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浪蜂鸟，作者：寒天，题图来自：AI生成
据媒体报道，欧洲一名携带致癌基因的男子长期捐精给精子银行。调查显示，他至少促成197名儿童诞生，其中数十人患上癌症，部分患者不幸死亡。
消息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专业人士分析认为，这场悲剧不仅源于突变基因带来的致命风险，更暴露出欧洲在精子捐赠、使用及监管中的巨大漏洞。
捐精者“7069”号
近日，欧洲广播联盟（EBU）旗下的多家欧洲公共媒体联合发布了一份重磅调查报告，披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一名编号为7069的丹麦捐精者在长达17年间供精无数，其精子流入欧洲14个国家的67家诊所，已确认的生物学后代至少有197人。但是一项联合调查发现，这名捐精者携带着一种在常规检测中无法识别的遗传突变，会显著提高后代罹患癌症的风险，高达90%。
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孩子已经罹患癌症离世。2025年5月，法国鲁昂大学医院的癌症遗传学家埃德维热·卡斯珀在欧洲人类遗传学会年会上首次公开报告初始67名儿童病例，分别来自8个国家的46个家庭，其中10人已经确认白血病、非霍奇金淋巴瘤等多种疾病，一些病例在很小的年纪已经死亡。
据报道，这起灾难的源头是一位化名“凯尔”（Kjeld）的丹麦男子，他是欧洲精子银行（ESB）哥本哈根分站的捐精者，出生于1980年代，档案显示，他身体健康，已通过精子库要求的医学与遗传筛查。
在外貌与背景标签上，他符合许多使用者常见的筛选条件：白种人，北欧外貌特征，身材高大，受过良好教育。他的捐精行为高度稳定，从2005年开始，还是大学生的凯尔通过了精子库的常规体检与筛查，开始定期有偿捐精。
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精子辗转于丹麦、西班牙、比利时、德国、希腊等国，受孕者既包括本国居民，也有跨国求医的外籍人士。
据统计，仅在丹麦国内，使用凯尔的精子受孕诞生的孩子就有99名，分属50位母亲，其中本国母亲33人，外籍母亲17人。在比利时，凯尔的精子在11家诊所为38位女性实施了辅助生殖，诞下53名儿童；西班牙至少也有35名孩子因凯尔捐精而出生。可以说，凯尔在不知不觉间成了“子女遍布欧洲的父亲”。
不过，包括凯尔本人在内，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在他体内潜藏着一个无法用当时技术检测出的基因隐患——TP53肿瘤抑制基因的突变。
法国鲁昂大学医院的癌症遗传学家埃德维奇·卡斯珀博士是最早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人之一。她透露，有医生在2023年底联系她，称一位法国患者收到一封来自一家欧洲私立精子库的来信，警示其使用的供精者发现了“意义未明”的TP53基因变异。
卡斯珀博士随即对该基因变异展开分析，利用数据库和功能实验评估后断定：该变异极可能致癌，接受捐精者所生的孩子需尽快接受遗传咨询和医学随访。她的团队将相关病例上报并在2024年于欧洲人类遗传学年会上公布，引发轰动。
TP53基因被誉为人体内防止细胞癌变的“守护神”，正常情况下可阻止细胞过度增殖。但在凯尔身上，他的部分生殖细胞中的TP53基因出现了一种全新且极其罕见的有害突变，可导致患者罹患一种名为“李-佛美尼综合征”的疾病。
这是一种遗传性癌症易感综合征，一旦发作，50%的患者会在40岁前确诊癌症，60岁前确诊一种或多种癌症的可能性高达90%。
2022年，浙江省肿瘤医院报告一个家族病例。在一个家庭内，8人患癌，哥哥淋巴瘤，两位姑姑乳腺癌，叔叔有肝癌，堂兄堂弟患肺癌，父亲身患4种癌症……专家团队对该家族18人进行基因检测，确认是TP53基因突变导致的李-佛美尼综合征。
更糟糕的是，这种突变呈生殖细胞嵌合现象，仅存在于凯尔约20％的精子中，却不影响他本人的健康。这意味着捐精者自己和家人既未患病又不知情，仅通过血液和精液进行常规体检也无法发现任何异常，不过一旦有精子带着突变与卵子结合，他的后代将在全身细胞中携带致癌隐患。
自2023年11月起，编号7069的精子被禁止使用。在相关声明中，欧洲精子银行对受影响的家庭表示了“深切的慰问”。
全球精子流通产业链
精子捐献在欧洲是一项兼具公益与商业的业务。部分国家如丹麦允许有偿捐精并鼓励匿名捐赠，以满足不孕夫妇、单亲女性和同性伴侣的需求。一些捐精者出于经济补贴或“帮助他人”的初衷，他们的个人资料（种族、身高、体重、教育背景等）也受到女性顾客青睐。
在欧洲，多数国家允许精子捐献用于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但各国法规各不相同。
一般而言，捐精者在一国境内可供多少家庭使用有一定上限。例如，丹麦曾建议每位捐精者最多为25个家庭提供精子（2012年起调整为12例妊娠）；法国法律规定每位捐精者最多产生10个子女；德国和意大利为15个孩子；瑞典、挪威按家庭计算上限为6个家庭。在匿名制度方面，至少16个欧洲国家坚持捐赠匿名制，仅在儿童罹患重病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提供捐精者身份信息。
正因为各国标准不一，精子捐献在欧洲逐渐形成了跨国流通的产业格局。像法国、意大利这样的精子资源短缺、法律限制严格的国家，不孕家庭的需求难以满足，大量人士选择前往邻国寻求生殖服务；与此同时，像丹麦、荷兰这样供精产业发达、制度相对宽松的国家成为“精源输出国”。
丹麦因拥有世界最大的商业精子库，如ESB欧洲精子银行和Cryos国际精子库，被称为“全球精子供体之都”，每年向全球输送数以万计的精液样本。
像凯尔这样的事情其实并非个例。作为当今全球最主要的精子出口国之一，捐精并未被视为高度私密或禁忌的行为，而是一种相对去污名化、制度化的选择。
与此同时，丹麦精子在市场上还被赋予了一层额外的“安心感”。精子库Cryos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曾提到，当前捐精生育的主要需求来自30多岁的单身、高学历女性。在这种生育情境下，许多使用者会格外在意，孩子是否“看起来像自己”。
他解释说，丹麦人常被联想到的蓝眼睛、金发等特征，在遗传学上多为隐性，这意味着这些特征必须同时来自父母双方，才更有可能在孩子身上显现。因此，即便跨族裔或外貌差异较大，孩子也会更接近母亲的外貌。
因此丹麦人的精子基因会成为需求方的首要选择。
在欧洲，没有一部统一法律限制单一捐精者在跨国范围内孕育子女的数量。只要符合各输入国的法规，精子就可以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自由交易。
ESB等商业精子库会根据市场需求，将精液冷冻后出口到有需要的诊所。其中利润驱动可见一斑。
据报道，为确保遗传多样性，有的精子银行推出“限量版”供精者——承诺只供一个家庭使用，但价格高达3.9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2万元）；相反，没有家庭数量上限的精子套餐价格仅6000欧元左右。巨额利润之下，精子库有动力尽可能扩大单个捐精者的使用范围，尤其是在法律灰色地带。
“凯尔事件”正是上述体系弊端的集中体现。一方面，精子跨境流通导致各国监管脱节：7069号捐精者在丹麦国内虽有捐献指导上限，但他的精子出口到其他国家时不受丹麦法律约束。而接收国诊所往往各自为政，缺乏信息互通，难以及时发现同一个外国供精者已在别处被广泛使用。
比如，比利时法律虽然规定每名供精者在本国最多可供6个家庭使用，但如果接受者来自其他国家，则不在此限。事实上，凯尔的精液经由比利时的多家诊所，共使38名女性怀孕，诞下53名子女，远超上限。
一些接受者来自法国、德国等邻国。西班牙的情况也类似，其法律限制每位捐精者最多诞下10个孩子，西班牙利用该丹麦供精者孕育的35名孩子中，确实也只有10名属于西班牙本国家庭，其余25名儿童的母亲则是在西班牙接受治疗的外国人。跨境就医情况的存在，让单一国家的监管体系陷入完全失灵。
另一方面，精子银行和诊所对供精者过度使用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在利益驱动下，有些商业机构并未严格遵守哪怕是所在地的指导上限。凯尔在丹麦供精期间，本国卫生部门建议最多25个家庭使用，但他最终在丹麦促成了33个家庭中的49个孩子的诞生。尽管丹麦官方解释当时规定只是“非强制性建议”，但如此宽松的态度无疑埋下隐患。
比利时方面更出现了明知违规却继续操作的情况：调查显示，早在十二三年前，丹麦精子大量涌入比利时时就超出了6个家庭的法定红线，却未见有关机构及时介入叫停。
事实上，直到2023年基因突变事件曝光，比利时才匆忙启动针对精子行业的官方调查。换言之，跨国精子交易带来的“监管洼地”，让一家精子库得以绕开零散的国家规定，将同一供精者“物尽其用”。
正如有专家指出的，近年来欧洲各地的诊所日益依赖这些大型精子库的国际供应，而缺乏统一追踪体系，一旦某位捐精者出现问题，要追溯上百个跨国家庭无异于大海捞针。
问题出现在哪里？
“凯尔事件”暴露出欧洲辅助生殖领域多个层面的漏洞和风险。
首先是医学筛查的局限。按照行业惯例，精子库会对捐精者进行体检和常规遗传疾病筛查。然而“常规”往往只涵盖已知的、高发的遗传病基因，例如囊性纤维化、地中海贫血等，但对于罕见甚至医学尚未记录的新突变，则鞭长莫及。
正如欧洲肿瘤研究所克莱尔·特恩布尔教授所言，此次事件是两个极罕见事件巧合叠加的产物：“一方面，这名捐赠者的精子带有极其罕见的高危突变基因；另一方面，他的精子又恰恰被用于异常庞大的受众群体。”
反思之下，这起事件也暴露出精子库筛查存在“漏检盲区”。倘若仅满足于基本项目检测，一些深藏的隐患可能被忽视。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是否应对供精者开展更深入的基因测序以杜绝此类风险，引发医学伦理层面的辩论。
最早掀开“凯尔事件”悲剧盖子的卡斯珀博士也明确表示，出于成本、有效性和隐私风险的考虑，她并不主张对所有捐精者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但当前的案例显示“异常的遗传疾病传播”并非不可能发生。在避免过度检测与防范罕见风险间取得平衡，将是未来辅助生殖医学领域的一大课题。
其次，匿名制和信息滞后加剧了风险蔓延。由于多数欧洲国家坚持捐精匿名，精子库和诊所往往不会主动联系已生育的家庭告知同源风险，除非遇到重大医疗问题。
而此次从发现问题到大范围通知受影响家庭，耗时竟长达近两年。直到2025年中，法国受害者塞琳娜才接到诊所来电，被告知孩子可能带有致癌基因。
院方解释说，他们在两年前更换电脑系统时丢失了她的联系信息，直到近期才找到。这意味着，塞琳娜的女儿比其他国家的一些同父异母孩子晚了一年多才开始接受筛查和预防性监测。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起悲剧中，伦理与责任的界限模糊。供精者、精子库、诊所乃至监管机构，各方在这场悲剧中的责任如何划分？从法律上看，捐精者本人似乎无过错，因为他对自己的基因缺陷并不知情。然而道义上，一位男性在各国留下近200个孩子，本身也引发伦理争议。如此庞大的同父异母群体未来可能面临身份认同、近亲相遇等复杂问题。
在此前一桩引人注目的案例中，荷兰男子乔纳森·梅杰因通过不同国家诊所捐精育有超过550名子女而被法院紧急禁止捐精，其行为被批为对子女福祉和公共利益的漠视。荷兰法官指出，如此“海量式”捐精严重增加了乱伦风险，也让这些孩子将来难以处理与数百名手足的关系。
另外，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精子库是否放任甚至鼓励了一些供精者的“基因播散”？有受害儿童的父母将精子库对基因缺陷的迟钝反应比作“一艘漏油的油轮污染整片海域”。
一名孩子已经确诊神经瘤的丹麦母亲质问：“他们靠这行赚了那么多钱，就有责任确保他们提供的‘产品’没有问题。”可以说，当精子成为商品，被视为可批发出售的“生育资源”时，其背后潜藏的伦理风险远未被充分重视。
在回应医生和调查记者的询问时，ESB以捐精者的数据保护权利为由，拒绝提供受影响儿童的总数，并表示不会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捐精者或患者的具体信息——即便对方是参与调查的医学研究人员。
与此同时，ESB在公开声明中反复强调，这起事件不应被理解为一次捐精者筛查的失败。按照他们的说法，Donor7069携带的TP53基因突变，并不在当前任何常规筛查技术的可检测范围之内；从既有程序看，体系并未“失灵”。
他们还指出，在前来提供首次精液样本的男性中，最终能够成为捐精者的比例仅为约5%，精子库本身已采取严格标准。
ESB认为，这起事件真正的严重性，并不在于突变本身，而在于受影响家庭的数量之多，因此应被视为一个关于“捐精者可孕育后代规模”的典型案例。
这一判断并非没有道理。但现实是，风险已经被确认，但现有体系未能确保所有相关家庭被及时告知，也无法提供一个足以终结不确定性的明确答案。
对于那些被牵连其中的家庭来说，这并不是一场关于制度是否合规的讨论，而是一段已经开始、却无法轻易结束的生活。
参考资料：
1、《欧洲男子捐精生197娃，携带致癌基因已致死多人》——虎嗅
2、《“捐精灾难”，近200名新生儿极大概率患癌》——中国新闻周刊
3、《一份致癌的精子，生下200个孩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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