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简单心理Uni ，作者：简单心理Uni，责编：Berry，原文标题：《克莱因与梅丽塔：一场持续终生的「母女斗争」》
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之一，她的理论不仅推动了心理学领域的发展，也为我们理解儿童内心世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尽管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克莱因的大部分人生都与抑郁和冲突相伴。她在发展自己的儿童精神分析理论时，引发了大量争议，遭到许多弗洛伊德学派学者的反对，其中反对得最激烈的正是她的女儿梅丽塔·施米德伯格（Melitta Schmideberg）。
克莱因晚年与女儿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梅丽塔拒绝与母亲说话，最后连她的葬礼也没有出席。这段复杂的母女关系，不仅影响了克莱因个人的情感世界，也让我们对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有了更深的理解。
01
嫉妒女儿的母亲
克莱因与自己的母亲莉布萨（Libussa）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
克莱因成为母亲时非常年轻，在21岁生日的第二天，她就和丈夫亚瑟·克莱因举行了婚礼。婚后不到两个月，她便怀上了女儿梅丽塔。克莱因声称她很享受做母亲的时光，然而，她在自传中写下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我全身心投入到母亲的角色中，关心我的孩子。但我一直知道自己并不快乐，却找不到出路。」
因为生育，克莱因陷入了抑郁，在怀第二个孩子汉斯时，她一直处于严重的抑郁状态。但克莱因和丈夫的关系不算好，无法从他那里获得支持，只能转向母亲莉布萨寻求情感慰藉。然而莉步萨不仅无法抚慰克莱因的压抑情绪，也无法给女儿示范如何成为一个「好母亲」——「她对宝宝只表现出极其微弱的兴趣，反而喋喋不休地倾诉自己的烦恼。」
母亲的糟糕影响，在她搬进这个小家庭，与克莱因同住时达到了顶峰。这位外婆一住进来，就接管了家务和孩子，成为了这个家真正的「女主人」。她鼓励克莱因多花时间去拜访亲朋好友，去安静祥和的地方养病。
她希望在女儿的婚后生活中，依然占据独一无二的位置。因此，当克莱因在外疗养时，她不停地给克莱因写信，即使远隔千里，也要告诉她该穿什么衣服、见什么人，以及在每个地方待多久，甚至细节到早上要穿宽松的睡袍、绝对不能弹钢琴等等。
同时，她还介入了这对年轻夫妻的书信往来，让两人之间的一切沟通都由她来代为传话。克莱因的传记作者写道：「很显然，梅兰妮害怕怀孕；而她的母亲莉步萨正是利用这种恐惧，尽可能地将她与亚瑟隔离开来。莉步萨不希望女儿幸福，她嫉妒女儿享受自己曾经被剥夺的快乐。」
「嫉妒」是克莱因理论的关键词之一，我们无从得知莉步萨是否给了克莱因一些学术灵感，但《嫉妒与感恩》中对嫉妒的定义，按在莉步萨身上，或许是个合适的解释：「因他人拥有并享受令人渴望之物而产生的愤怒情绪——这种嫉妒的冲动在于夺走或破坏它。」
因为经常在外养病，克莱因错过了前两个孩子们成长中的很多关键时刻，这也影响到了她与孩子们的关系。大女儿梅丽塔和二儿子汉斯很大程度上是外婆照料长大的，汉斯的第一个生日她没能参加，而梅丽塔从小被灌输了母亲是个情感残缺的人，病重到不得不经常抛弃女儿。
在开始自己的学术事业后，她终于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子女，但那更多是心理治疗师的冷静审视。
02
被视作「客体」的女儿
克莱因身上最大的争议，就是她对自己的孩子进行精神分析。这一做法不仅让她在学术界引发了不少讨论，也深刻影响了她与孩子们，尤其是与女儿梅丽塔之间的关系。
克莱因将自己事业的起源，归于费伦齐（匈牙利精神分析之父）对她的评价。她在自传中写道：「费伦齐注意到我具有极强的理解儿童的天赋以及对儿童的浓厚兴趣，并非常鼓励我投身于儿童精神分析。当然，当时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儿童分析的）人选。」
然而克莱因的三名孩子，最终成了她理论中的「案例研究对象」，并在她的论文中以化名出现。比如1919年7月，克莱因向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儿童分析的案例研究，这份论文分析的就是她的小儿子埃里希。
在克莱因开始学术研究后，埃里希至少从3岁起就受到了严密观察。在埃里希的回忆中，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在他睡前，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分析他。虽然这种经历不是很愉快，但他表示并不怨恨母亲。
然而由亲生母亲进行的精神分析，给他哥哥汉斯带来了更深的影响。汉斯在母亲的论文中被化名为「菲利克斯」，接受每周三次，总共长达370小时的精神分析。这个青春期的男孩，在母亲面前毫无隐私可言。
克莱因的孩子们在她的论文里，被视为一个客体，一个引人关心和好奇的案例，而非爱的对象。在女儿梅丽塔身上，克莱因几乎复制了自己母亲的做法，过度地参与到女儿的生活里来，即使在女儿婚后依然如此。
梅丽塔嫁给了弗洛伊德的朋友，他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传记作者菲利斯·格罗斯库尔认为，克莱因「为了提升自己的声望而鼓励了这桩婚事」。此时的梅丽塔是母亲的忠实追随者，她接受母亲的指导，婚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与母亲同住，她的论文预设也与克莱因的观点非常一致。
然而，随着梅丽塔的成长，她逐渐感受到母亲过度干涉的束缚。
在其中一封给克莱因的信里，梅丽塔写道：「您似乎没有意识到我和您截然不同。您总是倾向于将您的观点、兴趣和朋友强加于我。但我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有自己的生活。另外，如果您把我视为平等的同事，而不是附属品，我可以和您保持友好的关系。」
这封信成为了梅丽塔与母亲关系的转折点。从此，她开始努力与母亲「分离」，想要实现真正的独立。而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参与对母亲的学术攻击，成为克莱因理论的有力反对者。
03
「受伤的、无法被治愈的母亲」
通过他人的描述，我们可以与那位饱受攻击的精神分析学家见上一面：她是一位个性鲜明、气场强大的女性，她身上似乎有某种隐藏的力量——「一种拉扯、扭转的气质，如同暗流，令人不安」。
这一时期的克莱因，正在受到弗洛伊德支持者的猛烈攻击，同时也在承受女儿对自己深深的怨恨。
梅丽塔接受了克莱因的「学术政敌」爱德华·格洛弗的精神分析，并与他一起公开批评克莱因的理论和研究。在一次科学会议上，梅丽塔声称她的母亲曾分析过一名一岁的幼儿，而克莱因则否认分析过任何两岁半以下的儿童。在另一场失态的争吵中，她跺着脚冲出了会场。
这些攻击在梅丽塔的弟弟——汉斯死后愈演愈烈。
1934年，汉斯在徒步中意外坠亡，克莱因悲痛欲绝，甚至无法出席儿子的葬礼。而梅丽塔的第一反应是汉斯死于自杀，因为青春期时，母亲对他进行了过度的精神分析，导致他陷入漫长的痛苦之中。尽管她的弟弟埃里希并不这么认为，梅丽塔还是将这一切不幸都归咎到母亲头上，并将自己的恨意都发泄到一次又一次的学术攻击里。
当时一位学者在信里，记录了梅丽塔对母亲直言不讳的批评：「梅丽塔的文章中对克莱因夫人及其追随者进行了人身攻击，直言我们是一群糟糕的精神分析师。」
面对这些攻击，克莱因从未公开回应过。在学术会议上，她只是将辩驳留给她的支持者们，然后保持一种「庄重的沉默」。
但在内心里，克莱因真的如表面一样平静吗？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一时期，克莱因的论文中窥到一些端倪：「一些因厌恶或憎恨而疏远母亲的病人，他们的内心仍然存有一幅关于母亲的美好画面，它已经从真实的客体——一个受伤的、无法被治愈并令人恐惧的母亲中剥离出来。」
克莱因可能在通过这种方式，隐晦地表达自己的痛苦，并且间接地请求梅丽塔将她看作一个立体的人，看到沉默表象下真实的、深陷抑郁的梅兰妮·克莱因。
同时期的英国剧作家尼古拉斯·赖特，根据克莱因母女的轶事创作了一部戏剧。在剧中，克莱因被塑造成一个残酷的母亲，梅丽塔则是愤怒的女儿，被困在理想化的母亲和憎恨的母亲之间，一边疯狂进攻，一边又渴望母亲的关爱。
这部戏剧的最后一个场景是梅丽塔被锁在门外，愤怒地按着门铃，屋内的克莱因夫人却好像什么都没听到，继续给她的病人进行精神分析。
然而与戏剧相反的是，梅丽塔的愤怒很快化作了冰冷的怨恨。她并没有敲响母亲的门，而是远走高飞，去了美国，再也没跟母亲说过什么话。
1946年，「弗洛伊德派」与「克莱因派」终于达成和解。此时的梅丽塔已经在大洋彼岸开始了自己的新事业——她在纽约创立了一个精神疾病治疗协会，专注于青少年的犯罪问题。
1949年，在苏黎世举行的第16届精神分析大会上，母女俩时隔多年又一次见面，但她们之间没有任何交谈。
1960年，克莱因病重去世。她的朋友、同事和亲属参加了她的葬礼，但她的女儿没有。
时至今日，梅丽塔仍被视为一个典型的案例，用来说明分析型的父母可能会传递给孩子一种「苦涩的性格」。
现代社会中，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矛盾，甚至怨恨并不罕见。无论是在成长过程中，还是长大成人后，很多人都困扰于如何与一个又爱又恨的人相处。也有很多人最后选择了梅丽塔的处理方式——与父母「断亲」，通过切断联系来摆脱内心的痛苦与纠结。
然而对于与父母关系疏远的人来说，真正的内心平静或许依赖于潜意识中的原谅与理解。正如克莱因的著作《爱、愧疚与补偿》的最后一句：「如果我们能够在潜意识深处，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对父母的怨恨，并原谅他们带给我们的挫折，那么我们就能与父母和解。」
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抛弃「母亲的美好图景」，看到真正的父母，也看到真正的自己。
*配图均来源于网络
📄参考文献
Phyllis Grosskurth,Melanie Klein:Her World and Her Work(1986)
https://spartacus-educational.com/Melitta_Klei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