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普林斯顿读书汇 ，编译：张心远，责编：梁坤坤，作者：PUP China
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外界常将这场政治变化理解为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胜利，然而这一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其背后的思想演化与知识力量。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传统保守主义迅速向更具对抗性与排他性的政治愿景转向，并最终使特朗普两度获得权力中心的位置。这一过程并非始于特朗普本人，而是在更早时期已逐渐累积，其影响同样不会随个人任期而结束。
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向并非完全由情绪化的基层支持所推动，而是伴随着一批活跃于学术机构、智库与政策咨询体系中的思想生产者。他们并不将特朗普视为领袖式的思想来源，而是视其为推动更深层政治目标的契机：利用现实困境与自由主义制度的结构性弱点，以建构一种以传统主义、文化同质性与强国家愿景为核心的新政治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不同背景的保守主义思想群体逐渐形成合流，使原本分散的理论资源与政治策略凝聚为新的思想阵地。
理解这场变化的意义，不在于评价其道德正当性或政策可行性，而在于正视思想介入政治行动的方式及其现实影响力。忽视这一思想面的存在与演进，只会降低我们理解当代政治动力的深度。本次推文聚焦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书Furious Minds:The Making of the MAGA New Right。这本书聚焦于美国“新右翼”的形成机制和行动逻辑。作者长期从事对保守派知识圈的观察与追踪，梳理了一个由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与社会影响者构成的政治思想网络如何为特朗普主义提供了概念框架。本文编译自该书引言部分，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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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右翼中都有谁
新右翼的确存在共同的核心特征，但并非铁板一块。本书将新右翼划分为三大阵营：克莱蒙特学派（Claremonters）、后自由主义者（Postliberals）和国家保守主义者（National Conservatives）。简言之，克莱蒙特学派崇拜美国建国精神，后自由主义者推崇特定的（由宗教启发的）"共同善"理念，国家保守主义者则信奉传统美国民族的神话。这些阵营并非互斥；最好将新右翼视为一个包含许多独特集群与思维模式的高度互联运动，不但汇聚知识分子，更包含活动家、意见领袖、幕僚及政客。
克莱蒙特学派与加州智库克莱蒙特研究所、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学院管理层和政治学系教职员工保持着紧密联系。该学术圈的许多学者自称为"西海岸施特劳斯学派"——这一思想流派源于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及其学生哈里·V·贾法。他们都赞同一种对美国开国先贤的特定认知，急切渴望重塑这种认知，但坚信唯有通过根本性变革才能实现。他们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精神上接近原教旨主义，其区别在于克莱蒙特学派诉诸建国初始原则（部分学者称之为"宣言主义"），而非宪法文本。2016至2024年间，他们的思想与受安东2016年9月的著名文章《93号航班选举》（他在其中定义了特朗普主义）启发而来的激进反革命行动主义相融合。其特征是青春、愤世嫉俗、男性主义和反革命。
相较于克莱蒙特学派，后自由主义阵营对美国开国先贤的崇拜程度较低，但接纳了社群主义和传统天主教社会教义的诸多要素，包括赋予国家在塑造公共生活和道德规范方面更大的作用。部分美国后自由主义者同时参与天主教完善主义运动，该运动主张彻底终结政教分离，使政治生活服从于精神目标。该阵营的代表人物包括圣母大学教授帕特里克·迪宁（Patrick Deneen）——其著作《自由主义为何失败》（2018）为新右翼运动奠基；以及哈佛大学法学学者、天主教完善主义者阿德里安·弗梅尔（Adrian Vermeule），他为新右翼提供了极右翼保守威权主义的宪法辩护。这些是新右翼最精深的思想家，在批判资本主义及推崇特朗普与新右翼时常许诺的民粹主义经济改革方面，表现得最为真诚。后自由主义者有时借助主流天主教思想支撑其观点，有时则援引更具争议的人物的理论，例如德国法学家（兼纳粹分子）卡尔·施密特。后自由主义风格沉稳、传统且高雅。
“国家保守主义”则是该运动覆盖面最广的一个群体。其组织架构与运作方式较之新右翼其他派别更为严谨规范，定期在美国及海外举办会议。在意识形态层面，国家保守主义倡导建立单一且相对同质的民族国家，认为这个国家正面临内外威胁、亟需守护。这种对民族主义的拥抱——包括有时公开支持基督教民族主义——具有高度排他性。这种立场既违背美国宗教多元主义的传统，也与美国传统自我认知及公民宗教中的《独立宣言》式信条中的要素相悖。
最后，新右翼运动还存在一个相当庞大的暗部，通常称之为极端右翼。他们的独特性在于其言论更趋极端、种族主义、厌女和暴力。其特征是极端阳刚主义、绝望且冷酷无情；其中数位核心人物公然宣扬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他们不断将整个运动推向更极端的境地。
（Key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MAGA New Right，pp7）
新右翼运动的历史与全球背景
“新右翼”概念的历史沿革
二十一世纪初的新右翼运动，是美国右翼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最激进且最成功的演变形态。尽管本书并非探讨美国保守主义历史的著作，但深入剖析这一动态脉络，有助于厘清"让美国再次伟大"新右翼运动中究竟何为"新"、何为"旧"。
“新右翼”是一个颇具迷惑性的概念，因为自1950至1990年代，众多团体屡次借此指代其他变革浪潮。总体而言，此类术语反映了意识形态影响的拉锯战。"新右翼"可以指代各种保守主义流派。政党重组进一步加剧了复杂性。整个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共和党与民主党并未代表政治光谱的保守派与自由派阵营。世纪后半叶，随着共和党推行臭名昭著的"南方战略"，进步派、温和派及黑人选民相继离开该党，而南方白人则大量涌入。二十世纪的整体图景，是共和党逐步被保守派民粹主义势力接管并巩固的过程。
美国保守主义内部的拉锯博弈历经数轮更迭——每轮都呈现出独特的演变轨迹与特征。从抽象层面看，其动态演变大致如下：美国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核心上倾向于孤立主义、社会传统主义及小政府理念。这正是所谓"老右派"的基本特征——该术语指代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保守主义思潮。然而当保守派赢得选举执掌政权时，这一意识形态核心便不得不软化：他们做出妥协并趋于温和，逐渐固化为更中立、掌握实权的"建制派"。此处可联想到艾森豪威尔以保守派身份当选却未反对新政；里根最终接受《民权法案》；老布什推行增税政策等。此类妥协实为执政必需。但这也意味着执政联盟容易受到极端派的挑战——尤其是被指控背叛保守主义原则。这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反复上演，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巴里·戈德华特的运动、1990年代帕特·布坎南与古保守主义者的运动和随后纽特·金里奇与茶党运动都是如此。每当这类运动取得成功，政党便向右转。其间言论往往不断升级：为维系运动支持者的热情，真正的信徒变得愈发顽固不化，言辞愈发好战激烈。
事实上在美国保守派精英中，也存在对极端主义边缘势力的担忧和抵制举措。保守派有时会宣称这些举措成功地在保守派建制派周围筑起了一道"防护栏"。但当今新右翼的兴起昭示这只是个迷思。极端保守的力量从未消亡，它们只是转入地下，持续发酵。当上世纪末建制派摇摇欲坠，而本世纪初自由派的社会胜利持续累积时，这些古老势力如古希腊地狱复仇女神般猛烈爆发。
保守派知识界的内部重组
当今新右翼的崛起，正体现了美国保守极端主义周期中最新一轮的拉锯博弈。若旧建制派立足于社会保守主义、财政保守主义和对外干涉主义三大支柱，新右翼则立足于四大支柱：社会保守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以及反移民立场。
保守派知识界内部发生的重组堪称戏剧性。冷战结束之际，建制派联盟摇摇欲坠，随后又接连爆发新危机：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以及2008年经济危机。美国右翼将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和2015年最高法院支持婚姻平等的裁决视为重大国家危机。特朗普的出现带来新机遇，新右翼乘势而起，与近期历史彻底决裂。尽管保守派知识分子常对右翼最恶劣的冲动起到制约作用，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新右翼却迅速成为极端主义的引擎与催化剂。原有的"防护栏"消失殆尽。
当今新右翼与其前身——如戈德华特运动、古保守主义和茶党运动——存在三大差异。首先，这里聚集着精明且见多识广的年轻人，他们既理解民粹主义，也洞悉现代媒体格局的巨变。其次，它以一种前代版本所不具备的方式表现出厌女倾向和对男性气质的痴迷（前代版本虽常反女权且崇尚男性主义，但不像当今新右翼那样公然厌女）。最后，过去极右翼保守主义与当今运动之间最根本且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在特朗普治下，极右翼势力毫无争议地登上了共和党权力核心的宝座。对某些极右翼分子而言，里根甚至堪称投降主义者——他们认为里根向中间派和左翼让步，背叛了自身事业。但他们对特朗普的评价截然不同。
新右翼同样可被明确归类为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荷兰政治理论家卡斯·穆德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其认为社会终极上分为两个同质且对立的群体——"纯粹人民"与"腐败的精英阶层"，并主张政治应当体现"人民的普遍意志"。新右翼虽自身亦属权贵阶层，却将矛头指向各类精英。他们宣称制度崩坏源于精英未能守护真正的（且永远唯一的）美国生活方式。
如果本书描述的新右翼愿景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确实如此。然而，在新右翼运动的混乱政治实践中，这种矛盾性究竟有多大影响尚不明确。新右翼各派别大多并不在意运动内部的矛盾与虚伪。
新右翼的全球背景和关键转折点
美国新右翼运动也是全球民主国家向右翼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倾斜的趋势之一。这一转变始于新近动荡的大国格局。
伴随冷战结束而来的是严峻经济计划、二十世纪末的紧缩政策、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外交政策的失败、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以及二十一世纪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难民危机和移民危机。到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之际，反对自由贸易和外国干涉主义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已在全球各地势头渐长。这些运动往往兼具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特征，推崇单一民族文化身份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通常追随承诺恢复所谓"更纯正群体"主导地位的强人。此类人物不胜枚举：巴西的博索纳罗、法国的勒庞、匈牙利的奥尔班、印度的莫迪、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意大利的梅洛尼，当然还有俄罗斯的普京，都助推了国际社会转向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浪潮。这种现象是对日益加剧的国际动荡与不安全感的集体反应，并非某个特定地域的独有现象。这类团体正日益相互借鉴并展开合作。
但新右翼直到2021年1月6日之后才真正形成统一阵线。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成为凝聚力量与忠诚度的关键节点——共和党领袖们曾短暂质疑新右翼的统治体系，却目睹该体系获得愈发公开的认可。最终，特朗普和新右翼关于选举舞弊的谎言在右翼阵营成为正统，它演变成一种"新的失落的事业"神话，其宣扬竟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这种动摇真理与现实根基的做法，使他们彻底沦为威权主义阵营的一员。
为何以思想作为理解新右翼的入口
在这本书里，作者采取的是一种很明确但并不常见的切入方式：她把焦点锁定在新右翼运动背后的知识分子——他们写了什么、怎样论证、如何彼此对话与结盟——而不是去追踪社交媒体传播、阴谋论社群，或者资金流向与选举技术。她的训练背景受施特劳斯学派政治哲学影响，因此尤其重视对文本的细读与论证结构的还原，同时尽量在分析中承认这些思想家可能出于某种“善意”或诚挚关切来思考政治。对读者来说，这意味着：本书不是一部揭露“黑幕”的政治报道，而是一部试图认真对待新右翼自我理解的思想史式考察。
而与传统施特劳斯学派研究相比，本书又做了几个有意识的偏移：其一，这本书关注的是极近过去——2016年以来的新右翼，而不是遥远的经典文本；其二，作者始终把这些思想实践放回具体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强调思想与事件、机构、人事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将其抽象化为纯粹的哲学立场；其三，本书并不把新右翼简单视为“施特劳斯学派的产物”，而是把克莱蒙特学派等群体置于更大的保守主义版图中，说明这个运动如何在更广泛的知识网络中形成自己的独立面貌。
书中也对一种常见的自由派、左翼观点提出质疑：把右翼支持者简单归结为“逐利的富人”和“带有偏见的选民”，进而认为特朗普主义只需要通过揭露种族主义或利益算计就可以被驳倒。作者认为，这种想法既简化了人们的动机，也低估了新右翼论证的复杂性与吸引力。新右翼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在许多自由派读者看来或许站不住脚，但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却能形成自洽的叙事，而且不容易被一句“这是错误的”所打散。在她看来，真正的风险不在于这些思想家“缺乏智力”，而在于自由主义阵营往往拒绝承认：围绕人生意义、宗教信仰、道德标准等根本问题，社会中本就存在深刻而持久的分歧。假定所有人“本质上想法差不多”、只是“被误导了”，反而看不见当下政治冲突的真正锋利之处。
新右翼的兴起并非凭空冒出，而是对现实问题以及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弱点的一种扭曲回应。它折射出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中的一系列失败，以及学术世界自身的局限。这本书不是为新右翼辩护，而是借由与其论点正面交锋，迫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的脆弱环节，从而思考在什么条件下，一个真正多元的自由秩序还有什么未来空间。而这，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