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行业在光鲜表象下,其内部权力与收益分配长期失衡。文章主张,员工所有制能从根本上校准这种结构,将公平、透明与抗风险能力写入组织基因,为设计工作提供一种更可持续的替代方案。 ## 传统“合伙人制”的权力失衡 - 设计行业常以“合伙人制”暗示去等级化的理想状态,但现实是所有权与决策权高度集中。以Pentagram为例,其初级设计师年薪为4万至5.5万美元,而合伙人年收入可达30万美元以上并享有高额奖金。 - 问题的核心并非情感层面的友善,而是制度层面的所有权与收益分配。当工作室对外强调社会责任感,却维持内部集权结构时,这种矛盾值得被质疑。 ## 员工所有制的实践与抗风险能力 - 员工所有制并非平均主义,而是重新分配决策权,使员工既是劳动者也是所有者,企业目标从“压缩成本”转向“共同生存”。案例Partner&Partners在转型为员工所有制后,于疫情期间保持了全员在岗、无降薪,并完成了利润分配。 - 这种结构提供了不同于“升职—加薪—合伙人”的职业路径。Partner&Partners公开了其薪资区间(所有成员年收入6.2万至8万美元),这种透明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使公平讨论变得具体。 ## 作为价值校准的结构性方案 - 员工所有制并非万能解药,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将透明、公平等价值写入结构本身,而非寄托于创始人个人道德。它要求工作室的内部组织方式与其宣称的社会影响等外部价值保持一致。 - 文章提出核心问题:在一个依赖协作与创造力的行业中,我们是否还应接受权力与回报系统性集中于少数人的默认结构。员工所有制正提供了重新思考这一默认值的可能性。
为什么设计工作室应该采用员工所有制
2025-12-19 20:19

为什么设计工作室应该采用员工所有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Design360 ,作者:AIGA


在过去十多年里,设计行业不断被“创意自由”“文化资本”和“理想职业”这些词汇包裹着,但在光鲜表象之下,工作室内部的权力结构与收益分配却长期保持着高度传统、甚至失衡的状态。尤其是在疫情前后,设计师所面临的现实愈发清晰:项目制工作不稳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决策权高度集中,而个人却承担着越来越多的风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并不新鲜、却正在重新被认真讨论的模式进入设计行业的视野——员工所有制合作社(worker-owned cooperative)。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1年3月与10月,AIGA Eye on Design相继发表了两篇围绕“员工所有制”的文章。在如今国内各个行业都在进行调整和反思的背景下,这些统计数据、案例与访谈,也为我们思考当下的设计工作方式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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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合伙人制”不再等于共享权力


在设计行业,“partner”(合伙人制)一词经常被用来暗示一种去等级化、共同承担风险与收益的理想状态,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以Pentagram为例,它代表了行业内更普遍的结构性失衡。尽管Pentagram在组织文化上常被视为“进步典范”,但其所有权与决策权依然高度集中于合伙人层级。根据公开薪资数据,2021年前后,Pentagram纽约办公室的初级设计师年薪多在4万至5.5万美元之间,而合伙人的年收入则可达到30万美元以上,外加超过10万美元的奖金。这样的差距并非个案,而是设计行业长期默认的运行逻辑。


这也是为什么,在讨论“partner”(合伙人制)时,问题的核心并不是情感层面的“更友善”,而是制度层面的谁拥有公司、谁决定方向、谁分享成果。当一家工作室不断强调文化、理念与社会责任,却在内部维持高度集中的所有权结构时,这种矛盾本身就值得被质疑。


AIGA文章中被反复提及的案例——纽约的Partner&Partners与加州奥克兰的Design Action Collective——并非行业中的“另类”,而是许多小型设计工作室可能发展的真实方向。Partner&Partners在2020年正式转型为员工所有制,此后在疫情最艰难的时期保持全员在岗、无降薪,并在2021年完成了首次利润分配。这并不是奇迹,而是结构的结果:当员工既是劳动者也是所有者时,企业的目标自然从“压缩成本”转向“共同生存”。


员工所有制并非平均主义


对“员工所有制”的质疑中,常见的是“人人分钱”“效率低下”或“缺乏领导力”。但从Design Action Collective与Partner&Partners的实践来看,这种理解忽略员工所有制最关键的部分:它并不是取消专业分工,而是重新分配决策权。


在Design Action Collective,所有成员都可以参与关于定价、项目选择、薪酬结构与利润分配的讨论。尽管工作内容仍然依据个人技能与经验进行分配,但方向性的决策并不由“管理层”单方面决定。这种结构使设计师不再只是执行者,而是真正需要为项目的社会影响、经济可持续性以及组织价值负责的人。


更重要的是,员工所有制为设计工作提供一种不同于“升职—加薪—合伙人”的职业想象。Partner&Partners在转型后明确公开了其薪资区间:所有成员年收入介于6.2万至8万美元之间,没有任何一位合伙人超过这一上限。这种透明并非道德表态,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当所有人都能看到财务结构时,关于“公平”的讨论就不再停留在抽象层面。


鉴于以上数据都在2021年,而那正是设计行业开始系统性反思自身劳动条件的关键节点。疫情不仅打断了项目周期,也暴露了大量自由职业者与初级设计师的脆弱处境。员工所有制在这一语境中被重新看见,不是因为它“理想”,而是因为它在现实中展现出抗风险的能力。


员工所有制不是终点,而是一次价值校准


需要强调的是,员工所有制并不是解决设计行业所有问题的方法,透明、公平与合理薪酬也可以存在于非员工所有制的工作室中。但员工所有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这些价值写入结构本身,而不是寄托于创始人的个人道德。


当越来越多设计工作室以“社会影响”“文化责任”作为对外叙事的一部分时,内部的劳动结构却往往与这些价值背道而驰。员工所有制所提出的,并不是一种道德优越感,而是一种一致性要求:如果设计被视为塑造社会的工具,那么设计工作本身的组织方式,也应当经得起同样的审视。


或许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所有设计工作室是否都应该采用员工所有制”,而是:在一个高度依赖协作、创造力与长期投入的行业中,我们是否还愿意接受一种将权力与回报系统性集中于少数人的默认结构。员工所有制提供的,正是一种重新思考这一默认值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


eyeondesign.aiga.org/every-design-studio-should-be-a-worker-owned-studio/


eyeondesign.aiga.org/in-a-time-of-economic-uncertainty-some-design-studios-are-finding-stability-in-worker-owned-models/

频道: 书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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