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产业研究组，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4年9月，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雄伟的新德里科学宫，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Make in India”（印度制造）。
全球资本一度相信，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即将接棒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现在，10年过去了。
尽管孟买的股市（Sensex）疯狂地刷新着历史高点，尽管班加罗尔的写字楼里挤满了拿着高薪的代码精英，但，印度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依然死死地卡在12%～17%的区间里，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莫迪执政的这十年里，印度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结构转型，资本沉迷于金融游戏，而数亿劳动力正被锁死在低技能的死循环中。
与此同时，越南、孟加拉国甚至墨西哥，正在大口吞噬从中国溢出的产业链红利。
为什么印度“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近日，写出过《踢掉梯子》、以犀利著称的韩裔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在接受印度《Frontline》杂志深度专访时，抛出了一个令印度精英阶层汗颜的观点，直指人性的贪婪与制度的共谋：印度的工业化之死，源于一场“精英的背叛”。
一、赚快钱的诱惑
在张夏准的视野里，印度经济得了一种名为“金融早熟症”的怪病。
按理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先有工厂的轰鸣，才有华尔街的喧嚣。但在印度，这个次序被颠倒了。印度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惊人，资本运作的复杂程度甚至不输伦敦和纽约。
这听起来像是好事，但对于工业化而言，这其实是一剂毒药。
张夏准在访谈中直言：“你们印度的商业精英，根本就不想进行真正的工业化。”
为什么？
因为人性是趋利的，资本是嗜血的。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孟买的亿万富翁，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去比哈尔邦或泰米尔纳德邦买地、建厂。你要和腐败的基层官僚周旋，要面对复杂的征地诉讼，要培训连螺丝刀都拿不稳的文盲工人，还要担心电力供应。你投入几十亿美元，可能要等10年甚至15年才能看到微薄的回报。第二条路，是坐在冷气充足的办公室里，通过杠杆收购（M&A）吞并竞争对手，或者在股市上炒作概念，搞房地产开发。这条路，几个季度就能带来20%～30%的超额回报。
在印度的制度环境下，“做实业”是对资本的一种惩罚，而“玩金融”才是通往财富自由的快车道。
这里有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对比案例：印度的钢铁巨头米塔尔（ArcelorMittal）与韩国的浦项制铁（POSCO）。
两者都是世界级的钢铁霸主，但发家路径截然不同：
米塔尔家族的崛起，本质上是“金融工程”胜利，米塔尔们像猎人一样在全球寻找破产的钢厂，通过低成本并购和财务重组来扩大规模。而浦项制铁呢？
那是朴正熙时代韩国举国之力的产物。从无到有，在一个没有铁矿石、没有焦煤、没有技术的渔村里，硬生生地通过技术攻关熬出来的。
结果就是，虽然米塔尔家族富可敌国，但印度本土并没有因此获得多少核心冶炼技术；而浦项制铁却成为了韩国工业的脊梁，支撑起了现代、起亚和三星重工。
张夏准的话字字诛心：“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拒绝把手弄脏，拒绝忍受长周期的技术积累，而沉迷于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时，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就已经死了。”
二、被误读的“跳跃式发展”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的“雁行理论(flying geese paradigm)”：
随着领头雁（如当年的日本、后来的中国）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自然转移到后发国家。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年轻、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大军，本应是这一理论的最大受益者。
但过去二十年，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给印度灌了一碗迷魂汤。
他们说：印度不需要走中国那种“血汗工厂”的老路，印度有英语优势，有IT人才，可以直接跳过工业化，进入“服务业主导”的高级阶段。
这听起来太美妙了，是一条不错的捷径。
印度信了。
现在，印度的IT服务业世界领先，班加罗尔的程序员们拿着硅谷级别的薪水。但张夏准一针见血地指出：“服务业是一个孤岛，有强烈的排他性。”
看看班加罗尔就知道了。
IT行业确实创造了世界级的财富，但它只雇佣了大约500万精英人口。对于印度庞大的14亿人口基数来说，这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剩下的数亿年轻人去哪了？
他们送外卖、开突突车、在街头摆摊。这些低端服务业并没有带来技术积累，也没有提升劳动生产率。
这就是印度经济的“孤岛效应”：极少数的世界级精英，漂浮在无边无际的贫困汪洋之上。没有大规模的制造业作为中产阶级的蓄水池，所谓的人口红利，最终只能变成人口炸弹。
张夏准接着警告说，很多所谓的“独角兽”——那些估值百亿的电商、支付App，本质上只是在这一小块“孤岛”上做流量生意。
它们并没有像中国的宁德时代、大疆或华为那样，去攻克材料学、空气动力学或精密制造的难题。
“脱实向虚”，在印度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悲剧，但这是印度自1991年自由化改革以来，深层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三、踢掉梯子的人
作为《踢掉梯子》的作者，张夏准最擅长的就是通过历史比较，揭穿自由贸易的伪善。但这一次，他发现，真正踢掉印度工业化梯子的，不仅是西方，更是印度自己的决策者。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世纪前。
韩国崛起时，政府对金融资本实施了残酷的“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银行是国有的，钱不能随便流向房地产或消费贷。政府拿着鞭子（有时是真枪实弹）逼着财阀去造船、去造车。“你想贷款吗？利息很低，甚至是负利率。
但有一个条件，而且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把产品卖到美国去。
这就是“耐心资本”的来源。
它不是市场自然生成的，是国家意志强行构造的。
反观印度，1991年改革后，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优等生”，印度迅速全盘接受了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央行（RBI）极其独立，死盯着通胀，导致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长期居高不下。
更要命的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引入。印度的上市企业过早地染上了华尔街的坏毛病：一有利润，先想着分红、回购股票来取悦股东，而不是投入研发。
数据是不会撒谎的：印度的研发投入（R&D）仅占GDP的0.6%。
截屏自www.pib.gov.in
这个数字低得令人发指。
对比一下，韩国是4.9%，中国是2.5%。
在21世纪的科技战争中，0.6%的投入意味着印度实际上已经放弃了。
没有研发，就没有技术积累；没有技术积累，印度制造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组装（Assembly）”的低端环节，赚取微薄的加工费。
正如张夏准所言：“如果股东不断要求拿走现金，企业哪来的钱去赌一个十年后的未来？”
四、民主与寡头的怪胎
如果我们再挖深一点，会发现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印度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一种奇特的“不仅大，而且笨”的寡头垄断特征。阿达尼（Adani）、安巴尼（Ambani）、塔塔（Tata）……这些名字掌控了印度的港口、机场、电力和电信。
但与在国际市场上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三星、LG不同，印度的部分财阀带有强烈的“寻租”色彩。
他们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垄断地位和政策倾斜。
既然可以通过搞定新德里的政客来获得超额利润，为什么还要去搞半导体研发这种苦差事？
与此同时，印度的选举政治陷入了一种“福利主义陷阱”。为了争取选票，政客们更倾向于发“免费午餐”（Freebies）——免费的电、免费的粮食、现金补贴。因为这些恩惠选民立马就能看见。而投资教育、建设工业园区、提升工人技能，这些“栽树”的事，见效太慢，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于短视的政客来说，并不划算。
于是，情况开始魔幻了：
一方面是拥有核武器和登月火箭的大国雄心，另一方面是数亿连基本工业图纸都看不懂的低技能劳动力。
教育体系培养了顶尖的理工学院（IIT）毕业生供硅谷使用，却留下了数亿缺乏基本工业技能的低端劳动力无所适从……
五、留给印度的时间不多了
张夏准在访谈的最后，实际上给印度开出了一剂猛药，虽然他知道印度未必肯吃：
1. 管住金融：像当年的东亚一样，对资本流动征税，限制投机，强制银行向制造业输血。
2. 有条件的保护：保护本土产业，但必须以此换取出口绩效，养蛊而不是养懒汉。
3. 国家下场：不要迷信市场中性，国家必须像猎人一样去捕捉、去扶持战略产业。
但这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和政治决心。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我们很容易读懂印度的困局——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印度人更聪明，而是因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做对了张夏准所说的那些最艰难而正确的事：我们压制了金融资本的短期冲动，将举国财富投入到了回报周期漫长的基建和教育中；我们顶着“山寨”的骂名，坚持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没有被“比较优势”的理论忽悠，硬是把那些西方认为我们干不了的高端产业一个个啃了下来。
工业化，从来不是一场请客吃饭的温情派对，而是一场违背人性舒适区的苦行。
印度现今的工业化困境，或许就是历史留给所有后发国家最残酷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