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郑非
《一战再战》
2026年伊始，随着美国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展开，人们开始猜想，美国有多大可能成为一个帝国？
实际上，美国早在1898年就试图建立一个正式帝国，却很快搁浅。政治学者郑非认为，当时的美国政体具有内敛倾向，太讲究制衡和法律政制的清晰性，而美国社会又太种族主义，不具备帝国所需要的包容性、权力集中和政制模糊性。
如今美国依然难以突破这样的结构限制，即便要帝国化，也可能是由内部撕裂而非向外扩张产生的。美国“白人国家”意识的上升，让美国的未来迷雾重重。
讲述丨郑非
来源丨看理想节目《帝国与帝国主义时代》
01.
在将来，美国可能会成为一个帝国？
美国学者库马尔有个精彩的说法：尽管我们现在把民族国家看成帝国的反面对照物，但从根本上看，现在的每个民族国家在过去差不多都是“帝国”。
所有的国家其实都是成功的政治操作和国家建设的结果。但库马尔没有说出的是，民族国家和“帝国”的转化很可能不是单向的时间过程。如果“帝国”可以经过成功的国家建设转变成民族国家，那么民族国家有没有可能由于政治衰败退化成某种帝国呢？
换句话说，不一定是向外扩张才能产生帝国，帝国也有可能经过政治衰败和内部撕裂产生。从这个角度讲，帝国也许不仅仅只是一段历史，也很可能是一个未来。
19世纪美国的“白人国家”意识具有内敛性，阻碍了美国向一个帝国发展。20世纪中期之后，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美国向更多元的方向发展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特殊历史条件消失了，于是，“白人国家”民族意识又重新浮现在了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这与美国当前的多元现实出现了冲突，带来了美国的政治衰败和社会撕裂，从而促使美国向某种帝国结构发展。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说，美国人并不是胎里就去民族主义化，在两百年的时间之内，美国人的定义可以是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也可以是民族和种族的。民族和种族属性从“美国人”属性中消失的时间大概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归功于那个时候的民权运动。
过去我们讲民权运动，总是强调它的抗争性质和它引发的社会变迁的剧烈性。因为我们总会想到百万人上街游行，频繁发生的社会暴力事件，马丁·路德·金被刺杀。
实际上，民权运动在相对友好和平稳的社会环境中发生。二战之后美国处在不断的经济增长中，到了民权运动的时代，美国经济增长势头不错，社会财富分配也更平等，中产阶级规模持续扩大。此外，外国移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降至新低，使得美国社会相对同质化。
在1%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上，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最富有的美国人只占美国年收入的10%以下。而今天，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则拥有美国年收入的26%，占有全美国约30.8%的总财富。
相应的，1971年中产阶级的年收入比例是61%，现在则下降到差不多只有一半以下了。从1910年到2020年，美国实际的GDP年增长率平均为3.2%。从1940年到1970年，美国的年增长率都在平均线以上，其他的时间段则差不多都在平均线以下。
换句话说，民权运动发生的时候，美国正处在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更多的人更从容，更容易做出妥协。与此同时，冷战的国际环境也要求美国国内保持团结、保持信心，使得美国人有了改革的动力。
这个持久的经济繁荣也带来了更广泛的社会变革需求，使得政府更容易支持民权立法。美国社会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承受民权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变革。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美国进行了一场自我革命，从美国人身份中剔除掉种族成分。这包括授予黑人平等地位，也包括在1965年更改移民法，取消了国家配额制度。
国家配额制度是美国人在1921年到1965年之间实行的一套移民配额规则，目的是按国家起源造一个白人美国。
当时亚洲移民基本是完全被禁掉的状态，非洲国家的名额也非常少；德国、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等北欧国家获得了主要配额，因为当时主要的政治理念是让美国保持盎格鲁-撒克逊血统。
在国会的公开辩论里，议员们毫不掩饰地说意大利人不适合民主，犹太人会破坏美国文化，东欧移民素质低，亚洲人根本不可能同化掉。
民权运动之后，国家配额制度被取消。不仅在总量上推高了移民人数，使它最终达到了总人口的14%，也使得美国的移民来源更加多样化，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人数显著增加。
也就是说，民权运动不仅使得美国更平等了，也使得美国更多元了。
然而，促成美国社会变革的趋势，在上世纪90年代消失了。当时苏联崩溃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在下滑，贫富差距增大，移民人数和比例不断增多，国会里党派分化、对立也越来越大。在此之后，美国人的民族整合遇到了困难。
02.
美国白人意识的上升
1991年，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美国的分裂》中指出，美利坚民族典型的形象“大熔炉”正在被差异观念所取代，多元文化/种族意识正在美利坚民族里面造就新的民族。
2004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中讲，移民的大规模迁入、多元文化的实践和全球化在一起共同解构了美国认同，美国出现了很多的亚民族/文化群体。两人都呼吁加强美国认同，不能只靠美国信念来聚拢人心。
亨廷顿认为，如果美国认同没有得到重整，可能会兴起排外的社会运动，即美国“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
“这种白人文化保护主义并不意味着它的成员一律会是白人而没有别的种族的人，也不意味着它的目标会完全集中于种族问题。它只是意味着它的成员绝大多数会是白人，以保存或者恢复他们心目中的白人美国作为中心目标之一。”
白人文化保护主义跟老式的种族主义不一样。他们的成员不是社会边缘人士，而是社会的中坚人士。他们不是鼓吹白人至上，而是认为“美国正在迅速变成一个由非白人所统治的国家”，因此白人需要自我保护。
亨廷顿猜想，这个行动将如同一个全国性特殊利益集团那样组织起来，将得到“千万非精英白人”的支持。这些人有相对剥夺感，也有受害感。
美国政治学家卡罗尔·斯温在《新白人民族主义》中，给出了相似的预测：
“我认为，我们美国正日益面临着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种族冲突的风险，这种冲突是由一系列强大的社会力量同时汇聚而成的，其中包括人口结构上的变化、种族优惠政策的继续实施、少数种族期望值的上升、政府继续实施宽松的移民政策，人们日益担心全球化带来失业，有些人要求奉行多元文化主义。因特网让见解相似的人更易于彼此认同，形成共同的意见和谋略，来对政治系统施加影响。”
而这些因素只会有利于“养成白人种族意识和白人民族主义，这将是美国的身份政治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阶段”。
在同一段时间前后，美国保守主义评论家帕特·布坎南就已经公开宣称说，“西方文明的危机包括三个迫在眉睫的致命危险：人口减少、文化瓦解和未被抵抗的入侵”。
他认为大量的移民是一次入侵，“如果我们不控制住边境，那么到2050年的时候，欧洲裔美国人将成为他们祖先创建和建设国家的少数民族。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如此彻底的人口转型并幸存下来。”他当时就呼吁白人进行抵抗。
很显然，上世纪90年代，有利的社会条件的消失，推动着某种白人政治运动的发明。如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所说：
“一个人的身份只有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受到质疑，当强者开始衰落，或者当可怜的人开始崛起的时候，或者当陌生人进入大门：陌生人的存在就使你自己成为了陌生人。”
到了当代，我们确实能看到白人民族主义的兴起。美国学者阿什利·贾迪纳在《白人身份政治》中，利用大量的数据对白人身份及其集体行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她说，到了2016年，美国白人的族群认同已经大大地增加了，达到了其总人口的30%到40%。换句话说，有30%到40%的美国白人首先认为自己是白人，然后才是美国人，而不是反过来。
这种新白人意识同老式的种族主义不同，种族主义者的重心在于对其他种族的偏见或者仇恨，而新白人意识强调群体的自保。
也就是说，随着国家变得更多样化，这些人把白人看成具有特定利益的独特政治团体，而不是单纯的“主流”，要求国家政策向他们倾斜。
此外，贾迪纳发现，过去我们认为白人的下层阶级和南方白人具有最强的白人意识。但是数据显示，一个地方的白人意识水平跟这个地方的失业率、制造业工作不相关。这些年美国白人意识上升也不仅仅局限在美国南方，各个地方几乎等幅上升。
这就显示说，美国白人意识的上升其实不简简单单地是一个阶级现象、地理现象或者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整体现象。贾迪纳特意指出，这个现象没办法从具体白人的个人境遇上得到解释，而是一个群体的应激反应。
也就是说，“从移民开始，加上人口结构变化到奥巴马当选，都对白人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因此，白人身份现在被激活了，而且同政治相关”。
这种趋势跟前述学者的预测一致，还有其他的数据支持了这个观点。
2022年5月，美国民调结果显示，有61%的川普支持者赞同“大替代”（great replacement）理论。该理论认为，有一群自由派精英为了一己私利，正在故意推行政策，让外来移民从文化上和人口上面取代本土白人人口的主导地位。
到了2024年，马萨诸塞州的州立大学也做了民调，此时赞同该理论的川普支持者上升到了72%。
有机构对2021年袭击美国国会大厦的川普支持者做了分析，发现他们不是社会边缘人士——他们的教育水平、收入和就业情况跟美国公众没有什么差异。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往往来自于白人人口比例下降最快的那些县。
03.
美国的未来，会走向分裂吗？
这种白人民族主义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历史的回潮。美国的“白人国家”意识再次在美国出现，并推动了美国的政治衰败和斗争。
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最危险的事情不是少数人群闹独立、搞分裂，或者要求特权，而是多数人群失去了平衡心态。
在奥匈帝国的末年，发生了与今天的美国相似的历史政治过程。那时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打算使奥地利重新成为“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加速了帝国的解体。
这不是危言耸听，2010年美国右翼新闻主持人格伦·贝克，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举行了大型集会，他说：“我们是一个民族。但老实说，……我们正在分裂我们自己，这个国家的仇恨与日俱增。”
到了2022年，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作为川普的坚定支持者，提出“国家离婚”（National Divorce）的口号，意即把美国分成“红州国”和“蓝州国”。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20%的美国民众赞成这个提议。
2024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23%的美国人支持ta所在的州从美国独立出去。获得最大支持的州是阿拉斯加，有36%；德克萨斯排在第二位，是31%；加利福尼亚排第三位，是29%；纽约州排第四位，是28%。
20%的美国人相当于六千万人，如果六千万人有某种情绪，是很可怕的事情。
美国政治斗争的激化形势如此明显，以至于有人认为美国将来会爆发内战。2021年的全国性调查显示，有46%的美国人认为未来可能会爆发内战。2022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研究显示，有50%的美国人仍然这么想。
美国研究内战问题的专家芭芭拉·沃尔特（Barbara F.Walter）也认为，美国距离第二次内战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远。
2022年，她出版了《内战是如何开始的》（How Civil Wars Start）一书。在这本书中，她给出了内战爆发的五个关键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无支配体制（Anocracy）：这是民主制和专制政体中的中间政体。在这种政体下，国家体制并不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而是山头林立，不同的精英群体竞逐权力；
第二个指标叫派系的崛起：它并不是普通党争的代名词，指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极化，社会并不简简单单只是沿着意识形态界限发生分裂，而是根据不同的种族或者是宗教认同纠合成对立的派系；
第三个叫失去特权：如果人们曾经掌握了权力，却眼睁睁地看着权力流失，那么特别有可能去发动暴力抗争；
第四个指标叫做失去希望：例如，在人们对现有的体制及未来的改善失去信心的时候，很容易选择暴力作为一种突破现状的途径；
第五个指标叫做助燃剂因素：这主要指现代社交媒体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沃尔特认为，当前的美国满足所有这五个指标的要求。
第一，有个数据库叫“polity 5”，通过衡量各国家的民主体制得分。它在2021年把美国的得分从+7降到了+5，意味着美国的政治已经进入了某种无支配体制。它还认为美国正处在政治不稳定的高风险区。
第二个，美国政治已经进入了一个身份政治时代，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歧不再只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种族上和文化上的。民主党的组成虽然同美国的人口结构一致，但是90%的共和党员都是白人，而且深受福音派基督徒的影响。
第三个，美国的人口结构即将发生大变化。根据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在过去的十年里，拉美裔和亚裔人口增加了43%，白人人口只增加了6%。到现在为止，非拉丁裔的白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1%。
估计到2045年左右，美国的白人将不再是多数族群，而且“美国白人现在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东北部、中西部和山区各州的农村地区，而非白人则往往集中在城市地区、南部和沿海地区”。而且，白人对少数民族的怨恨正处在明显的增加过程中。
第四个，大量白人选民对政治过程已经失去了信念。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有33%的民主党人和36%的共和党人认为使用暴力“在某种程度上面是合理的”。而在2017年，两党中间只有8%的人有同样的感受。
第五个，有许多的极端团体，诸如“骄傲男孩”、“百分之三”或者“誓言守护者”开始在网上浮现。
总之，沃尔特认为，美国已经具备了内战的条件。
当然，这个判断也有可能过激，有些批评家指出，美国不太可能发生19世纪那种南北战争式的内战，因为当代的美国不存在明显的地区分裂，相当多州的内部存在着城市和乡村的差异。也就是说，进步派主导着城市，保守人士主要居住在农村。
由于缺乏独特/统一的地域划分，限制了敌对的几方大规模组织人马的能力。要冲突，也只会是地区内、片段化的冲突。而且，这五个指标都是从发生过内战的不发达国家中间观察得来的，这些国家往往法治不健全、公共服务匮乏、腐败和贫穷，美国显然不这样。
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沃尔特的判断过于夸张，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在认真讨论内战的可能性，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国家分裂已经到了一定份上了？
04.
一种可能的道路
美国保守主义学者弗兰克·巴克利在2020年出版《美国分离》。这本书的行文重点并没有放在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和表述上，而是直指根本：
当世界各个大国都有某种分离主义的时候，美国何德何能够幸免于难？有什么障碍会阻碍美国分离吗？
巴克利的看法是，“分裂的障碍远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低”。
这个障碍的降低首先来自于民心的变化，主要指的是“文化战争”在美国愈演愈烈，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民和选区的边界正在日益分明。在美国的选举地图中，有个词叫作滑坡县（landslide county），也就是在选举过程中一个党比另外一个党能多拿20个点的选票的县。
几十年以来，滑坡县的数目在稳步上升。1992年，有37.7%的美国人居住在滑坡县。到了1996年上升到了42%，到了2016年上升到了史无前例的62%。
相应地，被一个党所完全掌握的州的数目也在增多。2024年，共和党完全掌握的州有23个，民主党完全掌握的州有17个。到目前为止，只有17.4%的美国人生活在政府分裂的州里面。
2008年美国学者毕肖普，发明了“大分类”（The Big Sort）一词，指的就是美国社会在文化、政治上这种自我隔离的状况。
巴克利认为，美国的分裂有合法性和客观原因。“我们的国家过于庞大，我们已经牺牲了共同的民族身份所带来的信任和同胞之情。”
他的论据是，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到了新低，从1964年的77%降低到了2015年的19%。1972年有一半多的美国人认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现在也下降到了三分之一。
巴克利也认为，美国的分离主义者同加拿大的魁北克人、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英国的苏格兰人、比利时的弗莱芒人一样，也都有合法要求“民族自决”的权利。
此外，从数据上看，小国比大国更幸福，因为大国更腐败。
不过，不分离也有不分离的好处。大国意味着有更大的自由贸易区，经济不依赖于少数几个公司，多元化的程度会更高，有规模经济效益。如果擅行分离，就可能会出现以下的弊端：
如果各个州有不受约束的分离权，它们就可能不太愿意为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做长期投资；分离权也会增加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威胁退出联邦的一方可以凭此要挟对手，获取好处；分离谈判本身会产生交易成本；如果分离很容易的话，国家成员就不会多花心思在改良上面。
如果分与不分都有利有弊，那该如何？
巴克利的建议是“轻分离”（Secession Lite），各个州可以选择性地执行某些联邦法规，否认其他法规，同联邦政府保持比较松散的联系。这实际上是一种“分居不离婚”的做法，主张在保留美国统一的同时进行某种国内隔离。
巴克利在加拿大出生，大学毕业后才到美国，他在书中反复把加拿大的情况跟美国做对比。加拿大在大英帝国治下采取“部分自治”，也就是说，加拿大政府负责内政，帝国事务则交给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来处理。
相对于美国的州，加拿大在大英帝国治下有更多的自主权，英国政府如果要对加拿大内部立法，需要加拿大议会的同意。
这个方案如果在更松散的美国实施，会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如何划分？谁能保证各个地方不会乘机继续扩权？地方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如何调节？
从理论上来看，美国的分裂可能以以下几种方式出现：
第一种是美国彻底发生政治崩溃，解体成多个独立国家。然后美国的联邦政府功能失调，彻底丧失政治调节能力，各个州对国家失去信心，纷纷独立。这是一个国家解体所能发生的最极端的情况。类似的历史事件有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
第二种是红蓝州分立，根据现有的州界把美国一分为二，分成“红州（国）”和“蓝州（国）”。类似的事件有所谓的印巴分治。
第三种是美国不按州界，而是按县界进行红蓝分割。类似的历史事件有以巴分治。
第四个叫作友好协商分手。类似的事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离”。
但实际上，这些场景都不太可能发生。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各个地方拥有比较清晰的地理、社会和语言边界，同时又拥有比较成熟的自治政制，当面临政治危局的时候才容易发生分裂。
美国的政治分裂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没有沿州界展开，左右之间的分裂也没有到隔绝一切社会联系的地步，任何地方都有不同倾向的党派人士。
如果按照州界进行分裂，就会有大量的少数派发现自己身处错误的国家，从而引发动乱。如果按照县界进行分裂，红蓝两国的边界就是支离破碎的，会有很多飞地。
在这种纠缠的边界上，边界两边的人群一般都会出现相当的社会、经济甚至安全冲突，更不要提财产划分和公共责任的分担问题了。
此外，由于缺乏独特/统一的地域划分，就限制了敌对的几方大规模组织人马的能力。要冲突，恐怕也只会是地区内、片段化的冲突。友好协商同样不太可能，因为这同样需要组织能力、独特的文化、制度和清晰的边界。
所以美国的彻底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美国白人民族的复现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这个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如果政治冲突和分裂愈演愈烈，国家分裂却不可行，“轻分离”就可能成为一种中间方案。美国的国家结构逐渐松散化，以容纳不同的政治实践。
巴克利给出的历史前例，即大英帝国对加拿大的治理，很有意思。19世纪中期以后，大英帝国用“非正式控制”替换了之前的“正式控制”，这体现在加拿大在行政上建立的“责任制政府”。
地方政府对地方议会负责，人事和内部政策都脱离了伦敦的管制，在立法上能够控制自己的内部立法；伦敦如果对加拿大的内部事务立法，需要加拿大的许可，加拿大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可以自建关税体制。
这种处置其实非常“帝国”，因为帝国的一大特征就是搞差异政治，并不强求主权统一，也不追求明晰的政治边界，而是搞一大堆政治特区。
当巴克利在建议美国各州加拿大化的时候，是不是在暗示说美国也应该“帝国化”？从一个正式制度变得更“非正式化”？
“轻分离”预示着美国的一种可能性的历史道路。如果当前美国的政治冲突不可遏制，而彻底的分离又不可行，那么美国的政制就有可能变得更松散，以及出现更复杂的多元管制。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美国的政制面貌会变得更模糊。它现在是一个奉行多元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未来却有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旧日的帝国——
国家中的各个地方同国家的关系并不一致，有的保持紧密，有的却更游离；社会可能瓦解成不同的文化社区，各自奉行一套独特的政制和法律规范；政治和社会运行中也许会出现大量的依附关系；美国国家跟现在相比会比较薄弱，国家能力和合法性都会大幅度地降低。
如果说过去美国人的内敛性格导致美国不太适合建立一个帝国，那么当美国变得更多元，这种内敛性格的重新出现使得美国可能会发生内卷。
随着美国白人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那种开放性的美国精神进一步收缩，美国的其他族群也会各自进行自己的民族建设，于是美国的政治进一步内卷。“美帝国”会用这种悲情的方式在未来出现在世界上吗？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未竟的历史：帝国与帝国主义时代》第29集，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