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嘉陵桥渡 ，作者：郑渝川hiecy
欧洲政治归结起来，主要是大陆霸权，欧俄边疆，以及东方问题。
东方问题是东南欧地区千余年来甚至更长时间以来的纷乱。希腊人所修的史书中，将波斯人描绘为蛮族，当然从当时的文明程度来看，谁野蛮谁文明还没有定论呢。但这毕竟确立了一种最终在中世纪后期得到确认的对立事实：奥斯曼帝国如同当初的波斯帝国那样，威胁着欧洲文明的安全。
但历史从未如此乏味。因为从古罗马帝国的崩溃，再到拜占庭帝国，也就是所谓的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等奥斯曼帝国攻下，在这个千年过程中，东南欧领土上的纷乱几乎超过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区域地缘关系的复杂度。
最初的奥斯曼帝国躲在蒙古西征，以及塞尔柱帝国的阴影中。这个最初的部族群落如同中国东汉后期和三国时期依附中原王朝的南匈奴一样，一度被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可靠臣属。蒙古西征彻底促成西亚、东南欧以及今天的俄罗斯地区的权力洗牌，拜占庭帝国的颓势也显露无疑，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在不久以后，莫斯科公国将踏着金帐汗国的躯体，以相似的方式攻城略地。
削弱拜占庭帝国的，还包括以十字军名义东征的南欧、西欧天主教国家的军队。东南欧，具体而言就是巴尔干地区开始涌现出诸多的有着不同民族认同的部族，以及部族军事强人。他们在当时被认为是摧毁过古罗马帝国的蛮族，也有一些部族被猜测是蒙古高原较早期西迁，然后在中亚混同了当地部族血统基因，保留了强悍征伐习惯的不足。保加尔人、匈人、马扎尔人、阿瓦尔人等奇奇怪怪的部族在不同地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斯拉夫族群分化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他们甚至占据了古希腊文明时期的马其顿部分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但很显然无论是文化还是基因上都属于不同的民族。
公元12世纪开始，独立的塞尔维亚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尼曼雅王朝，但面临保加利亚、匈牙利的敌视。巴尔干的大地上，不同的部族、不同的国家似乎都能短时涌现出一些在本区域拥有极强霸权的王朝和君主，然后又会因为军事强人的离世而被其他国家的军事强人抢去风头。在12-14世纪看似不算短的时间里，这片土地来回厮杀，民族、宗教、现实政治和军事利益等多方面的矛盾刺激着高频度的军事冲突。
直到他们无奈地迎来了长达五个世纪的共主：奥斯曼人。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英国著名教育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约翰·马里奥特所著的《东方问题：一部欧洲外交史》一书。这本书全景式地展现了14世纪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与巴尔干以及相关的北非等地区的纠葛纷争。借助这本书，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巴尔干问题甚至中东问题的形成，理解为何这两大问题为何经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并在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仍然未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相反还在20世纪末发生了类同于12-14世纪的巴尔干战争，而中东问题更是迟迟找到终结战争和劫难，实现和平的良方。
奥斯曼帝国的大军进入巴尔干后，无论是塞尔维亚还是其他国家，虽然都极力纷争，也曾获得过惊人的军事胜利，教宗甚至也召集了英格兰、法兰西等多个信教国家的大军前来援助，但终究无济于事。奥斯曼帝国在14世纪末，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几乎整个巴尔干。
奥斯曼帝国在1402年曾遭到中亚地区强势崛起的军事狂人帖木儿率领的大军的猛烈打击，奥斯曼的苏丹也被俘虏。但帖木儿在1405年突然去世，其掀起的征伐风暴也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东方问题：一部欧洲外交史》书中指出，欧洲各地的基督教势力在奥斯曼帝国被帖木儿大军吊打，无限脆弱的情况下，却没有抓住机会趁机反攻。所以，当奥斯曼帝国重振旗鼓后，就不仅继续攻打巴尔干地区被基督教世界盘踞的几个要点，还在1453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
最让历史学家以及政治学家迷惑的问题出现了，也就是奥斯曼帝国虽然统治巴尔干大部地区超过500年，却没有同化这些复杂的部族，甚至没有让不同的民族和部族转宗伊斯兰教。这不免让人感叹，“对于那些对土耳其了解颇深的人来说，他们常常给人以一种不稳定的感觉，似乎他们只是一群陌生的过客，不断颂唱着‘我等从不定居’‘我等是迁徙中的战士，今日驻留于此，明日又将远征’。”
这本书认为，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过程中，东正教的很多信徒站在了土耳其人的一边，而且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更是全力协助。奥斯曼苏丹甚至允许东正教会继续延续产生牧首，并自称是基督教正宗，以与在罗马的教宗抗衡。苏丹对希腊人广施恩德，提拔了很多希腊贵族，帮助苏丹治理各地。当然，虽然此举带来了治理效能，却也使得希腊人保留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宗教。
君士坦丁堡改为伊斯坦布尔以后，奥斯曼的统治者被认为是全欧洲最宽容的，能够宽容各种宗教和族群，包括在欧洲各地饱受排挤的犹太人、犹太教，在伊斯坦布尔也有一席之地。《东方问题：一部欧洲外交史》这本书的看法是，奥斯曼苏丹的宽容是因为他们自身疏懒，只要臣民能进贡较多的税收，所以基本上对首都和地方都保持宽容统治，一方面允许土皇帝们横行乡里，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一种相对疲弱的独裁传统，这使得18世纪后期开始，巴尔干各地“被征服群体民族自我意识”迎来了自然而然的复苏。
如《东方问题：一部欧洲外交史》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在15、16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尽管占据着欧洲相当广大的土地，但不被认为是欧洲的，欧洲各地的贵族甚至不屑于与奥斯曼的官员交谈。但在16世纪，随着现代欧洲国家体系渐趋成型，法兰西王国、哈布斯堡帝国以及其他多个野心勃勃的王国都进入了欧洲的地缘政治体系，奥斯曼帝国对于欧洲基督教徒仍然算是异教徒，却是实力强大，可以结盟从而对抗和打击敌手的力量。书中尤其重点书写了16世纪法兰西王国与奥斯曼帝国缔结的盟约。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在海军和陆军力量上，都不断刷新欧陆各国的认知。
但问题是，奥斯曼帝国实际上仍然是按照部族联盟的体系来组建国家的，如前述，这个帝国只关心税收和军事，对于治理尤其是文化和政治同化兴趣不浓。这种体系只要在帝国继续保持征服者的角色的过程中，就会变得很高效，但一旦帝国停止激进的扩张，地方的离心力就会出现。比如，这个帝国采取包税制，承担税收承包的又主要是犹太人和希腊人，则使得不同民族的纳税人饱受压迫，但苏丹自己的收入越来越困窘。
17世纪是奥斯曼帝国一个尴尬的衰落期。而到了18世纪，沙皇俄国终于已经侵吞了其与奥斯曼帝国版图之间的缓冲地带，两国终于开始激烈地兵戎相见。俄国先是大败北方强敌瑞典，然后强势并吞了克里米亚的部分地区。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上相对于俄国的窘态，使得巴尔干民族人心思变。哈布斯堡王朝也继续成长为欧洲强权，再加上埃及等北非地区仅仅只在名义上服从苏丹，奥斯曼帝国多面受敌。
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中对待巴尔干各民族的统治，可以理解为暴政，毕竟征税如此频繁而繁多，但也相较于欧洲国家对于其他大洲地区的征服、殖民和压榨，似乎又是仁慈的。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巴尔干各民族在哈布斯堡王朝、沙皇俄国的煽动下，不断寻求独立解放。当然，巴尔干获得解放，还要等到100多年以后，也就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欧洲的大国最终会发现，回归欧洲的巴尔干，其冲突烈性并没有因为奥斯曼帝国实施过几个世纪的统治而降低，只是抑制了几百年，最终不可避免地迎来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