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欧洲价值 ，作者：叶克飞，编辑：郑大钱
对于德国而言，一战是一次巨大冲击，希特勒也不例外。没有一战结束后的种种，或许就不会有纳粹的崛起和二战。托马斯·奇尔德斯在《第三帝国：一部纳粹德国史》一书中写道：“对希特勒来说，这些进展远不只是一次强烈的冲击。德国败北也是他本人的失败；德国的屈辱也是他本人的耻辱，他内心最深处的自我再次丢人现眼地遭到了否定。德军并没有输掉战争，他是这样认为的一他必须这样认为。德国几乎已经是胜券在握，却被国内的‘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背后捅了一刀。在希特勒看来，他只允许自己相信这样一种解释……他在维也纳汲取的一切，他在咖啡馆和流浪汉收容所吸收的一切，都激烈地沸腾了，愤怒与仇恨喷薄而出。他躺在帕瑟瓦尔克的医院病床上时，‘愤慨与耻辱让我满脸愧色…仇恨在我的内心滋长，我恨那些要为这件事负责的人’。”
对于普通德国人而言，更直接的屈辱来自于经济层面，也是魏玛共和国坍塌的直接原因。正如书中所写：“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被德国始终如一的逃避态度惹恼了，人侵并占领了鲁尔区，引发了一场经济和政治危机，这势必将动摇魏玛民主的脆弱结构。德国政府主张实行消极抵抗政策，大量印钞。从战争结束起便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此时急剧恶化成了超现实的超通货膨胀。1914年战争爆发时，1美元能兑换5帝国马克；到战争结束时已可以兑换64帝国马克；1923年1月，在法国和比利时入侵后，1美元则可以兑换17972帝国马克了。从那以后，几乎不可能估算出几个小时后帝国马克的价值。1923年8月，1美元兑换109996帝国马克；到了11月，1美元兑换4200亿帝国马克。”
最可笑的是，当时德国银行得到政府批准，可以自己印钞，先是用纸（单面印刷的小型纸币，看上去很像是“大富翁”游戏中的钱），后来用床单和枕套。银行经常干脆在现有的面额后面印上几个零，就这样把5帝国马克纸币变成5000帝国马克、50万帝国马克或者500万帝国马克的纸币。“1923年11月，柏林的一张路面电车车票要花1亿5000万帝国马克；1千克土豆要花900亿帝国马克；慕尼黑的1杯啤酒要花5000亿。孩子们用一堆堆没有价值的纸币盖起了精致的城堡，女人推着纸币高高垒起的手推车去购物。店主把货物囤积起来，拒绝出售商品，因为根本不可能用毫无价值的货币去补充明天的存货。人们每天要领取3次薪水。早晨上班时，他们领取一份报酬，马上让同行的一名家庭成员（往往是孩子）去买午饭；如果他们等到午休时再去买，早上这笔钱就没有价值了；午休时重复这个流程，派一个跑腿的人去买晚饭的食物。最后是上班时间结束时，工人和雇员再领一笔钱，买第二天早上吃的东西，到那时，整套流程将会重启。”
正是随着经济走向彻底崩溃，魏玛共和国的基础也开始崩塌。
《第三帝国》对希特勒上台前的历史描述非常详尽，几乎占了一半篇幅。作者试图通过这些记录，铺陈纳粹意识形态如何驱动并塑造第三帝国的内外政策。
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清算极为苛刻，但接受惩罚的并非战争的发起者，而是战后临时政府和其后新生的魏玛共和国。强加于德国的屈辱条款。让德国人陷入无比压抑的状态。
希特勒“生逢其时”，他长于蛊惑，“给人的印象是满怀激情，发自内心地即席发言。这在他的听众身上反映出惊人的成效，就连批评他的人（为数不少）都承认他对听众施加的影响力”。但仅仅依靠蛊惑，不足以让德国走向那样的未来。
《第三帝国》以“巨蛇之卵”为开篇，这个标题隐喻着纳粹的崛起实则是内部孵化的过程。德国人在战后遭遇的屈辱、经济崩溃和社会失序，提供了“巨蛇之卵”的孵化基础。“在一战结束之后，伴随着超通货膨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这个国家陷入了肮脏的享乐主义泥潭中。一些人将其归咎于战争经济困难或者妇女选举权。但所有人一致认为，漠视家庭信仰与忠诚等传统价值观的疯狂作乐行径，让这个国家坠入了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经济的崩溃是纳粹进入政治主流的重要议题。书中写道：“1929年秋的华尔街股灾和大萧条的爆发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由于纽约股票市场崩溃，美国人撤回了他们的短期贷款，非常依赖这些贷款的德国经济也一落千丈。1928年6月到1930年5月间，德国的工业产值骤降31%；失业率翻了一番，蓝领工人的失业情况尤为严重，随着大量人员申领失业补偿金，政府赤字也在暴增。破产成风，倒闭的小企业数量创造了纪录。这还只是开始。到了1932年夏天，超过三分之一的德国劳动力失业，此外还有200多万人在花光了他们微薄的补偿金后，从失业者名单上消失了。衣衫褴褛的失业大军在街上游荡；领取救济的队伍和施粥站出现在每一个社区，脏乱的贫民窟在城市边缘像野草一样疯长。断贷风潮席卷了农村地区，有数以百计的家庭农场等待拍卖。在这凄惨的3年里，经济消息始终不见起色：没有一线曙光，没人敢预言下个季度、下下个季度乃至再以后经济能否复苏。经济暴跌不止，愈演愈烈的恐慌气氛笼罩全国，其中还夹带愤怒。而这正是纳粹所需要的局面。”
希特勒正是在这时真正登场，无论是他最初的蛊惑，还是第三帝国的宣传，都强调“传统”，希望将社会维持在一个整体低智的状态。因为只有简单口号和情绪，才能掩盖阴谋，才能打着救世主的旗号去利用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的焦虑与不安全感。也就是说，纳粹利用的是民众对恢复稳定秩序的渴望和对原精英阶层的失望。
从受众群体来看，纳粹的路线模式也很能说明问题。它采取的是先农村后城市的模式，这不是主动而为之，而是被迫。1928年的各大城市选举中，尽管纳粹一直在大城市进行煽动，但依然表现糟糕，只能争取到部分城市边缘群体，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毫无地位。但在那一年，纳粹在乡村地区表现极为出色，所以纳粹的总结是：“农村地区的选举结果表明，相比于大城市，我们可以用更少的精力、财力和时间，取得更大的成就。在小镇和村子里，有优秀演说家发言的民族社会主义者集会是名副其实的大事件，话题度能维持好几个星期。反观大城市，即便是三四千人的大集会，也会失去热度，被人遗忘。”因此，纳粹决定在得到底层拥护的基础上，争取中产以上阶级。
希特勒上台后还不到一个月，国会大厦被烧，20多万人被捕，其后《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通过，希特勒得到不受宪法约束，有制订任何法律的权力。几个月后，德国所有其他政党被取缔，纳粹为唯一合法政党，魏玛共和国原本就脆弱的民主成就和宪法体系被彻底摧毁，坍塌速度超乎想象。
在纳粹的时代，“谎言重复千遍即是真理”，通过制造外部敌人转移内部矛盾，凝聚所谓共识的手段也屡试不爽，希特勒这样的野心家在经济危机、群体盲从的时刻掌握绝对权力并为所欲为，这一切都不是人类历史上的孤例。在信息茧房时代，它很可能重来。最令人慨叹的是，身在其中的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