样，它也是极端家暴的必经之路。
有请万飞。
大家好。我叫万飞，来自湖北监利，是「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的创始人。今年9月，我拿了一个特别的奖——被《中国慈善家》杂志评为「中国30年来女性公益十大影响力人物」，是获奖者里的唯一男性。
朋友圈里有人问我：「你一个大男人，怎么拿了女性公益人物奖？」可能是这十年来，我每天都在服务女性，都在反家暴吧。
开场前，我先声明一点：家暴是严重的暴力行为，拳打、脚踢、掐脖子这类身体暴力，真的会要人命，网上经常有这样的报道。但我今天要讲的，是家暴更隐蔽的一面——精神暴力。它不流血、不留痕，却能把人一步步推向绝境。
我作这样的说明，不是为了立场表态，而是怕大家误解我「弱化身体暴力」，身体暴力的危害太严重了，我每天都能看到。只是十年下来我发现，真正击垮人的，有时不是一次殴打，而是十年、二十年的精神折磨。
所以，我今天只讲精神暴力这一面，因为这十年来，我见过太多真实的人，真实的恐惧、真实的崩溃，那些东西，比任何结论都有力量。
很多人问我，你一个男人怎么会做反家暴？
这要从2014年说起。那时我还是监利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在公安系统干了25年，见惯了人心里的阴暗角落，见惯了命案现场的冰冷残酷，本以为自己早已「百毒不侵」。
可有天晚上，我看到一条新闻：女大学生被黑车司机骗到郊外，性侵后杀害。出于职业敏感性，我分析司机作案手法，发现它并不高明，被害女生只要稍微留意，就能识破骗局。且只要她悄悄报警就能逃离魔爪。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不少女性安全自护意识薄弱，容易受欺骗、被伤害。于是，我组建了一支志愿队，到处宣讲女性安全知识。
2015年，在妇联主席的引导下，我牵头成立了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刚成立时我们还在纠结该做什么，可前四位上门求助的，全是家暴受害人。一位55岁大姐的故事，彻底震撼了我，也让我明白：家暴不是家务事，是能把人逼到绝路的坎。
那是2015年底的一个下午，大姐颤颤巍巍走进办公室，声音发抖：「万老师，我昨晚差点杀了我丈夫。」她本来是家暴受害人，却差点成了杀人犯。
可那时我对家暴一无所知，网上也查不到系统资料，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虽然是华东政法大学毕业，做了25年警察、经手审核的案件超过3000起，但偏偏对家暴案没什么太深印象。不过我懂法，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施暴者不是喜欢以强欺弱吗？那国家就可用法律「治」他们，让他们付出动手的代价。
那时《反家庭暴力法》还没实施，我想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对——这部法律写得很清楚，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可处拘留、罚款。可第一次尝试就碰壁了：第一位求助者是27岁姑娘，认识7天结婚，结婚7天就被打，但案件发生在外省，监利没有管辖权，我的想法根本用不上。
直到2015年3月31日，第二位求助者来了：一位父亲带着妻子，说一个月内被儿子打了4次。他报了警，派出所同事咨询我该怎么处理，我直接建议拘留。后来我跟踪这个家庭3年，父亲再联系时语气松快，他说：「我儿子从拘留所出来第二天就去浙江打工了，有时还会问我的血压降了没？以前他开口都是『老东西』。」这个案例让我意识到，只要干预手段够硬，就能拦住家暴复发的路。接下来一年，我反复跟同事强调：对那些经常施暴、家暴孕妇或老人，以及态度蛮横的施暴者，必须依法拘留。就这么坚持一年，监利共拘留了9名家暴施暴者。
可慢慢我发现，拘留能管住拳头，却拨不出心里的「刺」——那位想杀丈夫的大姐，让我彻底明白：光制裁施暴者远远不够。
大姐说，她被丈夫打了很多年，但比拳头更让她害怕的，是丈夫常讲的话：「老子下次要打死你」，打完后还故意问「这次是不是比上次更重」。这话就像一根针，天天往她心上扎。
她还跟我还原了半年前的「惊魂夜」：中午午睡时，丈夫悄悄进房间，先用绳子绑住她的腿和手，再用透明胶封住她的嘴。她不敢睁眼，只能假装睡着，浑身抖得像筛糠，直到用尽全力用腿砸床惊动了邻居，丈夫才慌慌张张给她松了绑。从那以后，她每天晚上都不敢睡沉，总觉得丈夫下一秒就会冲进来，把她「处理掉」。
终于有天晚上，她半夜起来，从卫生间回来看到丈夫侧躺在床上，脖子露在外面，一个可怕的念头冒出来：去厨房拿菜刀，一刀下去就再也不用怕了。
她真的往厨房走，可厨房窗户对着儿子房间，她突然想起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是她杀了丈夫，儿子的婚还怎么结？她又回到了卧室，在丈夫床前站了整整十分钟，手心全是汗，直到腿麻才悄悄退回自己的小床。
她来找我时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清楚，她要的不只是咨询，还有能让她安心的安全保障、能帮她卸下心防的心理疏导，以及一个能陪着她慢慢走出来的人。
更揪心的是，这么危险的情况，因为她没报警，政府部门根本不知道她的处境；我们想帮她，却不知道该对接哪个部门——那时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像隔了一堵墙，信息不通，没人能单独把她从泥潭里拉出来。也是从这时起，我开始琢磨：能不能建立一个联动机制，让受害人只找一家，就能拿到所有需要的帮助？
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明确了各部门职责，这给了我把想法变成现实的机会。我赶紧跟妇联主席汇报，她特别支持，带着我跑公安局、法院、民政局。我们跟民警说「你们负责调查取证，我们做心理疏导，让受害人不用几头跑」；我们跟法院说「申请保护令时，我们帮受害人准备证据材料，少走弯路」。没多久，「妇联+公安+社会组织+」的反家暴联动机制就建起来了。
4月6日那天，公安局第一次把家暴警情分享给妇联和我们——这是国内第一次实现家暴信息共享。这就像给那位大姐开了「绿色通道」：后来她终于鼓起勇气报警，民警刚出警，我们就收到消息，当天就联系上她，第二天就帮她准备好证据材料，成功申请到保护令。我们的心理咨询师也一直陪她聊天，随时关注她的安全。
从2016年起，我们把反家暴做成「万家无暴」项目，我带着2名心理咨询师组建专门小组，服务家暴受害人。我们盯着每一条家暴警情，收到信息就第一时间打电话问「你现在安全吗」，再评估她需要什么帮助。我是维护这个联动机制的纽带，一旦发现受害人有自杀念头或其他危险情况，立刻通报相关部门，生怕晚一步。
在这个机制下，受害人能拿到「双线服务」：一方面，民警调查清楚后依法处置施暴者；另一方面，我们补上职能部门顾不上的事——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经济救助，还有像陪大姐那样的长程陪伴。效果也立竿见影：2021年前，监利每年都有家暴引发的命案，可自从有了综合干预，这类命案至今没再发生，家暴警情也在下降，到妇联的信访数更是降了90%多。
说实话，从接待第一位受害人开始，我就发现自己知识储备不够。比如那位大姐，我一开始满脑子疑问：她丈夫为什么隔3个月才打一次？每次打得也不算重，却为什么总说要打死她？她那么害怕，为什么不干脆离婚？
我是个资深的法律人，却是公益行业的门外汉，对家暴这个议题更是一知半解。为了帮更多人，我带着团队自费学习心理学、学筹款、学传播，可心理学培训太贵，一次3天的课就收了我8600元，根本承受不起。后来我知道有公益人奖学金，2019年至今，我一共拿到了7项奖学金，先后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广州公益慈善书院系统学习，今年还得到去红十字国际学院学习的机会。通过学习，我终于看懂了受害人心里真正的痛。
2017年，我主动辞去法制大队大队长职务；2019年，我工龄满30年，办了提前退休，成了一名全职反家暴志愿者。
以前我只能看到家暴的表面，后来慢慢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就像开头提到的那位大姐和她丈夫，在外人眼里，这对夫妻都是本分人，但在家里，丈夫话很少，从不对妻子说关心的话。妻子也心疼丈夫，但当丈夫感冒时给他熬粥后，说出的却是「你不熬夜能感冒吗」；妻子为家里操劳，却总是说「周围哪个男人不比你挣得多？就你最没用」。妻子得不到赞美，心里委屈；丈夫被长期否定、指责，怨恨越积越多，到了临界点就爆发——暴怒之后情绪泄了，又进入下一个积累周期，这就是很多家暴「暴发-平静-积累-再暴发」的循环。
还记得接待大姐时，她评价身边人的方式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问「你丈夫怎么样」，她说「好吃懒做，窝囊废」；问「你公婆呢」，她说「他一家人都搞不清白」；问「丈夫的妹妹呢」，她直接说「一屋的垃圾」——在她眼里，身边人没有一点好，全是缺点。
我们都知道「情人眼里出西施」，反过来，不认同一个人，就会觉得他浑身上下都是错。这种全然否定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种攻击。其实《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经常性谩骂、恐吓，这些损害精神的行为，都属于家暴。可我们总盯着「动手打人」，却忽略了「说话伤人」——大姐的丈夫，其实就是用「打死你」这种经常性恐吓，把她逼到了想杀人的边缘。
后来接触多了受害人，我发现一个普遍问题：很多多次遭遇身体暴力的女性没离婚。除了经济上依赖丈夫、想给孩子完整的家，更重要的是女性对家庭的态度——有研究说，男性往往把事业当生命，女性却会把家庭当生命。就像失业后，男性难接受薪水更低的工作，可女性为了家里有收入，再低的工资也愿意干。对很多有传统观念的女性来说，没工作可以，但家不能散。
我服务过一位女士，她跟同一个男人结了3次婚，前两次离婚都是因为受不了身体暴力。找我求助时，她记不清被打了多少次，唯一诉求就是离婚。我问她「好不容易离婚，为什么又回去」，她说「是他接我回去的」。我再追问「你要是不愿意，他能把你接回去吗」，她想了半天说「孩子还小」。
我建议她先报警，丈夫被治安拘留后，又帮她申请了保护令。考虑到她的婚史，我特意劝她「先分居过段时间看，别急着做决定」。可不到一年，她又回去了，那时她的两个儿子都已结婚。显然，拉她回去的不是孩子，而是她的执念：我不能没有家。
网上总说「离婚是解决家暴的终极方式」，可现实不是这样。一方面，有些夫妻离婚后还吃住在一起，对外隐瞒，没人知道他们已离婚——我服务的个案里至少有20起是这样。另一方面，就算离婚后分开住，也会因为孩子抚养问题经常见面，一说话就只站在自己立场，稍有不满就指责谩骂，最后又变成身体暴力。离婚能让一部分人躲开身体暴力，却解决不了所有人的问题。
服务中我还发现一个现象：有时候一方觉得理所当然的话，在对方听来却是极大的伤害。有一对夫妻，丈夫是二婚，城里人，大专学历，比妻子大11岁。妻子来自农村，没读过书。他们一吵架，丈夫急了就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丈夫解释说「我就是实话实说，她连很多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可妻子听到这话，只觉得是羞辱、轻视，心里特别难受。时间长了，她越来越自卑，总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没价值。
还有一位遭遇身体暴力的女受害人，跟我说「我态度一直很正常，可他总对我语言暴力」。我问她是口头吵还是发消息，她说「发微信」，然后给我看聊天记录。我一看，丈夫说「你再不回来就别回来了」，她回的是什么呢？「你很有本事，那就打啊，砍死你」「垃圾男，残疾哥」「我要去找你爸，你该回炉再造」。在她眼里，这些都是「正常表达」。
现实里很多人说话脱口而出，不考虑对方感受，真吵起来了，还会特意挑最刺痛对方的话说。更矛盾的是，有些妻子明明怕被打，却会主动「戳」丈夫的怒点——比如夫妻因管孩子吵架，丈夫打孩子，妻子制止，丈夫不停，妻子就骂，丈夫急了说「你再骂我就打死你」，可妻子偏要顶回去「你打你打，送给你打」，还冲到丈夫面前。等真被打了，又吓得浑身发抖。这不是「勇敢」，是被情绪冲昏了头，被愤怒牵着走，没了理性。
接触多了这样的案例，我慢慢发现：驱动人动手的，往往是攒满了的负面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很多来自伤害性沟通。后来我和团队试着用长程陪伴的方式，引导受害人学习非暴力沟通、学习情绪管理。我们没教复杂技巧，就跟她们说「你想说的话，先在心里对自己说一遍，听着舒服就说，听着难受就改」。
几年下来，越来越多求助者反馈：夫妻关系比以前改善多了，会主动为对方着想，争吵少了，也没再动手。
就像那位想杀丈夫的大姐，我陪她的时候，先帮她减压，一点点降低她的恐惧感。我跟她一起列「丈夫的优点」，一开始她半天列不出来，后来慢慢想起「家里重活都是他做，还会修水管」「他对我父母很孝顺」。我再帮她分析：她丈夫说「打死你」、绑你，是想控制你，不是真的要杀你。等拿到保护令，她安全感强了，我再引导她回看和丈夫的对话——以前她会说「你怎么又喝酒了」，现在改成「喝多了会伤身体」。前者是指责，后者是关心，听起来感受完全不同。
2个月后，我收到大姐发来的消息：「我这阵子很少说他不好，他也没发火、没威胁我。」1年后，她又发来一条语音：「我丈夫其实挺关心我的，以前怎么没发现他有这么多优点？」她彻底放下了杀夫的念头。
这样的改善案例多了，我越来越相信：沟通时多些肯定赞美，少些否定指责，两个人的负面情绪就会少很多；过日子难免有冲突，但只要负面情绪一直处于低水位，身体暴力就很难发生。这也让我看到：很大一部分家暴带来的心理和情感伤害，其实是可以修复的。以前我也信「家暴只有0次和N次」，但这十年反家暴工作让我意识到，除去极端暴力，有相当部分的精神伤害不是「不可逆」的，关键是有没有人帮他们拔掉心里的「刺」。
当然，我们服务时主要联系主动求助的受害人，较少直接接触施暴者，但很多家庭关系照样能改善，这说明在亲密关系里，只要一方先改变，就能带动另一方跟着变。就像大姐，她先改了说话方式，丈夫也慢慢软了下来。
最后我再重申：家暴悲剧依旧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每天都在轮番上演，家暴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还会构成犯罪，我们坚决反对家暴！我们不能坐等悲剧酿成后，再用铁拳、铁链、铁手腕去处理。而应对家庭中那些长期存在的精神暴力，或许更能让我们对家暴做到一定程度的提前预防、提早止损，无论是长程陪伴，还是心理、法律服务，以及对于家庭特别困难的受害人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这都是我们机构的使命。
精神暴力比身体暴力更隐蔽，它可能是一句「你怎么这么笨」，可能是一句「你做什么都不行」。夫妻间的互相否定很常见，可长此以往，这些否定会磨掉人的底气，激化家庭冲突，磨损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从事反家暴公益十年，我想建议大家：负面语言脱口而出之前，先停下三秒。
希望每个人都能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家人，多讲肯定和赞美的话。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无数个三秒，那么就像我们「万家无暴」期待的那样，很多远方的暴力悲剧，就能被杀死在摇篮里。
希望我的分享之后，有越来越多我们这样的公益机构出现，为更多的受害人提供最实际最有效的帮助，让更多的受害人不再陷入家暴的漩涡中，愿所有人都能拥有幸福而平稳的一生。
愿「万家无暴」，谢谢大家。
爱哲：
第三位讲述者，是上海剪爱公益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徐嘉雯。
徐嘉雯深耕认知症服务领域长达六年，见过太多“困在时间里”的长者，也见过太多被照护压垮的家属，更见过太多疾病中的无助。徐嘉雯的团队发现，一旦家里的老人确诊了认知症，这些老人不仅困在了时间里，也困在了固定的空间里，人们只能被动地看着亲人的生命逐渐凋零。而徐嘉雯和她的「剪爱公益发展中心」，却偏要让认知症的老人们走出去，也让照护的家属松口气，让认知症家庭在专业和爱当中，不必再独自面对疾病和迷茫，重新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有请徐嘉雯。
大家好，我叫徐嘉雯，是上海剪爱公益发展中心的执行主任。
在我的分享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留意几个数字，2020年7月17日，我从深圳到上海，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经过5年的摸爬滚打，2025年1月，我成了剪爱公益的执行主任。
接下来，我想请在座的各位想一想——能不能试着在心里回答一下，你今天是怎么来到这个现场的？比如从家出发坐了几站地铁，或者开车走了哪条路？再想想，你是如何根据今天的活动时间，提前规划好行程？又或者有没有顺手拿点零食，怕一会儿饿肚子？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准确无误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记得路线、算准时间、不饿肚子」的小事，背后藏着我们认知功能里很重要的能力——时间定向、空间定向，还有记忆。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你记住我的名字了吗？我来上海的时间？我在剪爱公益工作了几年呢？这就是短期记忆的反应。这些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对有些人来说，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他们可能早上出门买个菜，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可能对着朝夕相处的家人，却叫不出名字；可能跟空气里「不存在的人」对话，还坚信那些人真的在身边。我们常常笼统地叫他们「老年痴呆」，可这个词多不友好啊——不是所有老人都会得这个病。更不是得了这个病，就成了「痴呆」。就像感冒会发烧、咳嗽，但「发烧」不是病名，真正的疾病病可能是流感、肺炎；「记性差、时间混乱、认不出人、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些症状，背后的病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类型的脑部疾病。我们更愿意用一个更友好、更准确的词称呼它——认知症。
我所在的剪爱公益，就是一群想帮认知症家庭「拨开迷雾」的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不只是数据和道理，还有我这5年里见过的真实故事，它们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认知症究竟会把一个人的生活搅和成什么样。
2020年有部电影叫《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83岁的安东尼饰演的那位老人，真的让我看完好几天缓不过来。电影里的场景永远在打转：一会儿是他自己的公寓，一会儿又变成女儿的家，有时候进来一个护工，他转眼就忘了人家是谁，还质问女儿「你为什么要把陌生人带到我家」。最让我心疼的是结尾，他像个孩子一样蜷缩在护工怀里哭，说「我觉得我好像丢了什么东西，可我记不起来丢的是什么了」。
你能想象吗？一个曾经能打理好自己生活的老人，最后连「自己是谁」都快记不住了。而且电影里所有场景都在室内——公寓、医院、女儿家，好像得了认知症的人，就只能被「困」在这些小空间里，再也走不出去。可真的是这样吗？
现实里的认知症家庭，大多没有电影里安东尼的「体面」。去年夏天在深圳的社区项目里，我遇到了刘阿姨，她让我第一次明白，认知症对普通人的打击，比电影里演的更具体、更残忍。
我当时跟社工对视了一眼，心里已经有了数——「找不到地方」「记不起复诊」，这些都是认知症的信号。后来跟她聊才知道，刘阿姨以前在机关单位工作，一辈子都讲究条理，现在一个人住，女儿在另一个区刚生完孩子，顾不上来。更难的是，她退休后做了眼睛手术，左眼几乎看不见，还得过癌症，半年前医院诊断她脑部萎缩，让她按时吃药、定期复诊，可她现在连独自去医院都做不到——出门分不清方向，记不住公交站的名字，有时候走到半路，就忘了自己要去干什么。
我们邀请她多来参加社区的脑健康活动，送她回家前，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纸，上面是她画的自画像——一个扎着马尾的女人，笑着，手里还拿着一朵花。她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现在手笨了，画得不好看了。」我看着那张画，再想想她刚才说「找不到路」的样子，突然觉得特别心酸——她明明还在努力维持自己的体面，可疾病偏要一点点把她的能力拿走。
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她现在根本不会做饭，每天只能去家附近的沃尔玛超市，买个馒头、一份熟食当饭吃。「家里的煤气灶不敢开，怕忘了关，着火。」过马路的时候，她紧紧抓住我的手臂，手指冰凉，力气大得让我有点难受。「我看不清车，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跟着你我才敢走。」她的声音很小，还是想之前一样，有点不好意思，又像个依赖大人的孩子。
那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去她家里看看。一开始她还婉拒，说「家里乱糟糟的，不好意思让你们看」，直到我们跟她女儿沟通好，她才松口。推开她家房门的那一刻，我和社工都愣住了——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恶臭，厨房的垃圾桶里，食物残渣已经腐烂发黑，还爬着小虫子；沙发上堆着各种季节的衣服，像一座小山，有的衣服已经发霉；衣橱的门破了一块，她怕回南天潮湿，就把柜门全敞开着，里面的衣服乱得像刚刚经历了入室盗窃。
刘阿姨站在门口，有点局促地说：「衣服放进柜子就记不得拿，堆在沙发上，我还能看见。」我看着墙上挂着的她年轻时的照片——穿着职业装，笑着，眼神里全是自信，再看看眼前的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一个曾经把工作、生活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的人，现在连自己的客厅都没办法收拾，基本的卫生、健康都没办法保障。
那天我们从她家出来，第一时间找了社区书记，又跟她女儿打了三个多小时的电话。最后终于协调好了：联系家政公司定期上门打扫，物业每天去看她一眼，社康医生定期上门复诊、开药。后来刘阿姨再参加活动，跟我们说：「家里干净了，我睡觉都踏实了，医生给我开的药，我也没落下过。」她说话的时候，马尾扎得整整齐齐，脸上的笑容很轻松了很多。
在剪爱公益的这几年，我见过太多像刘阿姨这样的认知症长者，更见过太多被照护压得喘不过气的家属。高阿姨就是其中一个，她照护患认知症的老伴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里，她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有一次，她正在厨房做饭，转身的功夫，老伴就不见了。她急得浑身发抖，一边哭一边给女儿打电话，两人沿着家附近的街道找，从下午找到半夜，整整15个小时，才在一个公交站旁边找到老伴——他坐在地上，哭着喊「妈妈，我要找妈妈」。
高阿姨第二天就找了施工队，把厨房的隔墙砸了，改成了开放式厨房。「这样我做饭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他，不怕他再跑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满是无奈，眼里全是红血丝，手还在微微发抖。
还记得当时我们去她家走访，她跟我们说要去倒杯水，可过了半天都没动静。我走进厨房，看见她站在水槽前，水龙头的水哗啦啦地流着，她却盯着水槽发呆，像忘了自己要做什么。终于回过神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最近总这样，脑子一片空白。」
后来她才跟我们说，自己晚上总失眠，白天没力气，有时候看着老伴，会突然觉得特别累，甚至想过「要是他不在了，我是不是就能轻松点了」。直到医院给她开了抑郁诊断证明，她才慌了：「我要是垮了，老伴怎么办？」
其实高阿姨家附近的江川敬老院，就有认知症专区，还有60张床位，可她一直不敢送老伴去。「亲戚要是知道了，肯定会说我没良心，连自己老伴都不管。」她女儿也犹豫：「我要是同意送我爸去养老院，别人会不会说我不孝顺？」
我们跟她们聊了很久，还带她们去敬老院实地看。那天敬老院的护工正在带老人们做手工，有个老人拿着彩纸，虽然叠得歪歪扭扭，可脸上笑得特别开心。高阿姨看着老伴在旁边跟着护工拍手，突然红了眼眶：「原来他在这儿，也能这么开心。」
最后高阿姨还是把老伴送进了敬老院。一开始她总担心，每天都要给护工打好几个电话，直到护工每天给她发老伴的照片——早上在院子里晒太阳，中午跟其他老人一起吃饭，下午做手工。有次护工还发了个小视频，她老伴拿着自己叠的纸飞机，递给旁边的老人，两个人都笑得像孩子一样。
现在高阿姨终于能安心去散步、跳广场舞了，她说：「以前总觉得，照护就是要把他绑在身边，现在才知道，让他过得开心，我也能喘口气，才是真的对他好。」上个月她跟我说，她去看老伴的时候，老伴虽然还是记不清她的名字，可会拉着她的手，跟她说「你来了，我很高兴」。
认知症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也不是一个家庭的战斗。在剪爱公益，我们一直想搭建一个“能让大家互相取暖”的社会支持网络，而Emily的出现，让这个支持网络有了更温暖的力量。
2018年的时候，剪爱通过组织认知症纪录片《我只认识你》放映会进行社区科普，Emily就是来参加放映会的观众之一。她那天坐在最后一排，轮到观众互动环节，她犹豫了很久才站起来，说：「我妈妈得了额颞叶型认知症，这三年里，我跟她『斗』了三年。」
她跟我们说，妈妈刚开始的时候，总是跟家里人吵架，说他们「藏了她的东西」，后来慢慢记不起家人，甚至会对着她喊「陌生人，你别碰我」。她一开始不知道这是认知症，还跟妈妈吵：「您怎么能不认识我呢？我是您女儿啊！」直到去医院确诊，她才知道，妈妈不是「故意找茬」，是疾病让她变成了这样。
后来在我们机构的支持下，Emily发起了「爱·米粒认知症家属互助会」——这是上海第一个由家属发起的认知症互助组织。这七年里，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互助会上：每周三组织家属一起锻炼，怕大家总闷在家里会抑郁；每个月搞一次互助活动，请医生、护工来分享知识；疫情的时候，她还开了线上「情绪咖啡馆」，让家属们能在线上聊天、吐槽；甚至组建了家属工作小组，去帮那些特别困难的家庭家访、陪诊。
现在互助会里有两百多个家庭经常参与互动，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样「躲着藏着」，会在群里相互分享照护心得，带着认知症长者走出家门参与社交活动和公益快闪。去年我们在商场搞「忘不了餐厅」的快闪活动，就有好几个家庭积极报名，让老人来当「服务员」，冯叔叔就是其中一个。
今年是剪爱公益成立的第12年，这12年里，我们服务了大概2000户认知症家庭。可《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5》里说，现在中国有近1700万认知症患者，约占全球病例数的29.8%——我们做的这些，就像在大海里撒了一把盐，太微不足道了。
而且我们发现，很多人对认知症的理解，还停留在「老糊涂」、「痴呆」的阶段。有人跟我说「认知症跟我没关系，我还年轻」，可你想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每个人的脑子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有人跟我说「得了这个病，就只能在家里躺着」，可你看刘阿姨能参加社区活动，冯叔叔能当「服务员」，他们都在努力地生活；还有人跟我说「照护认知症老人，就只能靠家里人」，可你看高阿姨靠敬老院松了口气，Emily靠互助会找到了力量、传递力量——认知症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个家庭的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理解和支持。
根据2024年最新的柳叶刀披露，与认知症相关的风险因素有14个，而其中关键的缺乏运动、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酗酒、听力下降、视力受损等，都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来降低风险的，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成为一名「三好」学生，好好运动，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坚持学习新事物。我们现在做的，不只是帮已经确诊的认知症家庭好好生活，更想让大家在看到这些困在时间里的故事之后，从现在开始，关注自己的脑健康——为30年后、40年后的自己多做一点准备。
我总是随身带着我的黄色姓名大徽章，每次组织认知症活动，我都会别在胸前——这样他们就算记不住我，也能第一时间看着徽章叫出我的名字「嘉雯」。这就是我们理解认知症之后做出的一小步改变。
希望有一天，我们再也不用「老年痴呆」这个词。
希望有一天，我们走在大街上，看到认知症长者迷路，有人能主动上前问一句「阿姨，我带您找回家的路」；看到疲惫无助的认知症家属，有人能主动说一句「您歇会儿，我来给你搭把手」；看到认知症相关的公益活动，有人能愿意停下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就像电影《依然爱丽丝》里说的：「记忆或许会消失，但爱不会。」让我们看见那些「困在时间里」的人，也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成为美好记忆的守望者！
希望那一天，不会太远。
我的分享结束了，谢谢大家！
爱哲：
最后一位上台分享的嘉宾，是一位有故事的体育老师，他叫柏剑，他出身山村，靠着体育特长走出大山，而后的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跑步的形式，托起了三百多个困境儿童的人生，他被称为「马拉松爸爸」，那些走投无路的孩子发现了他，他又发现了托举孩子们的体育之路，硬是从岩峰里开出了朵朵鲜花。
柏剑老师曾经在今年2月份上过故事FM的节目，这次我们也特地邀请他来到现场，与故事FM的听友们面对面分享。有请柏剑老师。
大家好，我是柏剑，辽宁省鞍山市华育中学的体育老师，也是梦想之家的创始人。
我是最小的孩子，哥哥姐姐比较偏爱我，当年我学习成绩也比较好，他们就去山上刨中草药捉蝎子，举全家之力供我一个人读书。我的求学经历也挺坎坷的，如果按文化课成绩，我是我们药王庙乡的第一名，但是按我的文化课成绩是考不上重点高中的，但我靠体育特长走出了大山。
1993年，我接到了锦州师范专科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是全乡有史以来第二个大学生。乡亲们都很高兴，父亲把过年要杀的猪提前杀了，请全村的人过来吃。但吃完之后看到录取通知书，说得交军训费、住宿费、校服、书本……大致是一千多块钱，那个时候对我家来说是天文数字。
我父母就开始找亲朋好友借钱，最令我感动的是父老乡亲捐款。我记得当时拿那个农村大簸箕，捐钱往里放，分钱都有。后来我走出大山上学的时候，那条山路后边有一百多个父老乡亲送，我三步一回头，那个场面现在都记忆犹新。
上学后我就开始研究挣钱。我在我们学校门口开了个小吃部，那个时候同学们跟我关系挺好，一开始是我请同学们吃饭，后来是同学们上我这里吃饭捧场。我那个地方不到80平米，每天中午吃饭是要等翻台的。
第一个月我花300块钱请了个厨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会的东西我全学会了。然后我把厨师炒了，把我家的三姐叫过来，我把我的东西教给她。同时，家里贫困的同学上门帮我刷盘洗碗，可以免费吃饭，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生意特别红火，每天真的数钱数到手抽筋。
但后来大家开始签单，就是天天吃饭写白条。临近毕业，同学和老师欠我一万多块钱。毕业典礼的那天，我被选为优秀毕业生代表上台讲话。我拿着账本上了台，当着我们那一届全校师生的面，拿打火机把账本烧了，相当于烧了一万多块钱。
我当时说了一句话，这笔账我们一笔勾销。因为我们来自于全省各地，我们的师生情、同学情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我说完之后，我们的导员、前面的老师和同学都过来，大家在一起抱头痛哭。这一个举动让我收获了一辈子的友谊，毕业之后30年，每每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同学和老师都会义无反顾地帮助我。
1995年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鞍山二中当体育老师，我过去后就组建了一个自己的田径队。因为田径训练太累，半个月时间不到，一百多个孩子最后只有七个孩子留了下来。但这七个孩子当年几乎包揽了鞍山市铁东区全民运动会所有项目的冠军。
后来有个叫庞浩的孩子。他原来学习挺好的，但家里发生了一个变故，家里没人管他了，他学习成绩就下来了。但是他别的课不爱上，就喜欢上我的体育课。于是我就把他带在身边，跟我一起住。突然有一天，我回宿舍发现我的钱没了，那是我辛苦攒下的工资和做小买卖赚的钱，总共一千多块，藏在足球鞋底，只有庞浩知道。
之后我在一个小黑游戏厅里找到了他，我问他是不是把我钱偷走了，他不承认。我就找他妈，他妈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我知道我那死孩子什么样，然后转身就走了。
走了之后，这孩子没跟他妈回去，却跟我回来了。他对我说，我错了，这钱是我拿的，以后我指定改。然后他说了一句，我对他比他妈对他都好，能不能叫我爸呀？他喊「爸」的时候，我眼泪唰就下来了。
所以我22岁就当了爸，庞浩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从这一天开始，这孩子改变就特别大，后来他跟我练体育，考了沈阳体育学院，现在是我们地区的一个公务员。从庞浩开始，后面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被送到我这里，有的是家庭困难无力抚养、有的是单亲妈妈未婚生子，还有的是问题学生。我承担起了养育和照顾这些孩子的责任，我这里也成了一个大家庭。
我就像带庞浩一样带这些孩子，让他们跟我练长跑，像我一样，争取通过体育特招生的方式去上大学。特招之后，我家来了个特殊的孩子，朱宏伟。
这个孩子是当年他妈妈捡破烂带他流浪到鞍山，送到我这来，结果这个孩子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人生的逆袭。因为她的家庭原因，严重的营养不良，一直是小黄毛丫头，个子一直没长起来。
你平时跟她聊天，感觉她就跟小猫一样，但是她一训练起来就是那种拼命的劲头，特别狠。她有一句座右铭——我不让任何人在我前面跑。就这一个信念，后来终于在2009年获得全国800米冠军。当年她上学的时候，清华、北大、西安交大都想要她。
录取通知书接到的时候，也是我欠外债最多的时候，那时候欠了100多万的外债。这个孩子很懂事，因为西安交大给开的条件是免学费，北京当年第一年的学费一万多。宏伟就说，爸爸，我上西安交大，我不会让你失望。这孩子属实没让人失望，但是回想起来现在还是有一些遗憾，只是因为钱的原因没让这孩子上清华、北大。
但是这个孩子从大二开始拿到国家特等奖金8000块钱，一直拿到大四。他们这个系有一个保研的名额，最后她拿到了。后来她的导师推荐她去重庆理工大学当大学老师。最让我欣慰的是在去年教师节，她给我发一篇文章，她的学生写她《「渝」见好老师，你就是我的光》。她把这文章发给我，说爸爸，我终于成了你。
通过走体育特长生这条路，目前从梦想之家「跑」出了276个大学毕业的孩子，还有14个在读的。这些孩子原本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甚至有的在社会上流浪过，没有经过基础教育。但上大学对他们来说，可以见更多的世面，多受点高等教育，可能将来多一个选择的机会。
而我给他们选择的马拉松项目，是所有体育项目当中最省钱的，并且对天赋的要求也会低一点。只要你心脏没有问题，不是残疾人，身体、肢体没有特别的毛病，你肯吃苦就能达到一定的成绩。
1998年之后来的孩子都非常特殊，基本上就是联系到家长都很难，黑户也比较多。早期有很多被遗弃的孩子，不一定是他的妈妈没有能力养，是因为很多人年纪轻轻非婚生子之后，到了自己想组建家庭的年龄，在组建家庭的时候，新家庭容不下这个孩子。有的孩子就直接送到我家里，我判断一下，实在没有退路的才留下。如果要放开收，我知道我的承受能力支撑不下来。
我当时的工资是193元，为了养这些孩子，我就开始想着做一些生意。一开始开文具店、理发店、花店，后来就是手机配件、手机修理等。那个时候能想到的赚钱的行业，我都会去尝试。即便如此，我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临着借钱、还钱、再借钱的循环。
在那些艰难的时刻，我几次临近崩溃，但我没想过放弃，因为总有贵人相助。从195年到1998年是第一个坎。因为我们每天四点半起来训练，有点扰民，所以总被房东赶走。第一个帮助来自我的同事，他1998年借我了一个房子。之后就靠我和我家里人共同营生，一直维持到2011年，我成立中国第一个公益的马拉松俱乐部。
2011年成立俱乐部之后，也是体育成绩最辉煌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给我做了16秒的公益广告，结果全国一下子来了100多个孩子。但是，那一年也是我们这么多年人生最低谷的一年，也是临近崩溃的时候。
由于当时装修这个体育馆的时候，投资120多万吧，都是借的，本来体育总局是允许我承办一个马拉松赛事的，但是由于2012年十八大，大型活动不能搞，所以说这个赛事没举行，最主要这个地方后来政府改造的原因，把这地方动迁给卖了，所以我这一下就没有地方了，装修的钱也打水漂了！
那时候大过年，人家债主上门要钱来，当时把同事原来送我那套房子也抵押了，有个中巴车都抵押了，那时候真的很艰难，哎，你那是临近崩溃了，哎呀，大年初一我上烈士山去，自己喊了很长时间发泄一下，那是真是临近崩溃了！
一直到2013年，我们参加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得到了很多爱心人士的支持，成立了梦想之家。之后就比较平稳了。
后来有一次，抖音博主李娃娃和B太来梦想之家记录我们的生活。他们的视频播出后，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我们梦想之家。当时我们两个志愿者开了一个捐款账号，很多的捐款打过来，但是收到50万捐款后，我马上叫停，发一个声明，关闭一切捐助窗口。因为我们过苦日子过惯了，一下子得到的多了，就不珍惜了。而且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从2023年11月份，我就从「负翁」变成了正常家庭，欠债都还上了。之后我们自己也开始运营抖音账号，一个大的公益机构帮我们做了公益立项，对我们帮助特别大。现在这个公益机构公益平台上有月捐人渠道，我们可以收到稳定的捐助。
其实如果将来我们各方面的社会因素健全的话，我希望梦想之家是能关门的，我希望再也不会有这样被迫离开父母和家庭的孩子了。
童年只有一次，我希望有缘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时候，他们能健康一点，童年尽量欢乐一点。如果童年积极阳光，他们的性格就一辈子积极阳光，也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很多孩子来到梦想之家之前是不够自信的，甚至是自卑的。到梦想之家后，通过跑步，他们会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积极阳光。
但是我们国家很大，还有一些困境儿童需要社会力量去帮忙。现在的孤儿，包括事实抚养孤儿政策是非常好的，但很多人不知道，收不到这些信息。所以就需要更多的公益组织把这个事情宣传到位。
我坚持了几十年，孩子们给我的回馈成为了我的动力。2008年我代表中国去伦敦传递火炬的时候，临近出发前几天，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孩子们把家里布置的很漂亮。他们用大米饭蒸了一个心型蛋糕。他们说，爸爸你过几天就要走了，这是我们给你做的蛋糕，还有一双李宁运动鞋的礼物。
那双李宁运动鞋我后来查了一下，价值500多块钱。我之前没给过他们太多零花钱的，我怕是不正当的方式得来的，我就找到李宁店去了，结果那个营业员一边讲一边流泪。他说你这些孩子太懂事了，他们大的小的一起凑了这些钱，说爸爸过几天要出国去传递火炬去，要给爸爸买双好的鞋。我现在想起来还很激动，那一刻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真的。
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四位讲述者的分享。也谢谢你的在场，正因为你的倾听，大山里的诗歌才会被听见，困在时间里的老者才会被看见，而那些深陷精神暴力泥潭的人们和被流浪的孩子们，也会有新的注目，他们也许就是你我，也许就在你我身边。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看见这些困境，听见这些「没说出口的事」，你的在场，本身就是一种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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