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作者：理想的编辑部，原文标题：《怎样送礼看起来不像“行贿”？》，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尽管我们身处商业社会，每天都在和商业活动打交道。但商业世界就像浮在海面上的一座冰山，表面的光洁之下，是一块巨大的、阳光无法穿透的暗沉坚冰，身为普通人的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海面之下发生了什么。
金伯莉·凯·黄，一名越南裔的美籍社会学家，通过持续数年的调查研究，在《蛛网资本主义》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这座冰山的完整面貌。
通过对数百位私人财富经理、基金经理、企业家、银行家及审计师等金融从业者进行深入访谈，黄为我们揭示了全球资本如何编织出了一张巨大的隐秘网络，那些富豪榜上见不到名字的隐秘富豪，借助“蛛网”般错综复杂的金融工具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产的隐匿与资金的跨境转移，并不断从新兴市场中攫取财富与资源。
这是一本兼顾宏观与微观描写的著作，书中不仅勾勒出了这张资本“蛛网”的整体脉络，还通过一个个案例，为我们展示了全球金融精英如何通过分红、高薪聘请、贿赂等具体策略，编制利益网络、与地方权力甚至政府官员进行勾结，通过“特惠交易”攫取超额利润。
《柯克斯书评》评论称：“这本书揭示了一种秘密且通常具有犯罪性质的运作机制如何帮助富人攫取和保护他们的钱财与声誉……在这项精彩的研究中，金伯莉·凯·黄展示了蛛网资本主义如何直接导致了不平等。”
怎样送礼看起来不像行贿？
行贿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这主要取决于行贿者与想要贿赂的政府官员的亲近程度、限制或促成其行贿行为的法律结构，以及投资者进入市场开发的发展阶段等方面。
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罗斯曼概述出了个人可能会采用的三种掩人耳目的贿赂策略：送礼、利益捆绑和经纪业务费。“这三种策略各有不同的内涵，它们都为（行贿者）提供了否认贿赂的合理方式。”
在研究的早期我就了解到，行贿并不总是通过简单的现金支付来完成的。例如，在参观一个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时，我曾天真地问当地一位45岁的房地产开发商“奎”：“您会给他们塞红包吗？您怎么知道该包多大数目的红包呢？”奎笑着跟我解释，他会通过送高度个性化的礼物来掩盖这类不光彩的关系：
你来自西方，所以你会认为，向政府官员行贿是不对的，但在越南，现实就是这个样子。想想看吧：他们每个月只能赚200—300美元。他们怎么能光靠这点钱来生活呢？他们也得吃饭啊！我们付钱给他们，让他们做分内的工作……（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直接打钱行贿，你必须要做得更加精明些。每个人也都很不一样，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需求。比如，有人可能有孩子，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帮他支付孩子上学的学费。或者，我们也可以给他们的妻子买一块昂贵的手表或一只手提包，这些东西在香港很容易变现的。
当地企业家深深嵌入关键政治精英的封闭网络中，他们会通过高度个性化的送礼策略来掩盖这些不光彩的关系，送的礼物种类也会因每个人和每种关系的不同而不同。要是投资竞争者未能摸清如何巧妙地进行这类深层的个人交流，他最后可能就会损失惨重。
例如，在我对越南当地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仁”的采访中，他就阐述了他在争夺胡志明市黄金地段的竞争中所面临的困难，以及这些人际互动会如何促使投资者想出新的方式来巩固个人关系。仁解释说：
项目的最佳开发商并不总是那些赢得投标的人。赢家是那些知道如何玩好当地投资游戏的人。即使你付了钱，你也必须处理好政府的人事调动。每隔几年，政府就会换届，然后你必须得处理好与新官员的关系，他可能会为了支持自己的朋友而把你赶出市场。每个人都知道，那些顶级开发者都与政府高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也就意味着，顶级开发者必须给这些政府高层官员以及他们下面的每个官员一些好处。
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就需要与官员打交道、做好大量的关系工作，这不仅要评估什么形式的贿款合适，还要懂得怎样以精心策划的最佳方式行贿。未能支付适当的贿款可能就意味着，开发商将无法获得经营业务所需的执照或许可证，或者是已经在办理的营业许可证也可能会突然被暂停办理。
我询问开发商是如何管理这些关系的，仁向我解释说：“在我们公司，（首席高管）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打理关系上，而后台办公室中的每个人都在思考该如何去具体执行。”仁还给我看了手机里他和他的合伙人在一次与当地官员签约时拍摄的照片。这张照片上有他们私人公司的六名男性，以及另外五名身着绿色干部服装的政府官员。在照片的正中间，三名公司高管正在和政府官员握手。仁指出，握手是他们已经稳固关系和结盟的一个标志。为了走到这一步，他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通过送奢侈品礼物来迎合政府官员的口味。
爱马仕手提包和劳力士手表是最常见的礼物，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是令人垂涎的、难以获得的奢侈品，也因为它们是高价值的储存手段，能够在二级市场上快速变现。一位知情人告诉我，他妻子赠送了一个价值1万美元的爱马仕手提包给他商业合作伙伴的妻子，以便获得他们最近完工的一栋公寓大楼的入住许可证。我想追问并了解更多细节，所以我便评论道：“对于一个重大（200万美元）项目而言，那只能算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钱了吧。”
奎回应说：“这就是为什么你得发展长期的关系。你以每次增加一点点的方式来赠送礼物，这就使送礼看起来不像是行贿。我们总是不得不考虑很多和礼物相关的事情。例如，她喜欢什么颜色呀，她喜欢什么款式啊。”投资者会不遗余力地打造个人故事，讲述他们是如何想方设法才买到他们送给政府官员的那些礼物的。
例如，一位投资者就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不得不每个月给他女儿一笔津贴，让她在爱马仕商店购买一些小件商品，以便能与爱马仕的某位销售人员建立好关系，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年多。这是因为，在爱马仕商店，人们不是简单走进商店就能购买到某只包的。客户必须首先与销售人员建立关系，然后还要等到购买的机会，最后，他们才能直接从商店购买到梦寐以求的某只手提包。
互相挟持的破坏性关系
送礼还只是行贿的冰山一角。随着投资赌注的增加，贿赂的规模和分配方式也会随之增加。除了送礼之外，行贿者还会设法通过各种利益捆绑策略来行贿，这些策略巧妙地将政府官员锁定在和投资者互相挟持的破坏性关系之中。
利益捆绑涉及一系列交换，它们会使声名狼藉的交易看上去也没那么不光彩。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以工资的形式向政治精英的近亲提供经济报酬和/或通过离岸工具向指定的代理人提供公司股份。
为了降低风险，他们会与中央政府的关键官员建立长期的个人关系。这些投资者在国家—市场关系中对这种赞助关系感到很自在，他们还向我描述了他们的这种文化相似性。俊是一名来自韩国的35岁投资者，他向我解释说：
越南特别容易让我们想到早期阶段的韩国，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时，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市场潜力。这个国家有9000万人口，中产阶级也正在不断壮大。在过去的几年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700美元上升到了2015年的2200美元。这说明了什么？新中产阶级（将会）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要有更好的住房……和购物广场。我们知道如何满足这一点，因为我们在韩国也看到过同样的经济增长。我们所缺乏的是语言技能和人脉关系。越南（政府官员）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办事方式，他们也很难相处。
我问俊能否澄清他所说的“很难相处”的具体含义，他便给我详细讲述了他的公司必须处理的那种腐败行为。他解释说：“当你带着外汇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必须记住，你是在他们的土地上做生意。他们想确保自己能得到‘报酬’（他强调了一下‘报酬’这个词，意指贿赂）。他们总是希望你能来开发这里，然后在你完成项目后，再把你给一脚踹出去。”我问他，在这样一个普遍缺乏信息获取渠道、法律存在多种解释，而且腐败现象也很盛行的市场中，他是如何做生意的，他回答说：
当你填满他们的腰包时，你就能让他们对你心存感激。也不仅是他们需要钱，这对你自己也有好处，要是项目出了问题，你也总可以拿这个来威胁说要揭露他们。这是一个充满了诡计和报复的肮脏世界。你的公司雇佣党内官员的家属，关系越密切就越好……我会雇佣他们的侄子或侄女，但最好能是儿子或女儿，因为这样一来，如果他们想卸磨杀驴地赶走我们，（他们）也就相当于是把自己的家人拉下水。
俊所描述的是一种“相互挟持”和相互毁灭的关系：通过以离岸股权形式收受外国投资者的贿款，政府官员便将他们自己牵涉到了犯罪活动中来。
聘用党内官员近亲的决定也能为投资者提供一些保证，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官员就不会随意揭露他们的不光彩活动，因为这样做也会伤害自己的近亲。为了让资金流入政府官员的口袋，他们还承担了潜在的曝光风险。然而，东亚/东南亚的投资者不太会担心这种风险，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政府不会在本国以外执行反腐败法。
经纪业务费：合理化的行贿
2009年，我开始采访刚接触到越南市场的西方投资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避开了征地阶段（即投资成本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开发阶段），因为这涉及多个官僚阶层的受贿问题。购买土地、重新拥有土地使用权，以及获得适当的营业许可证和建设许可证都需要行贿。
最初进行的采访让我以为，贿赂只会发生在第一阶段的土地征用阶段，或是只会发生在越南当地企业家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交易中。随着我的研究继续开展，我发现西方投资者也会试图巧妙地利用这里的体制。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将它合理化。
外国开发商乔恩谈到，重要的就是要弄清楚如何行贿但又不至于将自己直接卷入犯罪活动中。例如，在一个开发项目停滞不前了五年后，乔恩向我阐述了他在当地促成房地产交易时采用的新策略：
在过去五年中，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每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本地化。进入这个市场以后，你不能还以美国人的身份来告诉政府官员该怎么做。那套是行不通的，我尝到了苦头，也吸取了这个教训。如果你和某某某（指的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也是西方投资者）交谈，你就会发现，他们也适应了这里的行事方式。我不能与当地领导人建立直接的个人关系，因为不仅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而且作为一名投资者，这会让我太接近可能面临的腐败指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与中介机构或公共机构合作，建立起牢固的伙伴关系……我们与越南当地一家金融公司有密切合作，还聘请了一支律师团队。我们必须与能够帮助我们与政府建联和打交道的人合作。
我对乔恩的采访，以及随后对其他几位西方投资者的采访都揭示了一点，即他们会通过经纪人策略来协商处理这类不名誉的关系：他们聘请了可以代他们行贿的第三方机构的调停者，以便抵御和联合承担刑事指控的风险。
第三方经纪人包括当地资产管理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公关机构，它们为投资者与当地的投资机会牵线搭桥。西方投资者有在其母国被定罪的风险，无法亲自参与到行贿和具有隐蔽性威胁的基础工作中来。或许正因此，他们才通过聘请被人称为“中间人”的当地调停者来在他们自己和当地官员之间建立起一种缓冲关系。
在埃里克的例子中，他们设在越南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会聘请当地的律师，他们是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并能获得必要批准、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关键人物。为了追踪这种商业实践，我还与三位不同的当地律师讨论了他们如何在越南执业。一位35岁的律师“顺”向我解释说：
在越南当律师和在美国当律师不同。这些年我一直在学校里学习法律，但最终，最好的律师也未必会赢。你还必须得和法官有关系。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与法官和主要政党官员建立关系上。要是没有这些关系……那不管我这个人有多聪明……也不管我法律学得有多好、辩护口才有多么精湛……我们都会输掉案子。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不用上法庭进行辩诉。一旦我们向对方展示我们有多么强硬的后台关系，对方就会自动退避三舍，然后，我们便前去进行调解，或者是达成某项私下协议。
董是C国的一位房地产投资者，他就认识并介绍给我这样一位调解者—崔女士。当我问崔她承担的是什么角色时，她告诉我，她是一名在当地有着深厚关系网的投资顾问。我又问她是如何向潜在投资者表达这一点的，她回答说：
如果你付足够多的钱给合适的人，你就能一直待在这个市场游戏中。要是有人向你的关系人脉支付了比你支付的还要多的费用，那么，你就出局了……这里没有人会完全相信法治。问题的关键是，你的这些人脉关系有多广、多硬。
崔还向我描述了她的公司如何处理这些打款。她说：
因此，他们向我们公司支付了一笔“法律咨询费”，以便确保所有的文书工作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并且确保他们是财产的最终所有者……就我们这方而言，我们知道政党的官员每五六年会换届一次，所以，我们赚钱的时间有限。因此，我们建立了合法的途径将我们的钱财转移到国外，主要通过离岸账户以外币的形式获得报酬。
虽然崔最初只同意与我会面一个小时，但我们的谈话最终持续了三个小时，因为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她的家人要在他们身居要职、尚有政治权力的一段有限的时期内，管理好她家当前的各种人脉关系的压力。崔似乎并没有将自己作为中间人的行为定性为市场欺诈。
正如她所认为的那样，她为投资者提供了一项服务，这项服务就是获取内部消息、确保营业许可证的准确办理等。崔没有将她自己视为贪官污吏（kleptocrat）的同党，她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填补一些制度上的空白，为投资者提供他们的投资组合可能需要的各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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