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作者：SSIR中文版
近年来，越来越多资助者选择协同行动：联合决策、共享信息，将资源集中投向高影响力的项目。这种协作方式加快了决策节奏，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受资助方在沟通与评估上的负担。但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逐渐显现：当大额支持告一段落，项目是否真的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还是会遭遇增长停滞的“资金悬崖”？基于实际案例，本文回顾了“共建式慈善”（Collaborative Philanthropy）如何拓宽资助视野、放大影响力，也直面其在长期支持上的局限。文章进一步提出一系列可实践的做法，探讨这一模式如何从一次成功的协作，迈向支撑长期成长与组织韧性的下一阶段，让社会创投项目不仅得以生存，更能持续茁壮成长。
印度社区居民正在讨论运用生态安全基金会的方法开展土地修复计划。
在过去的十年里，共建式慈善（Collaborative philanthropy）迅猛发展，数十亿美元被用于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项目。现在，是时候怀抱更大的梦想，重新构想未来的可能性。通过优化资助者的协作方式，我们能够做出更迅速、更大胆的决策，筹集更多资源，并共享知识——同时减轻受资助方的负担。尽管我们已经见证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仍有空间去完善和加强这一长期策略。以下是我们所学到的经验，以及我们相信共建式慈善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Rippleworks（支持社会创新组织扩大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参与了从正式平台与召集机制，到非正式网络与信息共享等多种形式的共建式慈善实践。基于此，我们总结出五条经验教训：
通过参与诸如“大胆计划”（The Audacious Project）等平台，我们得以资助那些原本可能不会考虑的组织。作为2020年“大胆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接触到了“人道救助开放街图团队”（Humanitarian OpenStreetMap Team，HOT）。在HOT出现之前，地图绘制并不在我们通常关注的社会创新领域内。“人道救助开放街图团队”向我们指出，全球仍有10亿人未被地图记录，长期处于“不被看见”的状态。没有地图，就无法有效地派遣急救人员、规划疫苗接种工作或追踪疾病的传播。到2020年，该团队已经绘制了一亿人的地图，他们的目标是覆盖10亿人，这需要大量资金注入。那一刻我们意识到：如果真正关心改善人类境况，就必须从“让他们被看见”开始。
最终，“大胆计划”社区资助了“人道救助开放街图团队”，为生活在贫困与灾害高风险地区的10亿人绘制地图。自获得资助以来，该团队已在24个国家绘制了7.07亿人的地图，并有望在2025年实现10亿的目标。这些地图已被用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实现95%的麻疹疫苗接种率，帮助疟疾喷雾团队覆盖莫桑比克部分地区80%的家庭，并成为防止疾病传播的关键基础设施。如果没有共建式慈善，我们可能不会了解到这一团队，更不会被激发去支持这项重要工作。
Rippleworks投入资源支持内部员工，由他们负责寻找并对我们资助的每一个项目进行尽职调查。我们发现，通过积极主动与其他志同道合的资助者合作，我们可以相互支持，以加快决策速度，并减少重复向受资助方索要相同信息的情况。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我们与其他同样关注生计干预措施的资助者共同发起了一个小组。当Rippleworks对一家在西非运营的小型农业企业开展尽职调查时，我们发现一个机会：生计影响力基金（Livelihood Impact Fund）可以直接基于我们尽职调查的结果做出资助决定。对于选择保持支持团队精简的资助者而言，借助值得信赖的尽职调查尤其有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持续向理念相近的资助者共享尽职调查信息，使他们能够更快加入资助。过去一年，我们为这家企业和多位受资助方成功筹集到匹配资金。共享尽职调查，既能在关键增长点聚集资金，也能以更有利于受资助方的方式形成连续的资金支持。
许多受资助方反复提到，“超越资金”的支持对他们而言具有深远的价值：“这不仅仅是资金的投入，更是意味着你们在支持我们。”Rippleworks通过短期、高影响力的项目支持受资助方，将他们与引领行业的高管对接，共同应对最关键的运营挑战。我们赞赏并鼓励其他资助者，不止提供资金，也关注受资助方在规模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障碍。对于那些长期处于资源不足、网络匮乏状态的近邻型领导者（proximate leaders，与议题最贴近、拥有在地经验的一线领导者），我们更需要有意识地提供分层的、量身定制的非财务支持，以匹配每一位受资助方的实际需求。
没有预设议程，合作往往更容易。在我们与其他生计资助者组成的非正式小组中，大家都对不同的“贫困毕业”（poverty graduation，通过资产、技能、补助、辅导等组合干预，帮助极端贫困人群实现可持续脱贫的一套系统方法）路径十分好奇，愿意共同探讨其优点。为此，我们举办了一场关于“贫困毕业”的学习交流会，邀请该领域的专家参与，并共同承诺：在同一框架下分析各自现有的资助组合，希望我们今后在支持受资助方时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无论是通过“大胆计划”（The Audacious Project）等平台协作提供大额资助（big-bet funding），还是与其他资助者协调后续资金（follow-on funding），我们都看到资金成功实现了倍增，并顺利流向全球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创投项目。自成立以来，仅“大胆计划”就已筹集数十亿美元。其他协作平台——包括Blue Meridian、Co-Impact以及Forests，People，Climate（FPC）——同样推动了大量资金流向社会创投项目，使其获得关键发展所需的“大额支票”。如果缺乏如此规模且连续性的资金支持，再具潜力的社会创新也无法实现规模化。
尽管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这种方法仍存有不足——这些局限与潜在机遇，对整个慈善领域都同样适用。当我们作为资助者，未能考虑并支持组织贯穿其规模化的整个历程时，资金缺口就会变成难以克服的增长障碍。许多组织在获得一次性的大额资助后，会面临所谓的“资金悬崖”（fiscal cliff）——当初始支持逐渐耗尽、却尚未建立起可持续路径时，增长便会突然停滞。以“人道救助开放街图团队”为例：自2020年通过“大胆计划”获得资助以来，他们从为1亿人绘图扩展到覆盖7.07亿人，并将在不久后实现10亿人的目标。在过去四年里，他们一直按计划完成各项目标。然而，随着资助周期临近结束，他们发现，尽管影响力已得到充分验证，其他慈善资源仍在迅速枯竭。如果共建式慈善缺乏明确的长期可持续策略，即使是最具影响力的创投项目也可能难以为继。
通过直接资助与支持社会创投项目，并参与多个协作平台的实践，我们逐步明确了应对这些局限的前进路径，也得以勾勒出共建式慈善下一阶段的可能形态。从今天开始，我们都可以采取一些切实的行动，包括：
●预先制定计划，在慈善资金与潜在的政府或市场机制之间搭建衔接通道，实现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代表受资助方与规模更大的资助者协调合作，帮助其连接未来资源，而不是把全部压力留给受资助方。
●提供专业知识与其他非财务支持机制，帮助受资助方建立可持续的运营模式；“可持续性”的定义应以受资助方的情况为准，而非资助者的。
●将受资助方的体验置于我们所有工作的核心，首先便是让尽职调查的流程不再繁琐或重复。
●延续已有成效的做法：彼此激励投入更多资源；通过共享尽职调查减少受资助方与资助者的时间成本；并通过彼此分享经验教训来加速资助者群体的学习。
共建式慈善已经为像“人道救助开放街图团队”这样的组织释放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但现在是时候更进一步了。为了确保持久的影响力，我们需要超越初始资金投入，建立促进韧性和增长的长期战略。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重新定义支持社会创投领域的意义——确保它们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能够在未来茁壮成长。共建式慈善的下一个发展阶段，能够真正帮助这些组织充分发挥其潜能。
“人道救助开放街图团队”致力于让长期被忽视、服务不足的群体被看见。得益于共建式慈善的支持，该团队有望在2025年完成对10亿人的地图绘制。
道格·盖伦是Rippleworks的首席执行官。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5年冬季刊
原标题：Reimagining Collaborative Philanthr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