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散人懂四六 ，作者：飞哥爱思考，原文标题：《不要轻易对别人的人格做出判断——从马杜罗的保镖代表的文化环境说起》
在针对马杜罗的行动相关报告中，有一则提到有数十名古巴公民死亡。外界普遍推测，这些人并非普通平民，而是为其提供安全保护的外籍安保人员——更直白地说，是以生命为职业成本的保镖。
这个细节让我停下来想了一会儿。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最近在重看的《教父》。《教父2》中，男主麦克为了刺杀海门罗斯，派出了两名自己贴身的高级扈从做刺客，最终计划成功，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回来。他们并不是因失误而死，而是本就抱着必死之心，把死亡纳入了职业契约的一部分。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惋惜。
这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长期被我们简单化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人？
01｜西西里、日本战国、先秦门客：同一条文化暗线
如果把时间和地域拉开来看，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但清晰的事实——西西里的家族文化、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士、中国先秦时期的门客、刺客、游侠，这些人在精神结构上，高度同构。
他们有几个共同特征：对具体个人的忠诚高于对抽象制度的尊重；轻生死、重然诺；以个体生命为承诺背书。这些文化中的执行者，包括刺客、死士、保镖、武士等，并不是边缘异常，他们会在不同文化中反复出现，又消失，说明他们是特定秩序运行中必需的角色。
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故事，我们对此感到难以理解，觉得他们“残忍”或“愚忠”，但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所处的世界，根本不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我们之所以无法理解，是因为忽略了“环境”。
当我们以故事拉片的方式看待历史人物或新闻事件时，最容易忽略、也最难还原的，正是环境。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尚未完成对暴力机器进行垄断的社会，法律执行高度不确定，那人的预期寿命本来就会很短，随时可能被清算、屠灭、背叛。你就会发现，“活得久”本身，并不是一个稳定可期待的选项。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行为逻辑会发生根本变化——死亡的机会成本很低，忠诚的回报却可能极高，一次牺牲，可能换来整个家族、后代的安全，于是，一种看似“轻生”的文化意识，反而成为理性选择。
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生存结构问题。
02｜海德格尔视角：人是在“被抛”的结构中选择
这样，我就突然更理解，海德格尔的说法。他认为，人并不是在自由中选择世界，而是被抛入一个既定的世界结构中，再做选择。
当一个人被抛入的是无政府、准部落、弱国家的环境时，忠诚不再是美德，而是生存技术，利他不是高尚，而是群体竞争优势，牺牲不是浪漫，而是秩序成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会存在“以生命为支付”的职业。
这时，我们可以由自己的“惊讶”来倒推环境，而不是急于评判人格。
如果我们不理解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的普遍人格，我会先质疑自己，是不是我的先验环境模型是错的？当对方的行为无法被理解，与其急于谴责或羡慕对方的人格，不如反过来问一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才会催生出这样的理性？
答案往往指向同一个方向——环境不同，演化压力塑造了行为。当我用这个环境模型重新校准认知后，那些原本令人不安的行为，突然变得可解释了。惊讶降低了，理解出现了。
战场上的兄弟情谊，其实也是同一逻辑。抽掉叙事外衣，它的底层机制非常朴素：死亡概率极高，制度保护极弱，唯一可靠的是身边那个人。于是，忠诚成为最高价值，背叛成为不可容忍的风险，一起扛过枪就是高度信任的标记。这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进化层面的适应。
03｜环境差异，才是人类行为最大的分歧来源
当我们把门客、游侠、刺客文化放回无政府主义或弱国家环境中理解，其实也会反过来提醒我们一件事——很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在职场，亲朋等人际网络里做出的“人格”判断，在结构层面，可能根本经不起推敲。
在理想情况下，对人格的判断必须满足严格的方法论前提。如果我们把“人格”当作一个可以被讨论、被比较、被评估的对象，那么在理想的科学意义上，它至少要满足这样的条件——人格判断，必须建立在近似双盲实验的结构中，在控制组与对照组的比较下，并尽可能固定其他变量。
但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做到双盲，因为人格判断的环境变量无法固定，每个人的经济安全感、时代机会窗口、家庭背景、社会网络、风险暴露水平都不同，这些变量不仅影响行为，而且直接塑造人格本身。
这意味着在日常中，大多数时候我们对他人进行人格判断时要格外小心，当我们说：“他不够努力”，“她自私”，“这个人靠不住”，“那个人没有原则”，如果没有控制环境变量，这些判断在严格意义上都只是对行为结果的描述，而非人格特质。
这并不是说：“人格不可判断，一切都相对的价值相对主义”，而是说，“人格，人品的判断门槛极高，而我们现实中的判断，大多都配不上这个门槛。”
走到这里，做为一个敏感，善良的人，会陷入过渡理解和宽容，甚至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圣母倾向，就是走到更极端的进步主义的环境补偿理论，有指标配额的DEI（Diversity（多元）,Equity（平等）&Inclusion（包容）），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白左”的价值观，对弱势群体的优先照顾，形成反向种族歧视。
实际上西方的进步派，假设了环境变量的差值可以计算，并做了配额制来反向补偿，这个初衷是善良的，但一旦涉及系统性的规则制订，追求结果公平又造成了手段的反向歧视，引起了社会不满，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过于“高尚”的自负，造成了西方进步主义运动的失败和MAGA民粹的回潮。这种反向不公平我们是不是似曾相识？“两少一宽”的后果大家还记得吗？反向歧视会造成仇恨，而我们最近看到的ICE在明尼苏达的枪杀37岁妇女就是反噬的回响。
04｜那怎么办？
在不可控的环境变量的情况下，不能仅从最终结果倒推人格，但也很难进行精确的环境补偿，系统性的法制和法规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真正的解决方法还是要建立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同时，也不能脱离“以德治国”。前者是保护法治下系统性的保证公民的安全和生存的底线，后者是普遍的道德教化，让每个有能力的人以宽容和善良，通过民间自发来照顾彼此。当然，发展经济是另一个基础，让人类普遍脱离贫困，改善生活，提高生命的机会成本，才会让更少的人去做死士和游侠的选择。
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从文章开始的保镖职业，信马由缰推演到依法治国和道德教化并行不悖。但一个美好的社会确实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抵达，任何简单化的解决方案都是偏激的，可能是灾难性的。不管多么复杂，看上去，人类进步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