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江宁知府，作者：印闲生，原文标题：《俄罗斯的战争决策》，题图来自：AI生成
战争是国家贯彻自身意志最激烈的方式，也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底线手段，作为理性的决策团队，发起一场军事行动的初衷主要有三种：
1. 力量对比明显对己方有优势，当其他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被迫选择军事手段，此时思考的主要是代价问题。
2. 对未来的力量对比存在乐观预期，但因突发事件导致力量天平在一段时间内迅速向己方倾斜，形成提前追求“高目标”的激励。
3. 对未来的力量对比存在悲观预期，在衰落前的窗口期，形成追求“中目标”的激励。
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大致符合了第三种场景。
1991年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迅速西化，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向欧洲靠拢。
这一时期，毗邻芬兰湾的列宁格勒被认为是俄罗斯西化的桥头堡。
1991年9月，该市市民以54%的多数通过了恢复“圣彼得堡”旧名的决议，“格勒”在俄语中是“城市”的意思，所谓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其实就是“列宁城/斯大林城”。
当时的圣彼得堡市有一位市长办公室外事委员会主任，主管对外交流和吸引外资的工作。
这位外事办主任是圣彼得堡土生土长的孩子，他头脑灵活、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市长索布恰克的高度赞赏。
1994年，在索布恰克的一手栽培下，年轻的外事办主任高升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他的名字叫普京。
不难体会，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就是与欧洲融合，即“入欧”。
叶利钦时期就不谈了，普京前八年和梅德韦杰夫的四年基本延续了叶利钦思路，俄罗斯花费大量的外交精力到欧洲，与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与德、法领导人打造密切的私人联系，还将天然气管路铺向整个欧洲大陆。
由于宗教与历史文化，俄罗斯精英群体长期将自己视为欧洲的一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更多是俄罗斯用来平衡与欧盟关系的一个“筹码”。
可以这样讲，假如没有北约的存在（欧洲将军事事务外包给美国），俄罗斯早就跟欧盟达成安全协议了。
实际上，欧洲内部也曾存在强大的亲俄团体，他们的思路是将俄国接纳为新欧洲的一员，像改造德国一样改造俄罗斯。
北约东扩是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嫌隙的开始。
普京时代，俄罗斯一共出现了四场冲突：车臣、格鲁吉亚、叙利亚和乌克兰。
车臣是俄罗斯内战，叙利亚是为了挽救亲俄的巴沙尔政权（对手并不是西方，甚至还跟法军一起联手打击ISIS），剩下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则都是因为北约东扩。
由于国家实力相对苏联时期明显衰落，北约东扩说到底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西方与俄罗斯实力对比导致的。
此时，普京必须做出战略层面的取舍，在本质上就是对各个层级的目标做出优先级排序，万不得已之时，为了实现优先级更高的目标，牺牲掉低优先级目标。
具体到俄罗斯，他需要回答如下问题：是“入欧”更重要，还是阻止“北约东扩”、维护自身地缘安全的目标更重要呢？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作为精通国际战略的大师，普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利用跨大西洋联盟的嫌隙，对欧美做分开处理，一边加强同欧洲的联系，一边捍卫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
所谓跨大西洋联盟的嫌隙，其实就是马克龙嘴中的“欧洲战略自主”。
一些欧洲大国虽不担心美国霸权，但反对无限制依附于美国，认为那样欧洲就会失去对全球性事务的话语权。
基于上述考量，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不需要正面应对俄罗斯的中西欧国家——对于俄罗斯“抗美/抗北约”的举动选择睁只眼闭只眼，甚至认为可以反过来平衡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
2008年至2021年间，普京巧妙利用了欧美之间微妙的矛盾，在灰色地带博弈中屡屡得手，比如支持摩尔多瓦德左地区独立、发动俄格战争、吞并克里米亚等。
在克里米亚事件引起的乌克兰危机1.0中，普京成功拉拢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签订了著名的《明斯克协议》。
在这一过程中，普京对内对外成功塑造起政治强人的高大形象，备受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追捧，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俄罗斯国内鹰派、鸽派力量的失衡——前者逐渐成为莫斯科决策圈中的主流。
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即使作为旁观者，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普京“一边加强同欧洲的联系，一边捍卫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做法宛如走钢丝，需要非常高超的军事外交手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就是普京在灰色地带的博弈中“滑落钢丝”的过程，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狡猾的拜登逼迫普京必须做出选择。
俄罗斯对乌的“特别军事行动”触碰到欧盟的底线，它已经越过了俄欧关系能够承受的压力拐点。
于是在过去的三年多里，欧盟对俄政策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曾经是欧盟夹在美俄中间受双方拉拢，现在成了欧盟与俄罗斯高度对立，美国居中斡旋。
有一种观点认为，普京应在2014年全力出兵，一鼓作气拿下整个乌克兰，而不是待到2022年乌军已经被北约武装完毕之后再去硬碰硬。
这种观点批评2014年克里姆林宫的决策太过保守，在历史机遇面前蹑手蹑脚，到2022年又过于轻敌冒进。
如此理解俄罗斯的战争决策其实是有些牵强的，最后就让我们针对这一假设性问题做几点分析。
一
2014年的中俄关系远非今天这样密切，很多朋友没有意识到，中俄关系的突飞猛进恰恰是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才发生的事情。
因为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普京政府不得不大幅加大对华接触，此前，俄国的外交重心放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和法国身上。
2014年5月，中国和俄罗斯在上海签署了一份为期30年、总额高达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将把西伯利亚的天然气通过管道输到中国——这份合同之前谈了十年都没谈成，但克里米亚事件一爆发，俄罗斯就突然让步。
不难体会，俄罗斯对华的态度跟西方对俄罗斯的压力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
二
事实证明，吞并克里米亚并支持顿巴斯亲俄武装，没有超出俄罗斯与欧盟关系能够承受的阈值。
2014至2021年间，欧盟虽对俄罗斯实施了一部分制裁，可力道有限，德国甚至还跟俄罗斯新建了“北溪2号”。
欧洲其实知道自己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扮演的幕后角色，这场危机是西方逼俄罗斯掀桌子的，事后俄方只拿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两座城市，而剩余的乌克兰则完全倒向欧洲。
二
最重要的一点：2014年的中美关系尚未达到“临界点”。
在小布什第二任期的2006年，中美发起了一个名叫“战略经济对话”的平台，初衷是填补两国内阁级官员对话机制的空白。
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将这一平台升格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尽管只添了一个“与”字，内容却从经贸合作扩充到了外交领域。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机制性平台重点在“对话”而不在“成果”，两国高级官员能够实现常态化互访，本身就是一种寻求合作的姿态，与在第三方场地发生会面是完全不同的含义。
2009年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时，中国派出了史无前例的庞大代表团前赴华盛顿。
在闭幕晚宴上，美国著名时政记者Steven Clemons受邀出席，事后，他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晚宴像一场热烈庆祝（love fest），没有任何一点负面的信息被提及。”
2010年，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换到北京举行，美方参与经济对话的人员名单如下（不含以国务卿为首的战略对话人员），阵容之强大让人叹为观止。
换到俄罗斯的角度，假如普京在2014年发起针对整个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此时，美国号令全球实施制裁，克里姆林宫对中国的态度是心里没底的。
2022年普京之所以敢于在俄罗斯国力下降之际梭哈一把，根本原因是中国国力迅速上升，迫使美国不得不限制在欧洲方向的资源投入。
即使以今天的视角来看，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也不算强烈，既未直接出兵，军援也只是添油战术，特朗普上任后更是为了停火，帮着俄罗斯施压乌克兰。
所有这一切，“中国因素”都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并未给俄罗斯一枪一弹，可实际起到的效果就是促使美国对俄妥协。
在这一点上普京看得很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江宁知府，作者：印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