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身边Ourlife，作者：阿迪啾啾，编辑：吴瑶，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
我叫阿迪，是土生土长的西海固姑娘。
我出生的小县城，风干燥得能擦出火苗，在有雨的夏季，大地才会挣扎出稀薄的绿意。四面山塬静静地吞吐着人烟，主干道多显空荡。路旁是高矮不齐的房屋，裸露着红砖的本色。时间在这里流淌得极慢，慢到可以听见风吹过电线发出的呜呜声，慢到能看见自己的影子缓缓移动。
我成长于一个双职工家庭，父亲是水利局的科员，母亲在中学做行政。夫妻都是县城单位的“公家人”，在90年代初，这是让许多人艳羡的组合。他俩是当年各自老家村里少有的大专生，不止一次跟我说起是如何凭借勤奋读书、从更贫瘠的乡下考出来，进而端上了“铁饭碗”、跳出了“农门”的。
但“金凤凰”的翅膀，也要沉重地拖拽着尚未飞出的大家庭。乡下的亲戚，但凡哪家遇到点难处——孩子上学凑不出学费、老人看病缺钱、盖房娶亲手头紧——都会有无形的手，伸向本就不丰厚的家底。
我清晰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春天午后，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大家穿白色运动鞋。我兴冲冲跑回家，央求母亲买双新的给我。她却翻箱倒柜，找出一双鞋帮已发黄、鞋面有几道斑驳蓝色花纹的旧鞋。我哭着不肯穿，母亲连哄带骗，说“别人注意不到的”。
运动会那天，阳光刺眼，操场上的同学们像一群跃动的小白鸽。而我站在队列里，眼睛死死盯着自己脚上那几道突兀的花纹，脸烧得厉害。那一天的兴奋、欢乐与我无关，整个世界都缩小成我脚上那双格格不入的鞋。我只想挖个洞把自己的脚埋起来。
晚上我带着委屈早早入睡，半夜迷迷糊糊醒来，看见父母眉头紧锁坐在外间屋昏黄的灯光里，父亲低着头，抽着烟，母亲拿着一个笔记本，两人正低声絮叨合计着家里的开销。沉甸甸的焦虑和精打细算的窘迫，像冰水一样灌满我懵懂的心田。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不是母亲不想给我买，而是她不能。
那盏昏黄色调散发暖光的灯，成了我心中隐秘的、久久扎着的刺。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父母的工资加起来也就两千出头，既要应付人情往来、生计所需，还要源源不断地接济老家的亲人，日子常常捉襟见肘，容不得半点非分之想。
他们也曾短暂地燃起过不甘现状的火苗。那时“下海”经商的风潮涌起，不少人都雄心勃勃地去了深圳闯荡。我父母也被这股风吹得心头躁动，摩拳擦掌，尝试做了点小生意，想让日子宽裕些：我父亲托外地的朋友批过一些啤酒，堆了小半个院子，结果因销路不畅、储存不当，很多瓶子爆裂，酒水流了一地，那股酸馊的酒味弥漫好久都未散去；他还曾买来一辆“蓝鸟”轿车，利用下班时间，跑过几个月的“黑车”，常常熬到深夜，眼里布满血丝；我母亲手巧，踩得一手好缝纫机，曾在家门口支过一个小裁缝摊，帮人改个裤脚、换个拉链，赚个块儿八毛。
两人最宏大的一次尝试，是满怀希望地用我的名字开了一家公司。如今网上依旧能查到那家早已被吊销的空壳，那些残存的工商记录，像时代的注脚，沉默地见证着那些无疾而终的奋斗。零散的努力，最终都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泛起无奈的涟漪，黯然沉底。
身边人真实的“下海”经历也渐渐让我父母的热情冷却下来。家属院里见面就笑眯眯逗我的李叔，和他媳妇在嘈杂的菜市场里为了几毛钱的菜价，当众厮打起来，披头散发，狼狈不堪。母亲无不可惜地感慨：“他辞了公职，倾尽积蓄还借了债，跟人去深圳闯，结果全被骗子卷走了。”末了，她长叹一声：“生意不好做啊，还是有个稳定的工作保本儿。”
破碎的发财梦、因债务而反目的亲人、追悔莫及的叹息，日日锻打固化了父母心中的念头——任何脱离体制的冒险，都是将全家拖入万劫不复的赌博。这种信念也在亲朋好友的态度中被反复强化。跑长途货运的表舅，每次风尘仆仆地来我家，总会感叹：“还是你们好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单位还给分房，我这天天把命拴在方向盘上，跑一趟长途回来，浑身像散了架，也剩不下几个钱。”
于是，父母见缝插针地告诫我：“能吃公家饭，才是好工作！”然后，早早为我规划好了一幅“努力读书—毕业—考编”的人生图纸。
2008年夏天，我高考结束，超一本线二十来分。填志愿的日子，家里的气氛凝重又务实，父母摊开厚厚的报考指南，头几乎要凑到一起，手指在密密麻麻的专业名称和院校代码间缓慢移动、比划、停留。他们讨论的焦点，不是我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也不是那些专业蕴藏着怎样瑰丽的知识和人生可能性。他们掂量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对考编有优势。
“法学、行政管理，这些好。”母亲的话语带着不容置疑，“以后考公务员、进事业单位，路子宽。”
父亲在烟雾缭绕中点了点头，算是默认。
我安静地坐在桌子的另一侧，像被提前安排好所有戏份的局外人。冰冷的清醒穿透了高考结束后的喜悦。我意识到，大学对我而言，只是驿站，未来的终点已被锁定在某单位的办公椅上。
从小到大，我已经习惯在升学、选科、乃至买什么衣服、交什么朋友这些事情上乖乖听父母的，我人生的重大决定上几乎都由父母包办。反抗的念头不是没有过，但总在萌芽状态就被父母那混合着忧虑、期待和不容置疑的“听话”“懂事”“爸妈还能害你吗”的训诫掐灭。我带着稀薄的期待，也带着一种“反正毕业后要回家考编”的认命感，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2
我就读的大学，是福建的一所一本院校，专业是父母定的行政管理。
南方的风湿润，带着海水的咸腥，黏黏地附着在皮肤上，与家乡的风截然不同。校园里，植物的绿浓烈得近乎奢侈，榕树的气根垂落如帘，紫荆花开得没心没肺，与家乡那单调、苍凉、甚至带着悲怆感的黄土色调，形成了触目惊心、近乎残酷的对比。
不仅是景色气候的迥异，更强烈的冲击来自我的同龄人。宿舍四个女生，一个来自温州，家里做生意，开学第一天就用着最新款的诺基亚手机；一个来自广州，父母是医生，床铺上摆满了各种英文原版小说；还有一个本地人，周末回家，周一总会带来各种精致的点心。
我贪婪地呼吸着能拧出水的空气，也惊喜地发现，从小被西北风沙磨得有些粗糙的皮肤，竟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细腻起来。我带着羞涩感叹：“南方真好，皮肤都变好了！”室友用指尖沾着乳白色的膏体轻点在脸颊，漫不经心地回应：“是吧？我妈给我新买的‘腊梅（LA MER，海蓝之谜）’，用着皮肤状态是挺稳定的。”
我闻言一愣，脱口而出：“腊梅？不是一种花吗？”随即就看到室友投来略带诧异又忍俊不禁的目光，我的脸“腾”地烧了起来，尴尬得无地自容。从小到大，妈妈用的化妆品，不是“大宝天天见”，就是商店里那些花花绿绿、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杂牌。那些瓶瓶罐罐散发出的浓烈香气，是我童年里关于“美”的记忆。
那年节假日回家，我被一种莫名的冲动驱使，拉直了自来卷的头发，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了指甲油，笨拙地涂满双手，又买了一盒十几块钱的眼影盘——劣质的塑料盒子，装着俗艳的粉末。我躲在房间里，笨拙地用附赠的小刷子蘸取涂抹，色彩斑驳，晕染得一塌糊涂，镜中的自己滑稽又陌生，母亲推门进来，看到我的样子，眉头立刻皱紧，语气尖锐：“弄这些花里胡哨的干什么？能把心思多用点在正事上吗？”
斥责像一根针，戳破了我小心翼翼鼓起的探索美的勇气。那短暂的、笨拙的尝试，成了我青春里一个羞于启齿的秘密。
格格不入的感觉，在归校时达到顶峰。
室友兴奋地分享着从日本旅游带回来的包装精美的“白色恋人”饼干和各种新奇零食。我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床铺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背包的带子。包里装着父母特意准备的土特产——一大包晒得硬邦邦的、带着浓郁风沙与阳光气息的杏脯。
父母在我离家时殷切地叮嘱：“带给你同学尝尝咱家乡的好东西！”然而，看着室友们手中那些精致、洋气、象征着“远方”和“富足”的包装，再想想我那朴实无华、甚至有些土气的杏脯，一种强烈的难堪涌上心头。最终我还是没有勇气拿它们出来。这些凝聚着父母心意和家乡风味的杏脯，在宿舍潮湿的空气里发软，粘连在一起，被我在夜深人静时默默吃掉，心里五味杂陈。
2009年，大二，我加入了一个读书社，认识了一个来自澳门的男生。他的手指修长洁净，指甲总是圆润整齐，握书卷时非常好看。每次社团聚餐，他总会走到我身后，动作轻柔地为我拉开椅子。吃饭时，会询问我的口味，不动声色地将我爱吃的菜转到我面前。
这种细致入微的绅士风度，让我受宠若惊、印象深刻。因为西北小城的同学聚会上，男同学们会高声喧哗，一根一根地抽烟，大杯大杯地喝酒，为一些琐事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喝得醉醺醺的男同学，会拍着桌子，把空酒杯“哐当”一声杵到我面前，舌头打着结喊：“倒酒！”我有些慌乱地拿起酒瓶，看着金黄色的液体冲入杯中，激起了过多的白色泡沫，瞬间溢了出来，流到桌上。男同学不满地嘟囔着，带着毫不掩饰的嫌弃：“啧！怎么倒的酒？泡沫这么多！”
我眼前浮现出澳门男生那双干净修长的手和他为我拉开椅子时那温和含笑的眼神，周围嘈杂的划拳声、哄笑声瞬间远去。一种难以言喻的委屈失落，像丝线一样缠绕上我的心头。
大三那年，室友们开始规划毕业去向，她们讨论着雅思、托福和出国读研。那些词汇和蓝图，对我来说，遥远却又充满了极致的诱惑。我很想抗拒被父母预设好的“毕业就回家考编”的未来——那个未来，像一幅褪色的旧年画，灰扑扑地贴在记忆的墙上。
当家乡的朋友来信说风沙又起时，我正坐在校园里开满紫荆花的长椅上，粉紫色的花瓣如雨般簌簌落下，沾满我的发梢肩头。我闭上眼，想象自己不再是那个在黄沙中捂紧口鼻、步履匆匆的女孩，而是像电影女主角那样，在大城市玻璃幕墙的写字楼里，穿着利落的套装，踩着高跟鞋，步履生风。这些画面，带着不切实际的浪漫，在我脑海中反复闪现盘旋，像一群躁动不安的鸟，渴望冲破牢笼。
我鼓起勇气，去校门口的留学中介咨询。穿着职业装的中介老师带着职业化的微笑，报出一长串令人咋舌的费用清单——学费、生活费、保证金……我脸上燃起的光彩瞬间黯淡。那不是一个数字，而是横亘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我甚至不敢跨出一步去丈量它的宽度。我默默回到宿舍，把印刷精美的宣传册塞进抽屉最底层，像丢掉一颗酸涩的杨梅。梦想的火焰，被现实的冷水浇得只剩一缕若有若无的青烟。
校园里的紫荆花经历第四个开谢的轮回，毕业季悄然而至。
我内心的撕裂感清晰又疼痛：一方面，是想要挣脱束缚、拥抱外面世界的强烈渴望，另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和长久以来的惯性依赖。父母的电话如同无形的绳索越收越紧：“简历投归投，但四月份的省考必须回来参加！”“外面那些私企不稳定，说倒就倒，哪有编制牢靠？”“女孩子，安稳最重要！”
亲戚们的观点如出一辙，在他们的认知里，“体制内”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是安稳、体面、保障的代名词，任何偏离这条轨道的尝试，都是离经叛道，是拿青春和未来做赌注的愚蠢行径。
更深的恐惧，源于对自身竞争力的审视——大学四年，那个潜藏在心底“回家考编”的保底选项，麻痹了斗志，稀释了紧迫感。我没有去拼命刷高绩点、去争取奖学金；没有早早规划，积累几段亮眼的实习经历；没有未雨绸缪，提早准备考研……站在就业的风口浪尖，自己手里空空如也。
我尝试向几家心仪的公司投出精心修饰过的简历，却石沉大海。偶尔幸运地接到一两个面试邀约，却在面对HR犀利老练的提问或看到其他面试者侃侃而谈时，感到词穷胆怯，最终表现平平，再无下文。
心虚像冰冷的潮水，一点点漫上来。我逐渐意识到，南方的光鲜亮丽，注定与我这个过客无关。带着满心失落和对未来的茫然，我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士兵，灰溜溜地踏上了返乡的列车。
3
窗外的风景逐渐从葱茏绿意变为西北的苍凉。火车驶入家乡略显陈旧的车站，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熟悉的停滞感。
四年时间不见，家乡的变化很大，新建了好几座综合商场，原本空荡的街道也出现了短暂蠕动的车流。喇叭声、广告声、商家的叫卖声混杂在一起，构成繁忙而混乱的市井交响。最显著的变化，是住宅楼像整齐划一的积木群，成片地拔地而起，带着不由分说的气势，将小城原有的轮廓向外推开。
在父母那混合着期盼、忧虑和如释重负的眼神里，我沉默地退回到高中时代的小屋。四年前高考结束的夏天，我曾意气风发地将所有课本试卷塞进麻袋，发誓再也不要回到这方寸之地。命运却像一个圈，我带着南方的水汽和一身未能安放的躁动，终究被推回到了原点。
书桌被母亲仔细擦过，这块曾承载过大学梦的木板，如今被另一批更为沉重的东西占据：从网上淘来的、从书店买回的考编资料——行测、申论、公共基础知识……这些书本像几座大山，压迫着本就狭小的房间，也压在我的心头。我彻底告别了大学的自由散漫：早晨七点被闹钟拽起，晚上十二点带着一脑袋混沌的知识躺下。时间被看书、刷题填满，我像一头被蒙上眼的驴，拉着名为备考的磨盘，不停地转。
我很快发现，这种生活非我独有。我出生的那一代，计划生育政策正抓得紧，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父母的牵绊和家族的期望使得我大部分出去读书的同学都选择了回家乡，加入浩荡的考编大军，比如我的好朋友洛洛。她家境与我相仿，从重点一本制药专业毕业后，本来打算留在上海药企，可在大城市的就业、居住压力以及家人的施压下，只能选择了回家考编。她跟我抱怨：“唉，我是真不想回来，但我爸爸身体不好，真难办。”
偶尔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的同学聚会，交流的话题，不再是大学里的趣闻轶事或对未来的雄心壮志，变成了考情分析、岗位对比、复习心得，以及谁谁谁“上岸”了。父母的关怀小心翼翼，母亲会轻手轻脚地推门进来，放下洗好的水果，欲言又止，最终只化作一句：“别太累。”父亲会在我吃饭时，看似随意地提起：“你叔家的儿子，去年考上了市里的税务局，听说待遇很不错，又稳定。”这些话，像浸水的棉花，闷得我喘不过气。显然，考上公务员，不仅是工作选择，更是一场关乎家族体面和个人价值的无声战争。
我忍不住打电话给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打拼的好友，一提到回家乡，她的语气陡然变得激烈，像压抑许久的火山：“我再也不想回到那西北小城！不是嫌弃家乡，是实在受不了那种一眼就望到头的日子！”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决绝的恨意：“我宁愿在北京住合租房，挤地铁挤到变形，加班加到吐血，至少我知道我在为什么拼。我能看到不一样的可能，回去？除非我死了！”
她的话是喷薄而出的烈焰，那烈焰越是炽热耀眼，越能映照出我的灰暗落寞。
父母同事的儿子，大我一岁的哥哥，已“全职”在家考编一年了。某天深夜，我的手机屏幕亮起，是他发来的消息，字里行间充满了绝望的沙砾感：“阿迪，我快撑不住了……真的好痛苦，每天在家里，除了做题就是做题，感觉整个人都跟社会脱节了，同学聊工作，我一句话都插不上，像个傻子。我现在什么都不挑了，不管什么岗位，哪怕是去山里守水库，我只想上岸，只想有份工作！”
屏幕幽暗的光映出我的脸，我仿佛能看到屏幕那头，一个曾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蜷缩在昏暗的房间角落，被备考和失败的阴影折磨得形销骨立，眼中只剩对“上岸”近乎病态的渴望。那种深不见底的绝望彷佛顺着网络蔓延过来，浸透了我的四肢百骸。
2012年4月，我的第一次考编战役打响。目标锁定在靠近省城的一个地级市的民政部门。这是经过反复权衡的选择，是试图在逃离家乡小城和规避省城的惨烈竞争间找到的平衡点。
笔试设在一所中学，暮春的阳光很好，考场里肃穆得让人心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手心里的汗又冷又黏。交卷铃声响起，我虚脱得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
等待成绩的日子沉重又漫长，出结果那天我的手抖得厉害，页面弹出：笔试第四名。
这个结果像烧红的钉子钉进瞳孔——我报考的岗位，招录比例1:3，也就是前三名进面试。我以0.1分的差距，被精准地、无情地挡在门外。母亲的电话立刻追了过来，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的痛惜埋怨：“哎呀！就差那么一点！你这，你这报错岗了啊！要是报其他岗位，你这分数稳进面试啊，唉……”后面的话，她没再说。
委屈、不甘、懊恼，种种情绪翻涌。可奇怪的是，一丝微弱的火苗，也在这惨淡的结局里顽强地闪烁——0.1分，是遗憾，却也像一道光，让我真切地看到了可能。“我好像并不是完全不行，离那个门槛原来可以这么近。”
第一次考试的失利，像一剂诡异的强心针，反而给我注射了一种扭曲的自信。那颗被南方生活撩拨过的心，又开始不安分地悸动。一个充满诱惑的念头冒了出来：考深圳的编制。这念头像一座横跨理想与现实的桥梁——桥这头，是父母要的“铁饭碗”；桥那头，是我梦想的矗立在海岸线上的“罗马”。我兴奋地对父母说：“我想去深圳试试，那边机会多，平台也高。”沉默了几秒后，父亲回应：“去试试也好，见见世面。但别抱太大希望，那边……水太深。”他们谨慎地默许，带着对远方的不确定。
4
怀揣着双赢的憧憬，2012年5月，我再次南下。
走出深圳火车站，喧嚣热浪裹挟着汽车尾气和鼎沸人声扑面而来。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车流如同金属洪流永不停歇。令人窒息的快节奏，与家乡小城那缓慢、慵懒甚至带着点破败的悠闲，形成云泥之判。一切都在高速运转，而我像个误入精密仪器的零件。
我借住在表姐城中村的出租屋里。表姐大我五岁，三本毕业后就来深圳打工，在一家外贸公司做跟单，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像大多西北家庭一样，表姐家也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编制高”，表姐的拼搏，在周围亲戚看来，终究是“漂着”。
“我不回去，深圳才自由，才有的闯，才有希望。进不了体制，难道我要去喝西北风吗？”表姐一边吃泡面一边说。
出租屋狭窄、潮湿，早上天没亮，我就被鸡鸣狗吠吵醒。出去买日用品，得穿过挂满“万国旗”的逼仄巷道。晚上，躺在吱呀作响的床上，听着老旧风扇的噪音和蚊子的嗡嗡声，我会恍惚：这是我梦想的“罗马”吗？
但坐公交车经过深南大道时，看见那个蓝色的路牌，我会由衷地觉得“深南”这两个字好听又浪漫。我喜欢这里闷热的天气，永远在盛夏一般的热烈的绿植，和每个人都急匆匆有事要做的样子。
我锁定了深圳某区级宣传部门一个报名人数少、看似竞争小的岗位。
考前候场时，我在角落里争分夺秒地背着一些题目。一个二十岁左右、戴黑框眼镜的男考生走到我旁边，瞥了眼我手里的资料，用带着浓重广府口音的普通话说：“别看啦，你现在看有什么用？”
我心头猛地窜起一股火，觉得他多管闲事，语气里还带着居高临下。“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赌气般低下头，不再理他。
拿到试卷，我的心像绑了石头直沉河底——题目灵活又新奇，居然考到了深圳地理环境的特点，还考到了深圳制定的某条例中的具体内容。我熟背的那些模板套路，毫无用武之地。
考完后，我只觉千斤重负被卸下，跟表姐去吃了一家很好吃的海鲜粥，那天是我压抑许久后最放松的一天。
没多久，我又投入了紧张备考状态，我自知得用好“应届毕业生”这个身份，不断搜集梳理各地的考编信息，在岗位间斟酌比对，每天保证刷够题目，保持应试状态。
深圳考试的名次惨不忍睹。当时我正在办离校手续，虽有预期，但还是难过。周围是意气风发、前途闪亮的同学，一股强烈的疏离感和自卑感攫住了我。深圳那个男考生的话，像恶魔的低语般回响。我再一次意识到，有些差距，不是努力就能弥补的，是环境、资源和视野格局的天堑。
我蹲坐在石阶旁，怔怔地想到一句话：“落后的不仅是我，还有我出生的地方。”
带着失望，我办好了毕业手续回了家。既然去不了深圳，就去个离家稍近的地方吧。
此时恰逢西安某管委会招考事业编。十三朝古都，离家不远，生活成本比一线城市低，又比家乡繁华。跟父母商量后，我抱着近乎卑微的期待，独自前往西安。考前一天，从考场踩完点后，为了放松紧绷的神经，我去了大雁塔散心。
我漫无目的地逛着，在一个卖小工艺品的小摊前停下了脚步，好奇地打量着一些兵马俑小摆件。我伸手进外套口袋，想掏出手机看看时间，却意外地带出一张五元纸币，打着旋儿，无声掉落在小摊前灰扑扑的水泥地上。我刚要捡，皮肤黝黑、体型肥硕的摊主像炮弹一样弹了起来，指着钱用浓重的陕西话大吼：“额滴钱！你甭动！”
我吓懵了，血液冲上头顶又瞬间退去。身处异乡独自一人的恐惧压倒了委屈，我伸出去的手像被烫到一样缩回，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明明是我口袋里掉出来的钱，怎么就成了他的呢？
我不敢再看那个凶神恶煞的摊主，更不敢迎接周围那些或冷漠或幸灾乐祸的目光，像躲避瘟疫一样踉跄着逃离。身后，似乎还隐约传来那男人粗声粗气的嘟囔和几声意味不明的嗤笑。
被拿走的钱虽不多，但于众目睽睽之下被蛮横冤枉的屈辱感却如鲠在喉，扎碎了我对这座古城的好感和期待。我像个游魂一样悻悻然回到临时落脚的廉价旅馆，窗外，大雁塔在夕阳中勾勒出剪影，我却无心再看一眼，心中只剩下恐惧、厌恶和被恶意针对的悲凉。
旅馆房间隔音极差，隔壁的电视声、走廊的脚步声、楼下隐约的喧闹，清晰可闻。我蜷缩在散发着淡淡霉味的薄被里，瞪着天花板上模糊的污渍。脑海里像有一台坏掉的放映机，一遍一遍、高清慢镜头地回放着下午令人难堪的一幕。
第二天考试，我顶着黑眼圈，疲惫不已，强打着精神走进考场。那次考试的题目让我印象深刻——不是因为难，而是偏。很多很奇怪的题目，其中有一道行测题，考的是某个办公软件里极其冷僻的“功能快捷键”。对大学刚毕业、缺乏办公经验的我来说，无异于刁难。我竭尽全力地调动着所剩无几的精力，试图在混乱的思绪中找到答案。监考老师提醒“还有十五分钟”的声音像催命符，许多题目只能连蒙带猜。
笔试失利的阴云尚未散开，命运似乎铁了心要继续捉弄我。坐上拥挤的公交车前往火车站，车厢里的气氛安静又诡异。沉浸在考试失利中的我无暇他顾，直到被一种不祥的感觉惊醒，扭头一看，背后的书包敞着大口，仿佛在咧嘴嘲笑我。
“糟了！”我急忙翻看，钱包果然丢了，里面有一千多块现金和各类银行卡。我欲哭无泪。万幸的是，返程的火车票和手机还在我的裤兜里，使我不至于寸步难行。
坐在火车上，看着建筑在暮色中后退，眼泪止不住地流，这趟西安之行，不是寻梦，简直是受难。
回到家后，父母的目光小心翼翼，亲戚们热心的问候像裹着糖衣的子弹：“你家这女子，心还野得很，怎么一个劲想往外跑？外面哪有你想得好混？外地的考试你以为你能考得过？”
我受不了“无业游民”的身份，也怕像那个全职考编的哥哥一样与社会脱节。2012年9月，我和好友洛洛一起，参加了家乡“三支一扶”的考试，被分到一个街道办事处。这里的工作不甚轻松，每天都有批量的资料需要录入，另有纸质档案要一并整理装订。要不断学习政策，给前来咨询的群众做好解答。除此之外，单位里的大小事务，都会被要求去帮忙打杂。工作虽琐碎繁杂，却像一块浮板，给了我微薄的收入和喘息的空间，又能让我继续备考。一日日过得虽枯燥单调，但自食其力的感觉和好友的陪伴，让我觉得生活不至于太糟。
5
2012年8月，省里的人事官网上公布了一则政法机关公务员的专项招考公告，这次司法系统的招录名额很多，在僧多粥少的编制考试中，简直是旱地甘霖。好友洛洛与我都报考了司法系统，她为求稳选择了家乡，我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不甘心留在小城，转而报考了省城。
历经没日没夜的备考，我终于结束了笔试。成绩公布的那天，一家人围坐在电脑前，父母的冷峻面容在看到成绩后如春日花苞绽放：“丫头！笔试第二！领先第三名十来分呢！”
家里喜气洋洋，亲戚朋友都说“稳了稳了”。在众人的簇拥和祝福中，我有点飘飘然，仿佛一只脚已踏进了那扇梦寐以求的大门。
听闻周围的考生都在报价格不菲的面试封闭培训班，父母也毫不犹豫地拿出五千块钱，替我报了一个噱头挺大的培训班。我向单位请了一周假，为接下来的面试做准备。培训班里大概有三十几个学生，都跟我年龄相仿，我笔试成绩高，基础也不错，很快成了老师口中的“好苗子”。
有天，我在教室里边看试题边拧罐头瓶，却怎么也打不开，无奈之下便向后座的男生求助，他眼睛深邃明亮，棱角分明的脸，笑起来有陈冠希的痞帅。高压封闭的环境里，孤独和压抑发酵，我的眼睛盯着面前的题目，脑海里却始终浮现着他的脸。“专心一点。”我努力驱散脑海里不合时宜的动心。
但命运似乎不准备放过我。他频繁出现在我的微信和清晨的教室门口，早餐在手，笑意盈盈。他总是借口面试压力大，变着花样哄我开心。
那天傍晚教室，空旷安静，秋寒冷冽，夕照斜入，光尘飞舞。他的手穿过那片浮动的金光，轻轻碰触我的手——指尖很暖，微微发颤。我的掌心，沁出薄薄的汗。
我跟他谈恋爱了，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压抑太久，我贪婪地汲取着这份不合时宜的温暖，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不是一个备考机器，仍是一个鲜活的、值得被爱的女孩。
我开始走神，答题的逻辑链条不再清晰严密，言语表达一塌糊涂。我的心思不再全部投入面试，而是想跟男友多聊一会儿，再多聊一会儿。他和我一同编织美好的幻想——两人双双“上岸”，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一起开启人生新篇章……虚幻的未来图景，比枯燥的面试更具诱惑力。
自大的天真，让我俩觉得面试一定可以。
面试考点设在省城，面试前一天父母专程陪我同去，他们帮我订好旅馆，为我打气，还约了几个在省城的叔叔阿姨一起吃饭，拜托他们以后多照顾我。觥筹交错间，大家都夸我考得好，我的心底开始升起一丝不祥，事以密成的道理我懂，那种惴惴不安，让我如坐针毡。
第二天面试，面对面无表情的考官，我心跳骤然加速，主考官念出第一题，大概是“硕士生吐槽年薪不如农民，你怎么看？”
我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平日里背的框架模板，因为紧张一个都想不起来。我声音干涩颤抖，词句像断线珠子，杂乱无章，断断续续说了一些毫不相干的内容。看到考官微蹙的眉头和彼此交换的眼神，我心里的恐慌更进一步被放大。
面试准备过程中的一心二用，汇成此刻手足无措的窘迫，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正从里到外地崩塌。时间在煎熬中流逝，直到冰冷的声音响起：“时间到。”我踉跄着走出考场，大脑里只有一个清晰无比的尖叫声：完了！
结果毫无悬念，面试垫底，总成绩靠后，淘汰出局。男友也落榜了，我不想见他，心里隐隐地恨。
当晚我住在阿姨家，眼泪默默流了一夜。
鲜明的对比是，与我一起参加“三支一扶”、一起在考编路上摸爬滚打的好友洛洛，顺利“上岸”了。
“你的分数要是报家乡，肯定就上岸了。”洛洛安慰我。她回原单位做交接，春日阳光斜斜地打在她身上，整个人亮晶晶的。我坐在工位上，指尖冰凉，死死攥着一支笔，假装埋头整理早已整理过好几遍的文件。同事们簇拥着她说“恭喜”，我也只能强忍哽咽祝贺，心却碎成了一片片。
洛洛的喜悦像一面擦得锃亮的镜子，清晰照出了我的狼狈。她抱着我说“下次一定行”，身上是阳光和崭新未来的好闻气味。平日与我交好的同事，也带着小心翼翼的神情，轻轻拍了拍我的肩。我只能僵硬地点头，从喉咙里挤出“谢谢”。
落榜后，我和男友黯然分手。父母的叹息像巨石落地，我没敢让他们知道在面试班谈恋爱的事。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生活再一次回到封闭的循环牢笼：上班下班，复习到深夜。做题间隙，窗外偶尔传来邻居的说话声或孩子的嬉笑声，遥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界。傍晚我会绕着家附近的小路溜达一圈，是一个囚徒短暂的放风。
压力太大，看着那些做过一遍又一遍的题，我心头总会窜起无名邪火。崩溃不是没有过。对着反复做错的题，我抓起圆规狠狠扎向自己的手臂。尖锐的疼痛让我倒吸冷气，血珠冒出。也有过好几次，我发疯似的撕扯书和笔记，碎片像雪花片片飘落。发泄完后，看着满地狼藉，巨大的空虚和恐惧又攫住我——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啊。
我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颤抖着把碎片捡起来，用胶带一片片粘合，像修补自己破碎的人生。
6
接连的打击让我身心俱疲，连期盼本身都成了一种奢侈。日子单调压抑，枯涩，凛冽，朔风扬沙。
心力交瘁中，我参加了2013年的国考，硬着头皮报了省城人民银行中心支行的岗位。我买来宏微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金融法规教材，一本本啃过去。对非金融专业的我来说，那些曲线、公式、条文，如天书般晦涩难懂……我抄笔记，刷真题，但却总觉得知识只在大脑皮层滑过，落不进心里。
考试那天，我居然在考场碰到了高中同学。展开试卷，一道道题目排列整齐。我认得每一个字，连在一起却看不懂含义。计算题的数据陌生，论述题的术语疏远，案例分析的方向模糊。我握着笔，在答题卡上写下答案，内容近乎编造。
好不容易捱到交卷，走出考场，奇怪的是，预期的沉重或羞耻并没有袭来。心里空荡荡的，像被一场无声的海啸彻底洗劫过，连废墟都没留下。
我在日记本上写道：“人生有很多难熬的时刻，此时此刻，我正处在这种境地。我一边自我怀疑，一边给自己打气。但我更多时候更像是一具行尸走肉：机械地起床，吞咽食物，翻书，做题。对未来不再抱希望，只是木讷地复习，一遍一遍做题。好像除了这个，我已经不会做别的事了。”
2013年暮春，省考开始，这也是我参加的第六次考试。
选岗位时，巨大的心理阴影让我只想逃避，想着就报个特别偏僻、条件艰苦的乡镇岗位算了，竞争小，几率还大点，将来虽然环境差，但好歹是个编制，能满足父母的要求，也能让自己从这无休止的失败中解脱出来。我甚至带着一种自暴自弃的悲壮感，开始懂哥哥说的那句：“我只想上岸！只想有份工作！”父母看着我憔悴的样子，心疼不已，虽然心有不甘，但也默许了我的选择，只求我能早日“上岸”。
就在提交报名前，在省城工作的阿姨打来电话，一听我的想法就提高了嗓门：“你疯了吗？要考就考省城！眼光一定要放长远！”
“阿姨，我……我考怕了。”我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只想早点上岸，不管哪里。”
“傻丫头！”阿姨斩钉截铁，“求上得中，求中得下，求下而不得！道理你不懂吗？现在因为害怕失败就降低标准，去一个你根本不想待的地方。就算考上了，你开心吗？能待得住吗？到时候想出来，比登天还难！你现在需要的不是逃避，是破釜沉舟的勇气！”
这话像重锤敲在我心上，我最终咬牙报考了省城某工商部门的管理岗位，只招1人。
笔试成绩公布后，我列第二，与首名1分之差。有了前车之鉴，我对面试投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抛开了所有杂念，心无旁骛。
因缘际会，我在大学旁看到一个面试培训班的广告，是一位年轻老师自办的课程，学费不贵，一千块钱出头，允诺试听满意再交费。在母亲的陪伴下，我决定先去听听看，没想到，第一堂课，老师便点名让我答题。众目睽睽之下，我面红耳赤，语不成句，老师转身对我母亲道：“阿姨，您回吧。她得靠自己。”随后看向我：“一定要多开口。”
在老师的要求和自我强迫下，我努力克服恐惧，不放弃任何一次模拟发言的机会。起初，浑身颤抖如筛糠，声音发飘，脑中空白。但每次我都逼自己，声音再大一点、再连贯一点。每天雷打不动地对着镜子练，录音听，找同学模拟对练。吃饭斟酌框架，睡觉默念要点，连片刻闲暇也在积累素材。
结课前夕，我已能面对满室目光，从容陈述，侃侃而谈。老师跟我说，他最看好我。
面试如期而至，我紧张依旧，但发挥尚稳。等待成绩的日子焦灼漫长，公告放出，我的面试分数位列第一。
喜悦如潮水刚漫过心岸，旋即被冰冷的现实卷退：笔试的分差，让我总成绩仍居第二。
那一刻，我异常平静。我没有哭，失望积压得太厚，情绪竟似枯竭。我对父母说：“我死心了，我看不到希望。”我拿出大学时考的教师资格证，准备去试试教师的招聘。
在公交站边等车边刷招聘信息，我忽感一阵眩晕，天旋地转，慌忙扶住站牌才勉强站稳。那一刻，许多画面不由分说地撞进脑海：高嫁出国、不用工作的大学同学，自在地做着家庭主妇，不用为生计和就业烦恼；高中学渣同学，考试门门不及格，只顾谈恋爱化妆，大专毕业却能被父母安排进国企；靠关系进了银行的朋友……我知道世间从无绝对公平，可喉头仍被酸涩堵住：为什么、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辛苦？我靠在公交站牌旁，一个人哭了好久。
谁料命运如此吊诡，于绝境中逢生——没过几天，我接到招考部门的电话：第一名放弃了，我作为第二名被递补录取。
幸福来得太突然，我握着电话反复确认，泪水再次奔涌，这一次，是苦尽甘来。
是的，23岁这一年，我实现了父母的期盼，进入了体制。我百感交集，鉴于过程有些侥幸，我告诉自己，必须对得起这份运气。
7
我被分配到业务经办窗口，得尽快熟悉每一项业务的流程和政策细节，努力做到耐心、细致、微笑着服务。最初成就感激荡，尤其是当办事群众真诚道谢时，那种开心和价值感是真实的。
但变化的发生无声无息——我每天处理大约80到100个号，来办事的人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这个证明去哪里开？”“还需要什么材料？”“要等多久？”同样的回答要在一天内重复几十遍。我的手指记住了每个业务对应印章的位置和所需力度，接过、翻页、盖章、录入、递出，说“请核对签字”，这套流程像刻进了身体里。
那种深刻的厌倦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像背景噪音一样持续存在着。
有次，一位跟我母亲年纪相仿的阿姨因为缺一份关键证明，急得在柜台前掉眼泪。我心里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木然地告诉她“材料不齐，下次再来”，接着喊了“下一个”。
直到下班，我才想起她通红的眼眶，心里隐隐不忍。
也有无力委屈，一个中年男人因为跑错了办事辖区，在我耐心解释后，突然在大厅暴怒，指着我的鼻子骂，嚷着要叫领导，一口咬定我是在刁难他。领导闻讯赶来，为了息事宁人、避免投诉，严厉地对我说：“先给人家道个歉，然后想办法处理。”
我强忍着翻腾的怒火和羞耻感，红着眼低头说“对不起”，但那种深刻的憋屈，好多天都散不去。
不过最大的安慰是，我收获了珍贵的“初代同事”。大厅里人和人的关系较简单，大多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没有太多复杂的利益纠葛。周五下班后，大家聚在一起撸串，去KTV唱到深夜，肆无忌惮地吐槽领导和遇到的奇葩事，分享彼此的迷茫脆弱。我们见证彼此从职场小白跌跌撞撞地起步，哪怕隔了好多年再见，也能一秒找回当年的默契，亲密无间。
在窗口的第三年，身边的同事不断被轮岗调走，我也鼓起勇气去找领导，小心翼翼提出轮岗。领导坐在办公桌后，和颜悦色地听我说完，开口道：“窗口是最锻炼人的地方，你要珍惜。年轻人，多历练没坏处。你的想法知道了，以后再说。”我回到工位，突然感到一阵恐慌：我才26岁，难道往后的几十年，都要这样每天面对这套流程、这块玻璃、这片固定大小的天空？
这份曾让我梦寐以求、费尽千辛万苦得来的编制，成了困住我的笼子。最初“上岸”的喜悦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逃离欲望。然而，离开体制谈何容易？对于将体制内的安稳视若珍宝、将外部世界看作洪水猛兽的父母来说，我若敢辞职，就是不可原谅的。
回想在大学时的我，秉怀着我有很多可能的想象，一心想闯荡世界。但26岁的我，却感到一阵惧怕，很复杂，是一种被驯化后的清醒。一方面，怕去外界失败后连这个“透明的笼子”都回不来，另一方面，我感到一种深刻的背叛，那个喜欢《辛巴达历险记》、渴望做一个勇敢自由的水手的小女孩，在心底质问：“这就是你千辛万苦想要抵达的未来吗？”
思来想去，唯一能被父母接受、也让我自己觉得尚算体面的出路，似乎只剩下一条——通过遴选去其他单位。
目标明确后，我开始了第七次考试，报了省厅一个和外事相关的岗位，需加考英语。我跟父母说了，他们没反对，只说“往上走总是好的”。
窗口中午休息一小时，我用十分钟吃完饭就躲到档案室角落的旧桌椅旁，掏出单词本默默诵背。有同事路过看见，好奇问我干嘛，我那时还没学会遮掩，和盘托出正在准备遴选。他们笑我：“你男朋友家境不是挺好？抓紧结婚生孩子才是正事，还考什么试。”我默然，只是把单词本又翻过一页——除了考试，我从未考虑过通过其他方法改变自己的人生轨道。
那次遴选我失败了，笔试时的英语考题看得我云里雾里，结果公布，我连面试都没进。父母打来电话，语气里是如释重负：“考不上就算了，有份稳定的工作不容易。年龄不小了，该考虑成家了。”
他们总说“在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却好像从未真正听进去我说“这份工作让我不快乐”。
刚过27岁，又一次遴选报名开始，我做了一个决定：不与父母商量，我要完全遵从内心，自己选择一次。
我筛出几个感兴趣的岗位，最后圈定了三个：人才交流中心、文化部门、还有一个偏技术性的岗位。我用了最原始也最公平的方式——抓阄，闭眼摸了一个。展开纸条那一刻，心跳如鼓。有点慌，但更多的是一种陌生的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完全自己做决定。
目标锁定，剩下的就是全力以赴。笔试内容庞杂，我重新捡起时政和公文写作。白天在窗口，集中精神应付流水线般的工作，一有间歇，大脑里就开始自动回放背过的知识点。
西北的冬天再次来临，我只觉得心中有一团火。下班时天已漆黑，寒风刺骨，我围紧围巾，逆着风走到公交站，坐车去城市另一头的辅导班。课堂很小，学生寥寥。老师讲面试技巧，讲时事热点。下课总在晚上十点以后，我小跑着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厢里常常只有我和司机。车窗上结着冰花，模糊了外面流动的夜景。我靠着冰凉的玻璃，手指冻得僵硬，但脑子却异常清醒：觉得自己和《垫底辣妹》里的主角很像，我们的夜晚不同，但那种感觉相通——世界睡着了，你在赶路；别人在休息，你在孤独中坚持。
也许是之前无数次应试积累的功力，我笔试通过了。准备面试依旧折磨，压力最大时，我甚至跑到空无一人的消防楼梯间，锤着冰冷的墙壁，把堵在胸口的那股气低声吼出来。
成绩公布那天，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拟录用名单第一位时，我愣了几秒，然后长长地、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新工作与窗口天差地别，内容复杂，挑战不断，需要持续学习和思考，新鲜感确实带来了活力，但压力也随之陡增。我曾在除夕夜独自在办公室加班修改紧急信息，也曾通宵熬夜填报系统数据，甚至在婚礼后的第二天就回到岗位。我正被快速塑造成一个能扛事的“大人”，被迫成长的滋味，复杂难言。
8
生活似乎走上了正轨，我好像过上了某种“主流的生活”——留在父母身边，有了稳定的编制，结婚生子。人生脚本被一只无形的手飞速翻页，我带着一种近乎报恩的疲惫和完成使命的解脱，在爱与孝的引力下，完成精准降落。
困惑在对比中却愈加清晰，我刷着手机看别人的生活。那位在北京的好友已很少联系，她的朋友圈是另一个世界：读了EMBA，又去了哈佛和剑桥游学，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周末总是充斥着高端论坛、画展和精致的下午茶。我会恍惚，羡慕那种自由与丰富。
现在的我，生活节奏被孩子的课表、单位的考勤和家庭的日程所切割。体制内那种一板一眼和流程正确，有时会让我这种骨子里喜欢一点创造的人感到一种无声的憋闷。就像穿着尺寸恰好但面料偏硬的制服，行动无碍，但总觉不够舒展。
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深夜自问时，答案并不响亮。人生走过35个年头，我却好像一直在完成别人的期待，如果“想要”指的是一种少年时代曾憧憬过的生活——比如像辛巴达那样在未知的海域冒险，或是像北京好友那样在聚光灯下游刃有余，那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闲时跟在深圳的表姐聊天，她曾信奉奋斗就能改变一切，嫁给同在深圳打拼的老乡后，生了两个娃，成了全职主妇。她的字里行间满是疲惫，吐槽带孩子如何吞噬了她所有的时间和自我，“没有自己的生活”、“年龄大了找不到工作”是她重复最多的句子。
我放下手机，环顾四周被生活杂物填满、却也称得上温馨的小家，一种更为复杂、近乎愧疚的宁静会漫上来，我没有剑桥的塔尖和需要盛装出席的盛典，但有平庸又幸福的日常：带孩子回父母家吃饭，母亲会做一桌菜，父亲陪孩子玩；偶尔和闺蜜约一顿火锅，吐槽领导，聊聊育儿经和最近追的剧。
想到这些瞬间，像呼吸一样自然，也像呼吸一样不可或缺。朋友的生活令我偶尔神往，但眼下的生活——由这些具体、平淡甚至琐碎的事务构成，却更真实。
我还有一些零散的念头，像暗夜里未熄的星火，在心底闪烁：买了不少资格考试的书，总想学点新东西；尝试去讲了脱口秀，体验不同的表达方式；自学了裁缝，做了好多个发圈送给闺蜜；电脑里那个存了十来万字故事片段的文件夹，偶尔还会打开增删几笔；我甚至想过，要是哪天实在烦了，是不是也能去摆个摊，或者开家小店？
可这些念头一冒头，自己就先笑了——身边认识的关系好的人几乎全在体制内，我对真实的商业世界一无所知。如果离开这个供养我又束缚我的系统，我凭借什么生活？
考试、上岸、挣扎、再上岸……十次考试，一场漫长的跋涉。它给了我一份安稳，却也在我心里划下了一道刻痕：我似乎只会通过“考试”这条路，来改变命运。
如今，我偶尔也会想起当年考场上那些焦虑而年轻的面孔。路，好像走通了一条。但我知道，真正的课题或许才刚刚开始——如何在既定的生活轨迹之外，触摸到更真实的自我；如何自洽，允许自己害怕，允许自己停留，但绝不允许自己认命；如何在命运的浪涛中，不仅倚靠体制这艘大船，也能为自己造一艘小艇。
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可能会更孤独，但肯定也会，更自由。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身边Ourlife，作者：阿迪啾啾，编辑：吴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