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Hi艺术 ，作者：Leo，原文标题：《葛宇路 不走老路》
2013年，葛宇路在今日美术馆旁的一条无名路上，挂起了一块写着自己名字的路牌。于是，在直到2017年路牌被有关部门被拆除的这四年间，他得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零碎的北京。这一次尝试被反复转述、复制、引用，进入了当代艺术的叙事系统，也引导公众开始了关于“艺术能否介入现实”的集体想象。
很多人愿意把葛宇路称作“英雄”。
但更准确地说，他更像是一个在那个时间点被需要的角色，一位替许多人完成“越界”这一动作的先锋。那不是一个多么宏大的行为，却恰好发生在当代艺术高度依赖机构、授权、与文本的年代，于是便显得格外明亮。
回头看，这件作品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它后来被承载的意义。
葛宇路自己对此一直保持着一种近乎冷静的距离感。“那会儿的高，对我来说也是意外之财。”他说，“我只是刚好被选中了，被媒体反复转述，资源就一下子聚过来了。但这个‘高’不是我能控制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葛宇路始终在尝试与展览系统协商。他并不否认美术馆的意义，也不否认艺术家可以在其中生产重要作品。但他反复提到一种身体层面的不适：“我每次在展厅里面做个展的时候，只要我自己有更大的决策权力，我都会把这个话题往展厅外面去跑。”
无论是在北京或广州的展览里，葛宇路谈的始终不是艺术系统自身的问题，而是更大的社会现场：被工具化的劳动、被规训的身体、跨城迁徙中的人的消耗与异化。这些事就是在发生，发生在最寻常的的劳动和生活里。只是，这些满溢着现实黏腻感的问题，一旦被放进白盒子空间中，便在力道上不可避免地被中和下来。
最终，真正让葛宇路产生动摇的，并不是创作本身，而是连接感的消失。
“画廊和美术馆最大的属性还是一个封闭、消过毒的空间。它天然是往少数、往精英靠的。游客意味着不确定，意味着失序，所以系统会本能地回避。”
葛宇路说这话时丝毫没有义愤填膺，单纯陈述出一个现实：类似画廊的空间要保护展品，而游客意味着风险；当这类空间的真正服务的是藏家群体，它就必然回避跟大众有过多交集的现场。这种回避并非恶意，而仅仅是一种结构性选择。
只是，当葛宇路心目中的艺术创作被长期安置在这样的空间里，它与公共经验之间的连接，也随之变得脆弱。
而当葛宇路曾尝试用更低的价格、更开放的方式让作品流通时，在艺术金融系统中，这样的想法却几乎不成立了。“价格不能太低，至少五位数，不是因为成本，而是要制造稀缺性。”
他意识到，在这个系统里，艺术不再是连接的媒介，而是一种区分的工具。而这种区分，与他最初做创作时的动机，恰恰相反。
当展览系统无法再承载他想做的事情时，葛宇路开始做“节日”，一种完全在地、完全临时、也更接近生活肌理的活动。
他不再以作品为中心，而是以人与人的相遇为核心：唱歌、喝酒、跳舞、聊天。它们看似轻微，甚至不够“高级”，但在他看来，恰恰构成了公共性的另一种可能：在这些场域里，身份会被暂时撤下，人与人先以“人”的方式相遇，之后才轮到职业、资源、背景重新回来接管叙事。
“在聊在地性的时候，有些事情比概念先进入我们的生活。”葛宇路这么说道。
葛宇路最近发布的一个召集。“那些没做完的作品也有话说”——像是把公共性的逻辑往更开放的地方推进了一步：他把“半成品”定义成一种中间状态，“永远有调整的空间，无所谓成功或失败”，把小说、诗歌、演讲及任何形式的表达都纳入“创作”的范畴。
这套设置看起来简单，但在结构上是反精英的：它反对“只有成品才能上台、只有完成才能被看见”的默认规则。葛宇路做的事情恰恰相反—把舞台拆小，把入口放低，把交流拉长，允许“在场”先于“完成”，允许“试错”先于“正确”，允许还在路上的人获得一次真实回声。这是他对“公共”这一概念最真挚的实践。
从市场的角度，这不够情绪化也不算刺激；从学院角度考虑，这又不够严肃。但它更接近葛宇路想要追寻的“公共”：不是把世界解释得更漂亮，而是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到“怎么一起活、怎么一起说、怎么一起试”的这一逐渐宽阔的进程中来。
在葛宇路的眼中，公共性不是一种完成态，而是一种不断发生、不断撤下门槛的练习。
葛宇路很少主动谈论“湖北”。但当话题绕到这里，这个葛宇路迟迟不回的故乡又不可避免地显影了。
武汉的底色并不精致，它混杂、粗粝，带着码头城市九省通衢特有的流动性与不稳定。不同阶层在同一空间里碰撞，人需要在不断的切换中学会说话、退让、周旋。对于葛宇路而言，这种经历后来变成了他的一种本能。他天生明白如何与保安、清洁工、摊贩交谈，也再不害怕进入任何陌生的社会现场。
但同时，湖北自古以来那般强龙不压地头蛇的底层逻辑，又让葛宇路对系统不屑一顾。
这种宽泛的“湖北性”做着葛宇路心理上坚韧又固执的骨架，使他不把权贵当作天经地义，也从不把弱者当作天生低等。也正因为他曾常年目睹那种“底层的密度”，他承认才华、承认能力，但他不信权贵那套天然合法；他尤其反感的是一种用资源压人的姿态：把关系当门槛，把话语当通行证，把别人的困境当成艺术家证明自身优越的材料。
“把制服扒了，把身份拿掉，谁跟谁有什么区别？”他提高声调，采访气氛第一次略显紧张，“不都是生老病死吗？”
湖北在葛宇路的职业生涯里并不被频繁的讨论，也并不需要频繁出现，但它确实像一层旧布，粗糙且结实，稳稳兜住了葛宇路一直以来的坚持：不是用来证明“出身”，而是用来解释他的一身傲骨从哪儿长出来——为什么他可以对中心保持距离？为什么他愿意把入口放低？为什么他宁愿把“公共性”的概念重新探讨一遍，也不愿意把自己打磨成系统喜欢的形状？
当我问葛宇路，“离开是你的底色吗”的一刻，他拒绝顺着这个有浪漫色彩的措辞方向阐述自己。他把“离开”换成“边缘”，把个人叙事从矫饰拉回现实：“离开”可以被写成“漂泊”、写成“远行”、写成某种关乎自由的修辞，但“边缘”不行。边缘是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处境，也是一种主动的策略。
虽然葛宇路清楚地知道中心在哪里，知道资源、声量、机会都往哪儿聚，但他也同样知道，一旦把自己完全交给中心的秩序，便就会被它无情地塑形。在“边缘”的底色中，葛宇路长期的执行着一种长期的策略：对于中心，他需要“进可攻，退可守”。
沿着葛宇路的时间线再往前推，我得以与他一同回忆他那曾经更坚硬的现实：职高的生涯、创作低谷、失败者的被凝视、堵塞的大环境……那几年的经验像参照系，让葛宇路无论之后被抬高还是被冷落，都更容易识别“高”和“低”究竟由谁发明又服务于谁，又怎样在一代人的欲望里变成标准的答案。
他对“公共性”的崭新理解、对中心的逃逸并不是为了姿态正确，而是他越来越清楚，系统内部的公共性很多时候只剩“被权力允许的公共性”：可控的观众、可控的互动、可控的秩序，最后留下少数人的互相确认，跟多数人的生活并不真正接轨。
于是，葛宇路选择的“边缘”非但不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个静谧、稳定的叙事位置：当葛宇路站在边缘，他才得以看清中心的荒诞。
“在艺术创作里，越为了外界的希冀而刻意追求自己的所谓‘独特’，越可能丢了自己。”他在一阵短暂的安静后说。
也许对他而言，以新的面貌重新实践并不意味着否定过去的成功和结果。葛宇路只是把自己自始至终做的同一件事——让人相遇、让关系发生——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Hi艺术（以下简写为Hi）：这几年你谈起当代艺术系统，语气明显比以前更“现实”了。你怎么判断现在这个系统所处的阶段？
葛宇路（以下简写为葛）：我觉得当代艺术系统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背景变化的结果。首先，城市扩张的狂潮停下来了；其次，整个经济从增量变成存量。以前很多问题可以被增长掩盖，效率低一点、结构不稳定，都没关系，只要大环境还在往前冲就好。但现在一切都不增长了，问题就全部冒出头。拍卖数据不好看、美术馆和观众脱轨并倒闭、国际交流脱钩，这些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同一个结构在不同层面的反应。
Hi：你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变化，是美术馆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葛：这个变化我觉得特别明显。十几年前大家还会说，美术馆是“生产知识”的地方。这个说法现在似乎没人再提了。当一个普通观众来了，看不懂作品，如果馆方也不太想解释并保持在一个傲慢的态度，那“美术馆生产知识”的说法，对观众来说就完全没有说服力。
Hi：你觉得这是中国的美术馆特有的问题吗？
葛：不完全是。我去年下半年去纽约，看了惠特尼、大都会，其实也有些许的失望。我突然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所谓“全球当代艺术”的图景，其实有一个很强的中心。那更像是“美国人选出来的世界的样子”，而不是“世界本身该有的样子”。正因为我以前真的相信，当代艺术是一种可以跨地域对话的语言，那一刻，对我来说其实是梦想幻灭的。
Hi：当“对话”变成“谁选择谁”，系统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葛：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不是对话，而是筛选，那就很难再浪漫化它。我会看到这个系统的政治和经济底盘其实非常清晰：顶层是由收藏系统支撑的，有点像金融；中间夹杂着一部分爱好者；再往下，是大量靠想象支撑的从业者。
但现在的问题是：爱好的人在退场，投机的人也在退场。那我们还剩下什么？
Hi：那你对当代艺术的系统还抱有期望吗？
葛：我不觉得当代艺术会彻底消失，我也仍然是个艺术创作者，我对艺术一直抱有期望。但要指望系统回到十年前那种状态，我觉得是不现实的。那种规模、那种资源密度、那种叙事中心，都已经过去了。
Hi：这听起来你不像愤怒，更像一种冷静地收回期待。
葛：是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把空想收回到现实尺度的判断。我不能戏剧化，也不想假装特别悲情。只是我会承认，系统已经变了，那我再用旧的方式理解它、期待它，只会让自己更别扭。
Hi：很多城市里提到“公共艺术”，第一反应往往还是转盘中间的雕塑、广场上的大型装置，或者某种象征城市精神的抽象造型。你怎么看待这种被反复复制的公共艺术形态？
葛：我觉得那套东西跟一个特定的城市阶段关系非常大。在城市快速扩张的时候，它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要有地标、要有形象、要有“我们在积极建设文明”的视觉证据。那个时期，这类项目赚很多钱，真的很多钱，上千万计的都有，我也听过不少例子。
但我会怀疑的是：公共艺术是不是只能长成那个样子？是不是一定要体量、要制作、要永久性、要被远远地观看？如果把“公共”这个词拆开来看，它本身其实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物件本身有多宏大。我在思考，有没有可能“公共性”并不发生在一个完成度极高的物体上，而是发生在一个很小、很日常、甚至不体面的动作里？
Hi：你说的这种“公共性”，具体指的是什么？
葛：想象一个很简单的场景：一群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喝酒、聊天，彼此看见。没有太复杂的规则，也没有谁站在特别高的位置。
我一直觉得，只要能让人从一种很孤立、很原子化的状态，走到一起，跟其他人真实地发生一点交集，这个事情本身就已经很有价值了。很多时候，我们对公共艺术的想象太“干净”了，但真实的公共性往往是有点乱、有点吵、有点不精致的。正是这种不精致，会让人慢慢放下警惕。
Hi：你之前用过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这种相遇像是一种“退火”。
葛：对，我挺喜欢这个比喻的。
人在社会中就像冶炼金属一样，一直在高压、高温、被塑形的状态里，个体是僵化、生硬的。“退火”的过程，就是让它慢慢冷却、放松下来。
在临时性的聚集里，很多平时特别牢固的标签会暂时瓦解：身份、职业、资源差距，甚至账户余额带来的那种隐形的社会分割也会消失。
这些东西并不是真的消散了，而是它们在“相遇”的时刻不再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我们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各种标签所定义的所有者。
Hi：“退火”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在你策划的临时聚集里，是什么动作能让这些原本很牢固的社会分割被暂时撤下，让人先回到“人”的位置上？
葛：我经常用一个有点俗的例子。
一个人账户里有两、三千万，另一个人一个月收入三千块钱，按正常的社会轨道，这两个人这辈子几乎不可能产生交集。但如果他们只是单纯地因为一起唱歌、一起读诗、一起听音乐，一起聊与“诗意”有关的话题坐在了一起。
那一刻，“存款多少”并不会影响这段对话。大家不再是用“资源差”，而是用一种更接近“人的状态”的方式面对对方。
这种状态很短暂，但它一旦发生过，“公共性”这个词的解释就会变得不一样。
Hi：所以你想把“公共”从一个空间/制度的概念，变成一种感受？
葛：是的。就再比如说，朱元璋年轻时吃的“白玉汤”，其实就是大白菜和豆腐；等他当了皇帝，什么山珍海味都吃得到。但我们很难说，对“美好”的某种感受，在这贫富的两种状态里是断裂的。
我不是盲目妄想要抹平个体差距和社会现实，而是想说：我们人在某些层面上的感受，其实是可以穿过身份和资源的，所以我才一直想把“公共性”从那种抽象、宏大的讨论里拉回来，拉回到“人是怎么生活的”这种经验层面上。
Hi：也是在这个逻辑下，你后来开始做节日、做活动。外界对此的反应其实挺直接的——很多人会问，你是不是“跑去打工了”、“做策划了”、“开始接活了”。
葛：这个问题我听得挺多的。但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给这个转向定性。所谓“走高”“走低”，对我来说都是外部评价。我更在意的是：我是不是在用一种更合适的方法，去接近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Hi：那你怎么看“艺术家身份”在这个转向里的变化？
葛：我现在不太把“艺术家身份”当成一个必须捍卫的纯粹。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种方法——一种接近连接感、接近公共性的手段。那当这个方法在某些场域里变得越来越受限，那我就换一种方法。换方法不等于背叛，也不等于放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不是非要守着某种形式，而是想守住那个内核——那个让人彼此看见、让关系发生、让身体重新在场的可能性。
Hi：你现在做节日、做活动，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一种“把大家引到大理”的操作——像是在城市里制造一个替代性的乌托邦。可能有人会说，这种姿态本质上还是居高临下：你在替别人定义他们应该进入的“松弛状态”。你怎么回应？
葛：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啊！甚至我会说，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创造一个临时的、我们对大理的那种愉悦想象的地方。哪怕像变法术一样——“现在两天，大家就能在这里进入一个‘大理’的状态”，这本身就是价值。
我倒不追求把这个事情做得跟大理不一样。即使作为艺术家来说，我也不觉得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独特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的。很多时候，艺术家只是帮忙提示了一个视角。
Hi：你会担心这种“提示视角”最后变成一种营销口号吗？比如“大理”“火人节”“松弛感”这类词，很容易被消费，变成噱头。
葛：会。所以我才会说“大理”只是个例子。“大理”“松弛感”这些词背后，其实反应的是人在精神上的某种渴求。但话说回来，什么词都可能被拿去做营销。
一些人向往大理，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又去不了。那帮他们实现在本地就能感受到的“大理状态”，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再说，也不是每个去了大理的人，就真的能放松下来、和人真正连接。
所以我就想，在北京也好，成都也好，别的地方也好，能不能造出一个空间，让人不用跑那么远，也能聚在一起，实实在在地见个面、聊聊天、感受彼此？这就是我现在最关心、想做的事。
Hi：但如果在北京做一个“北京的大理”，上海做一个“上海的大理”，听上去好像都差不多。你怎么看“独一无二”这件事？你以前会很在意吗？
葛：我以前肯定追求过“独特”。但后来想明白了：独特不是你追就追得来的。
你越追求独特，越可能在跟别人比，比到最后你丢了自己。你以为你在做独特，其实你在做别的东西。创作本质上是做你自己。你能不能做到你自己呢？你真的做到自己，自然会带出一些独特性；但如果你把目标设成“独特”，很可能反而做出大家都能做的事。
Hi：所以你会承认“太阳底下无新事”？
葛：对。关键不在于你是不是发明了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而在于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你处在什么处境里、你愿不愿意把那个现场促成出来。
你说北京做一个节日，上海做一个节日，广州做一个节日，表面上看都像，但它们会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城市的气质、参与的人、现场的边界、发生的关系。创造性的东西会在这个过程中自然长出来。
Hi：你刚才说“促成现场”。那它对你来说更像作品，还是更像一种资源的聚集和再分配？
葛：我将其称为创造一个舞台。我会邀请很多创作者来，但他们不一定是所谓当代艺术系统里最有资源、最被看见的那批人。有些人没有机会，不是因为他不独特，而是因为系统不给他舞台。
我会想：他难道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吗？他为什么不该有一个他的舞台，去跟更多人连接，去有更多交流？我能做的，就是把场域搭出来，让连接发生。至于最后它要不要被写成那“艺术史上最独一无二的作品”，我现在反倒不太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