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跑步有毒 ，作者：跑步有毒，原文标题：《2025年终 | 老人一开口，我们便竖起了耳朵》
2025年一整年里，网络世界突然冒出一个颇带贬义的词“老登”，向人们宣示一个对中老年人不友好的时代的来临。这个词，进一步固化了中老年人“落后、固执、守旧”的负面刻板印象。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因为它的大背景是，各个主流城市、主流国家正集体进入老龄化社会或准老龄化社会。在这样的时候，作为主流人群的中老年人却被集体扣上这顶语词的“帽子”，实实在在要感谢网络这个无穷倍数的杠杆的功劳。
识时务者，要么赶紧自省，要么马上闭嘴，要么低头求教，要么沉默退隐。偏有些不识时务者，要么跳出来继续与年轻人硬刚，要么压根儿不认为自己属于此类群体。这些人前些年被骂“油腻”，如今直接贴上“爹味”标签，总之人到了一定岁数，连被动露一小脸都成了错误。中国古话“老不知进退”，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我也曾是一个无法耐下心来听老人说话的年轻人，当然也不否认他们中有一些开口便知是无知者无畏，或者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老年人，但有许多人仍然有金玉良言可听。如今，我也马上进入知天命的年龄了，我当然理解不被人倾听的愤怒与失尊，然而我作为曾经年轻过、现在正在老去的过渡型人物，想跟我的年轻读者说一句：当老人开口时，我们最好竖起耳朵听。
2025年要过去了，21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仅仅这一年，我们失去了一大批伟大的“老登”。
科学与学术界，多位老一代基础科学巨擘离世，标志一个世纪的物理与生物革命时代谢幕，包括杨振宁，DNA双螺旋结构共同发现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1962）James Dewey Watson（詹姆斯·沃森），美国物理学家、氢弹设计者Richard Garwin，英国灵长类动物学家、人类学家、环保倡导者Jane Goodall（简·古道尔）。
影视与文化艺术界，也痛失多位卓有成就的深耕者。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艺术家大卫·林奇（David Lynch），秘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意大利时尚设计大师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大陆影视演员朱媛媛、中国唯一出演过四大名著影视作品的演员何晴……
经济下行时，大师或时代标杆者的离去，最为令人感怀，仿佛给本就日益凋落的当下又覆上一层冰冷的雪片。没有了这些看似过时的“老登”们的围炉，徒留了一些对时间和历史感知尚浅的“夏虫”“井蛙”与“凡夫”，在寒风中瑟瑟而立。
此时的世代，比以往更需要这些有阅历、有足够长时间累积的历史观的、有观察与思考的人，因为对于历史的一些主流叙事或一些网络大V讲述的野史稗官，人们已经倍感厌弃，耗尽信任感，他们渴望从那些既是历史人物，同时又是历史观察者的人那里，获得一些纯粹个人但诚实的经验。然而，这样有着双重角色的人，注定是越来越少。
离我们而去的，多是八九十岁的前辈大师，在怀念和追忆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对仍然健在的高龄大师们倍加珍惜。
两年前，我就翻找出资中筠先生和陈乐民先生的著作，一本一本看，今年资先生95岁了；五年前，我在《掬水月在手》上映前，就收集并细读了叶嘉莹先生的多本诗词讲稿，叶先生于去年底以100岁高龄离世……
同时，我也非常高兴地发现，有一批有识之年轻人，趁着这些前辈学人尚在之时，他们尽己所能，为他们建立尽可能全面的个人内容库，包括散落的个人资料，多年来的公开讲座，小范围讨论，甚至一些遗失的文章，梳理、编辑和整理，呈现给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也有少数的媒体，仍在以年终策划的形式，访谈多位时代亲历者，以绘出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比如，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采访了资中筠先生。
出生于1930年的资先生，虽然拒绝做青年导师，但她她理解当下年轻人的处境。她依然相信，存在跨越时空和疆域的共同价值标准，人们要各凭良心，未来就在于年轻人向何处去。
她对现在的教育界是最失望的。“我觉得教育越来越普及，教育质量、文化修养反而下降了，理念也越来越不是那么回事了，不是更开放而是更狭隘了。百年树人，这对民族前途会有深远影响。”
教育直接关系到年轻人的前途，但她发现，现在全社会对职业有一种势利、等级观念严重的风气，这是当前中国特别突出的。似乎人生只有一个目标：上名牌大学——到大公司——升职——加薪——买房——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她回忆起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碰到过一个美国年轻人，他特别喜欢哲学，但必须先谋生，就去找了一份最不费脑子的体力活——码头运输工。他省下脑力来，业余研究哲学。
她提出自己的建议，“如果你对自己现状不满，能否趁着年轻，试着跳出这条轨道？而且也不一定在大城市发展，中国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小城市生活成本要低得多。自己按照兴趣自由创业，或者暂时清苦一些，但是做自己喜欢、认为有意义的事？”
说到自己，她说自己的工作虽然是分配的，但在可以自主时，她做对了两件事情。
一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开始有一点点有限的自由时，离开了送往迎来、按口径说话的工作，去做学术研究。另一件，是主动辞去管理职务，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发表了不少真正自己想说的话。
看理想编辑部则在2025年底到2026岁初，为资中筠、白先勇、巫鸿、沈志华几位老师打造数字馆藏，并在APP上线。这几位，除了资先生95岁，白先勇88岁，巫鸿80岁，沈志华75岁，都还在持续做学问、写作、发声，属于“朝气蓬勃的老年人”群体。
发现没有？这些“老老年人”一开口，总会有很多人愿意听，这样的文章的阅读量和转发量总是很大。有时候转发量甚至远大于点赞数，我猜是因为人们读到心有戚戚处，会想到某位友人正面临一些人生挑战，有一两句话正好提供给他借鉴或启发。
为什么在海量信息泛滥的当下，这些人的表达和他们的思想反而更为重要？抛开他们的学术成就，正如看理想文中所说，因为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理论，也是面对现实的果敢和决绝。
从每个人的生平看，他们无一不经历过家族的动荡、政治的风浪、命运的无常，这就是所谓“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是如何炼成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这些“老老登”怎么可以应对那么多命运的巨大转折与改写，一生中竟然能完成一桩桩一件件那么浩大的工作。
是的，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之所以大师们老去、离去，显得格外令人伤感的原因——不只是他们生命的自然终点，更是公共精神寄托的撤离。
他们带走和即将带走的，不只是一门学科的高度和深度、一段历史的亲历式的权威，也不只是个体的经验之谈，还有一种如今极为稀缺的能力：在漫长时间中反复验证过自身判断，并且仍然愿意为判断承担后果的能力。
他们的一生，经历过价值体系的反复塌陷与重建，经历过个人选择与时代洪流的正面碰撞，也经历过沉默、退隐、再发声的循环。他们知道哪些话可以随便说，哪些话说出口，是要承担起责任的。
这不是“爹味”，这是分量。
一个社会真正成熟的标志，要看它能不能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留有发声空间。年轻人需要犯错的自由，中年人需要调整的余地，老年人需要被倾听的机会。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的所谓“代际对立”，并不是自然生成的，其实是算法、流量和情绪经济冲击网民、不断放大的结果。
听那些上了年纪的学者的讲述，或者那些耄耋老者的访谈和演讲，我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想要表达，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成功不是唯一答案，人生可以绕路，停顿，甚至撤退，你随时可以重新选择，但你得先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
当我在年终回望时，一边痛惜大师凋零，一边庆幸有些前辈仍在表达。我珍惜的不是他们的头衔或名气，他们最可被珍惜的是，依然对年轻人的处境抱有理解而非指责，因为他们见过潮起潮落，知道什么是眼前的热闹，什么才是长期有效的判断。
在2025年的最后几天，写下这样一篇文章，对我而言，像是一次自我提醒和校准。在愈发纷乱的世界里，我愿把注意力，交给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人；在不断翻新的流行语词背后，我更在意那些被时间验证过的思考。
毕竟，一过完年，我向别人眼中的“资深老登”又前进了一步。此时的我，还有一种自觉意识：表达之前要深思熟虑；而当重要的人开口时，是该竖起耳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