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伍慧萍
12月13日，德国总理默茨表示，欧洲必须做好“同美国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准备。此前9日，他也公开回应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称部分内容“无法接受”。
外有俄乌和平谈判加速推进、特朗普政府新战略猛批欧洲，内部则是经济增长停滞数年、“极右翼”选择党在国内民调中一度跃居第一……上台半年多的默茨联合政府面临国内外种种不确定性与挑战，具体表现如何？德国政府承诺的经济与各领域改革政策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在德国外长打前站后，默茨预计明年年初的访华之旅会聚焦哪些议题？
在12月13日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活动，“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5）：政治“右转”背景下的德国》”发布会现场，观察者网对话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带来解读。本文已经对话者审阅。
【整理/观察者网郭涵】
观察者网：德国媒体12月7日的最新民调显示，默茨总理领导的联合政府民调创下新低，仅21%受访者表示满意。能否请您介绍一下默茨上台以来支持率一路走低的基本背景和主要因素？
伍慧萍：默茨总理所领导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德国的“全民党”之一。二战后，德国主要有两个全民党，分别是联盟党和社民党。上世纪70年代，这两党在联邦大选中的得票率加起来能超过90%。但两大全民党的影响力下降，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随着德国的政党格局发生变化，政党碎片化程度加剧，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越来越多。
以前，对于联盟党来说，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三十非常正常。但这次大选中该党得票率仅有28.5%。上台后，联盟党的民调支持率也维持在较低位置，徘徊在24%到28%之间，并时常被其主要竞争对手——右翼民粹乃至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全国民调中超过。
全民党政治影响力的变化是观察德国政治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作为二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联盟党的民调时常被选择党赶超，说明德国政治和社会发生了深层变化，这背后折射的是民众对德国当前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发展现状的不满。主流民众，尤其是中间阶层的选民，不一定完全支持选择党的主张，但可能会出于对主流建制派政党的不满，转而通过支持选择党来表达抗议。
这也折射出，德国主流建制派政党需要进一步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默茨政府上台后，明确将“强大德国”、提振经济作为执政重点，出台了不少政策，希望吸引投资，并在外交上发挥影响力和领导力。不过，新政府上台刚超过半年，到目前为止，成效还不显著，民调支持率仍有待提高。
观察者网：近期也有一些针对德国企业的民调，比如77%的受访企业对德国政府的工作不满，中型企业中不满比例高达83%。一些分析指出，默茨上台之初承诺的“新时代”未能兑现，因为提高债务上限的前提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但现在却是养老金方案扩张、财政支出增加，改革没有按计划推进。能否讲讲德国经济上存在的困难？
伍慧萍：默茨政府在推进其经济计划的过程中遭遇各种阻力。首先是执政联盟内部，联盟党与社民党在一些政策理念上需要协调。默茨政府推进政策时势必需要关注社民党的核心诉求。比如，此前联盟党内部一些年轻议员反对社民党提出的养老金改革方案，差一点引发政府危机。因此，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会影响经济改革议题的落地。
其次，德国经济目前不景气，未能迅速走出低谷，这一现状有多方面原因。默茨政府上台后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推出了“国家现代化”议程，针对德国经济竞争力下降的趋势实施改革方案，包括为企业减税、去监管、更新基础设施等，希望克服德国经济中的结构性弊端。德国经济存在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包括：官僚程序冗长复杂，劳动附加成本高，劳动保护严格，客观上限制了竞争力，基础设施老化等。
同时，德国经济也存在一些短期的消极影响因素，比如俄乌冲突后原材料和工业电价上涨，拖累了企业成本。默茨政府也采取措施试图限制工业电价。此外，德国企业的本土投资率普遍偏低，企业更倾向于投资美国（例如受美国《通胀削减法》吸引）或中国。本土劳动力成本高、审批程序繁冗，导致企业在本土投资意愿低。默茨政府在今年7月召开了投资峰会，动员国内外大企业今后三年在德投资6000多亿欧元，并配套了其他措施。但这些政策的落地都需要一个过程。
另外，我们也看到德国经济政策出现了新的动向，即保护主义的抬头。面对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危机，德国将部分原因归咎于来自亚洲的竞争，在欧盟框架下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比如加征关税、为钢铁进口设置上限并超额加税等，如今还计划在基建中优先使用本土钢铁。这些防御性措施体现出，德国经济政策的保护主义色彩上升。
观察者网：默茨政府是否将国防产业投资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部分？实际推进情况如何？这会对德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伍慧萍：德国的机械制造能力也体现在军工领域，其军工制造能力是比较强的，有着莱茵金属、迪尔防务等知名军工企业，德国一直是全球武器出口排行前五的国家。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德国军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上届朔尔茨政府时期就已设立了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旨在稳步提高防务投入。默茨政府上台后，更进一步提出要打造“欧盟最强大的常规军队”的目标，这是以前难以想象的提法，显示德国的安全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在军事领域寻求领导力的意愿上升。
但与此同时，出于对美合作和路径依赖的考虑，为了拉住美国，德国也必须采购相当数量的美国武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牵制对本国军工的投入。不过，德国外交安全战略已发生重大变化，不仅满足了北约2%的防务支出标准，如今默茨政府的目光甚至已经转向了特朗普提出的更高标准，即达到5%的国防支出占比。这对德国军工产业发展的确是一个机会，对提振经济也会起到一定作用。
观察者网：之前采访中您也分析过，德、法两国在追求欧洲“战略自主”这方面各有各的立场。面对特朗普2.0以及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对欧洲的批评，未来德法在“战略自主”的问题上是否会有更多共识？德国的立场是？
伍慧萍：德国仍旧希望在欧洲战略自主与维持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上届朔尔茨政府时期更多强调“做强北约中的欧洲支柱”，核心还是维护跨大西洋框架。但现在，特朗普再次上台带来变数，我认为当前德国政府推行的是一种现实的跨大西洋主义。
一方面，由于路径依赖，德国仍然要尽力拉住美国。例如默茨访美时，甚至拿出特朗普祖父的德国出生证明来与其拉近距离，但在特朗普的认知里，从不觉得自己与德国有什么身份认同上的共鸣，甚至曾对法国人说过“没有我们美国，你们现在都得说德语”这样的话。
另一方面，面对特朗普在外交、经贸政策上带来的变数，默茨政府也已经为最糟糕的情况做好了心理准备。
至于战略自主，德国一段时间以来其实也一直在提。我认为德法之间在战略自主的大方向上是有共识的，只不过德国人会额外强调，要在战略自主与务实的跨大西洋关系之间寻找平衡。
观察者网：今年9月，德国选择党在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地方选举中得票大增，其主要支持者群体中包括了当地的技术工人。如何看待选择党在北威州得票率大增的影响？
伍慧萍：选择党之前的政治成功更多是在德国东部各州，在好几个州甚至已经跃居第一大党地位。但在西部，它此前一直不敌主流建制派。然而，从今年2月议会选举之后的民调看，选择党在全国范围内已成为第二大党，其全国民调甚至时常反超联盟党、排到第一位。
这确实表明，选择党的影响力已从东部扩展到德国全国，甚至深入像北威州这样的传统工业区（鲁尔区），目前民调排在第三位。这里曾是社民党的传统票仓，但如今选择党也能在北威州获得大量支持。
这实际上体现了右翼民粹主义在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特点：它们常常能填补左翼政党留下的“代表性真空”。选择党虽然被界定为右翼民粹乃至极右翼，其核心票仓包括那些受全球化冲击、感到自身地位受威胁的老中产阶层，即右翼保守派选民，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者来源，便是所谓的“全球化输家”，即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这类群体原本可能是左翼党或社民党的支持者。
随着社民党等中左翼政党向中间立场靠拢，试图吸引中间选民，其政策议题在左翼边缘就留下了“代表性真空”。这个真空被选择党抓住了。它会提出一些带有左翼色彩的社会福利政策诉求，但同时更多聚焦于全球化的弊端：资本外流、本土就业机会流失、外来移民抢夺工作等，从而提出左右混杂的政治纲领。它抓住了“全球化失意者”的社会心理，从而在左翼选民中也获得了大量支持。这不只是德国的现象，在欧洲乃至美国都有大量类似情况发生。
在今年9月的北威州地方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得票翻了三番，由上届得票率5.1%涨至16.4%，获得该州第三大党地位。
观察者网：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于12月初访华，被认为是为默茨总理明年年初访华“打前站”。能否简单预测一下双方可能会谈及的合作领域与问题？
伍慧萍：关于默茨总理的访华，不出意外的话应在明年1月或2月，原本德媒曾披露有可能在今年秋季来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近期访华也算为默茨总理之行打了前站，中方对他给予了较高规格的接待，包括三位部长加国家副主席接见，明年默茨的访华，估计中方也会以高规格接待，以体现对中德关系的重视以及中德关系在中欧关系中的独特价值。
默茨很可能会带一个高规格的商业代表团随行，照顾德国企业在华的巨大利益。如果目前这一波斡旋届时还没有解决俄乌冲突的话，会谈主题也许会涉及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德方一直希望中方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促成和平。经贸议题肯定是重点，德方会提出具体诉求，包括所谓的“产能过剩”、“公平贸易规则”，以及为德企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等。德方可能也会谈到关键原材料（如稀土）的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并希望中方能进一步放松相关出口管制，此外也有可能提及贸易顺差问题。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默茨总理访华之行的基调，您认为会与马克龙总统11月访华有相似之处？
伍慧萍：是的，因为欧盟在对华政策上还是有基本共识的。虽然部分中东欧国家可能与德法的看法不同，但德法两国在对华认知（即所谓“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以及对华“去风险”（默茨政府可能更强调“精准去风险”）等策略上，大体是一致的。只不过两国领导人的外交风格不同：德国人更务实，有问题当面就讲；法国人可能更擅长讲宏大战略，表态看起来更积极，但马克龙回国后就会批评贸易顺差问题。
当然，如果要论贸易顺差的规模，中国排全球第一，德国就是全球第二。它本身也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潜在受害者。包括德国在内，欧洲向来提倡自由公平的国际贸易和全球合作，这种思维应该延续，而不应转向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