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电影杂志 ，作者：东五环坐家协会
[得闲谨制]是一则寓言。
“掉队”而滞留小镇的国军军官大笔一挥，镇口的牌匾上“戈止镇”几个字局促的挤在一起。
后来的三个日本兵指着牌匾上抱作一团的“戈止”嚷嚷：
这不是“武”吗？武镇！武镇！是那个已经投降了、全是顺民的武镇！
“武镇”这刀枪剑棍的戏台子，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搭上了。
一切来得像近代史那样山呼海啸，以致于小镇居民们都发了懵。
几个日本兵冰冷怨毒的眼神里是狼子野心，表演得却像卡通画那样夸张好笑。
阿Q式的小镇居民——哪怕其中有从南京逃难来的——都没有辨认出此刻的危险有多深不见底，都还幻想着不抵抗也许也能逃过一劫。
连那个最机灵有生存智慧、看见掉队官兵和莫得闲就料定“跟着他们能活”的卖货郎，也嘻嘻哈哈地以为他们是自己人，不明不白地送了命。
只看人的行为与逻辑，确实不像发生在已经遭遇过军国主义残酷屠杀的中国，而像发生在关于那场战争、从头说起的抽象寓言中。
日本兵误以为这里是武镇而掉以轻心，主角莫得闲抓住了这个空档，在高低错落的村落中穿梭，借助地形、房屋跟日本兵打起了游击。
几乎每个走位都是精心算好，就像舞台剧里布置好了道具，每个缝隙都正好卡住，卡出一条供莫得闲穿行的唯一生路。
他也像一个舞台剧演员一样，一边走位一边中气十足地呼号着台词，既提醒着乡亲们躲好，也慷慨激昂地呼唤着有胆的也出来一搏。
这个略微失真的舞台，将写实的意图让位于写就文学性寓言的意图。
莫得闲的儿子，似聋非聋，总只能听见他想听见的，该听见时却又听不见。
莫得闲再奋力呼号，也不能让他在该警觉时警觉起来，像鲁迅笔下那群怎么也叫不醒的人。
莫得闲的太爷爷，明明风中残烛，好像吹一口气就会灭，又总是不甘心地要出现在日本人面前为死去的家人报仇，用的又是菜刀砍坦克这样最没有杀伤力的方式。
可是，他偏偏无法被杀死，无论军国主义怎么洋枪大炮，在他面前就是会哑火，像那片帝国主义如何穷凶极恶终究也不可能完全占有的土地。
下一刻，他又忘记了要用菜刀砍日本兵的坦克，转过身去把猪赶回家了，因为“豕”有片屋檐可遮，才是“家”。
具象地看，这是一群行为怪异、莫名其妙的人。
或者还是抽象地看吧，这是一出近代史吾国吾民的寓言。
可当他们歪打正着俘虏了唯一活下来的这个日本兵，一群人的“复仇”，是得意洋洋地上前扇他耳光。
那情形，并不像怒火中烧而无法自控的复仇，更像是一群怂兵终于抓到了俘虏而洋洋自得，显摆威风。
放在一群已经经过战乱、见过朝夕相处的同伴惨死的人身上，这情绪来得那么不合时宜。
但如果撇开之前的人物背景和故事背景，这一幕又确实影射着抗战之初的某些现实。
[得闲谨制]那种又好又坏、又让人气得肝疼、又好像能咂摸出一丝滋味的品质从此而来，从这寓言性与现实性的割裂而来。
它极其精心地构筑了一个近代史的寓言，其中不乏文学性的打磨，但那些为了寓言服务的细节，落在故事的现实层面上，却有着时代的错位、人物逻辑的错位，也造成观众情感的错位。
一些以止戈镇官民懦弱、麻木、荒唐为表象的讽刺、暗示、隐喻，放在[得闲谨制]具体的故事里(莫得闲一家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肖衍眼见战友们惨死而创伤应激选择当逃兵、来自南京和武汉的难民都在失去家园和亲人后避难戈止镇以及止戈镇中已经有不少居民惨死的事实)显得不近人情。
在对[得闲谨制]的批评意见中，绝大部分都提及强行降低人物智商来推动剧情发展。
其实，与其肯定这些批评意见中所说的人物太“蠢”，不如说是主创太过聪明，又真正用了心思去工整、考究地搭建那个寓言，可为了这个荒诞寓言形式而塑造人物，最终脱离了具体情境，为了技巧，失了感情。
影片十分别致的黑色幽默风格也是一样。
它非常专心地构筑这种风格，每每在揪心的时刻以一个黑色幽默的段子化解紧张气氛，这样的处理频繁出现，甚至在后期情感应该推向壮烈时依然如此，以致于在风格化的同时，也阻断了观众和人物的情感联系。
[得闲谨制]的票房其实配不上它的文学性与寓言技巧，但又完全情理之中。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也首先期待电影能够回应我朴素的情感需求，然后再去推敲是否有更好的表达形式、更聪明的叙事技巧，而不是相反。
而[得闲谨制]为了寓言形式牺牲了太多，它在形式上极尽精致，而在情感上，是过于粗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