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自我”必须是理性的、自我反思的、可控的，这其实是现代资本社会所进行的一个单向度化的处理。实际上近代哲学在开端的时候，它为“自我”是寻求了多种方案的，但是其他的方案慢慢地都被弱化了，以至于我们特别习惯于用理性的自我去审判自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一席 ，演讲嘉宾：雷思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策划：CH，原文标题：《我们的危机和内耗往往来自于希望选择一个最优解，用理性的自我去审判其他的自我｜雷思温 一席》，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大家好，我叫雷思温，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研究方向主要是西方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
法国的著名哲学家笛卡尔是我的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我今天的演讲会围绕他的哲学思想来展开，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自我”如何塑造了当下的世界？
一、作为一切出发点的“自我”
在当下的生活和工作之中，我们首先遭遇到的都是“自我”。我们习惯于在各个领域中尽力达成“自我管理”或者“自我疗愈”。
在工作方面，社会、企业期待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主体，完成各项kpi指标。我们甚至把自己的面部表情、内心情绪，甚至微信中简短的一句回复，都看作为自己管理自己的要求。而在私人生活方面，我们则通过自己的偏好和喜爱去化解负面的情绪和感受，进行所谓的“和解”和“疗愈”。
那么，当代人视角中的“自我”是怎样的呢？首先，自我应该是理性的、自律的。我们一直处于一种自我控制或自我管理的状态，不希望自己过度失控，失控的状态被视作是需要治疗、纠正的。
与此相关，“我”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个体，首先只属于我自己，其次才谈得上家庭、社会、国家。而“我”所面对的“自然”则是与“我”不同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我”可以去规划自然、支配自然，来满足“我”的发展需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我”成为了一切的出发点，甚至可以说整个现代社会、或者现代性这个大的工程，都是建立在自我的前提之上的。“我”是理性的、自信的、乐观的、启蒙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进步。
当这个世界只是从自我出发的时候，我们既获得了自由，但是也必须要去承受生命的脆弱和虚无，也必然会引发只能依靠自己所带来的孤独、内耗和倦怠。无论是我们对自己产生了一种很强的自信，还是产生了一种深度的厌倦，都是围绕着“自我”这个点而双向展开的。
但是这种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并不是古已有之的。它源于笛卡尔在17世纪开启的一场思想变革。
在之前的传统世界里，人们是生活在一个更高更大的神圣秩序之中的。从笛卡尔开始，理解世界的角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也因为发明了“我思”以及“我思故我在”，从而成为了整个近代哲学乃至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也使得现代世界的建设与发展获得了哲学上的支持。
问题在于，为什么笛卡尔要发动这样的思想革命？为什么就不能待在一个传统的秩序之中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目光从17世纪移向更为古老的中世纪。这也是我的一个研究方向，关注笛卡尔与中世纪的关系。因为任何思想革命的发生，都有它迫不得已的内在的危机。
二、传统世界的崩溃
到13世纪，西方文明整体上仍然处于一种我称之为“类比性相似”的思维之中。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万物之间是具有相似性的。人、宇宙万物和最高的本源（对中国人来说是天道、对西方人来说是上帝）之间是具有类比性的。
《圣经·创世纪》一开始就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去造人的。人是上帝的形象，说明我们的灵魂深处就具有神性，我们跟神之间是相似的。不但如此，万物都是由上帝从虚无中创造而来的，就像一个工匠一定会把自己的痕迹留在作品之中，万物之中都存在上帝的烙印。在中国哲学经典《周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思维方式。《周易》用六十四卦来模拟、类比万物之间的关系和运动变化的原理。
活在一个“类比性相似”的结构之中，我们的生活是有秩序的，不需要去质疑的。我们生活在上帝的看管之下、在天道的运行之中，只需要去归顺于这个更高的秩序就可以了。
但是在13世纪之后，“类比性相似”逐渐地发生了崩溃。因为这个时候，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通过阿拉伯哲学家们的翻译和研究被重新传回到西方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的很多著作在西欧都是失传的。
西欧的知识分子们在系统地接触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后，猛然间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原来基督教的上帝，跟亚里士多德哲学所刻画的那个“神”，如此地不同，如此地相互矛盾。理性和信仰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通俗来说，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基督教的上帝是用来信仰的，不是让人去理解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要求我们用理性去理解这个世界、去理解神，而“神”就代表了理性的最高层次。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通向神的道路，两者的相遇注定会是一场悲剧。
所以很多基督教的神学家不得不去回应和整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传统。其中诞生了一位非常伟大的思想家，叫做托马斯·阿奎纳。他的主要工作就在于论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最终可以通向基督教的上帝。
然而阿奎纳所做的整合和平衡，很快从14世纪开始出现了破裂。神学家们开始重新去思考，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真的能够证明我们所信仰的那个上帝吗？不能。哲学必须低于神学。他们开始重新抬高上帝的超越性，由此来压制亚里士多德哲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
他们开始重新刻画上帝的形象，比如说：“深不可测的深渊”“绝对无限的存在”“不可理解的全能”，这些都是超乎于我们理性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上帝超越了善与恶、真与假，它的绝对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上帝的超越性被极大地提高了，但是它带来了一个结果，我把它称之为“类比的崩溃”。回想一下刚才所说的万物与神之间具有的类比和相似性的关系，随着上帝变得越来越超越，万物都无法与上帝类比，万物之间也不再彼此相似，类比性崩溃了。
人类的知识也丧失了基础和确定性。既然上帝是如此地高渺、如此地伟大，那么它就可以不创造这个世界，它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世界。比如如果世界的初始值稍微一变，那可能所有的物理学和数学定理整个就不一样了。这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是偶然的、没有道理的。自然科学家们即便发现了数学和物理学的真理，上帝也可以随意地改变、摧毁一切人类的真理。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人类知识的基础究竟在哪里？我们凭什么相信，我们所认识到的真理是确定为真的？
亚里士多德的拥趸们仍然试图为人类认识世界、理解万物的可能性进行辩护，对于还对自然科学研究有兴趣的哲学家们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为科学研究提供一个确定不变的基础？
三、弃理从文的笛卡尔
这些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困扰着西欧的很多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年轻的笛卡尔。
笛卡尔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在大约在1619年前后，笛卡尔探索用数学的方式去统一所有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我们今天都知道，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尤其是物理学，必须依赖很专业的数学思想工具。然而在笛卡尔的时代，这种做法还是一件新鲜事。在他之前，其实大家围绕着科学究竟该如何获得统一性，是有很多很多分歧的。
年轻的笛卡尔设想了一种方法论，叫“普遍数学”，用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通用算法”。它可以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都化约成数学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笛卡尔甚至发明了解析几何，把代数和几何统一起来，从而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数学家。
但第二步的工作更加困难。如果说我们用“普遍数学”去模拟自然万物的规律和运动，并且通过数学算法和方程式来去理解自然世界，那么谁又能保证这些数学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是可以相信的？如果说物理学的确定性由数学来确定，那么数学的确定性又由什么来确定呢？
所以他在第二步工作之中，毅然决然地转向了哲学研究。他觉得伽利略这些科学家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数学的确定性在面临着危机。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确定数学的确定性基础，那么自然科学研究的确定性也就无法建立起来。
那么有什么是绝对不可以怀疑、绝对确定的？有什么是比数学更基础，更根本的真理呢？
四、普遍怀疑
笛卡尔寻找这种确定性的方法，就是普遍怀疑。
笛卡尔首先假定，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值得相信，只有经过了非常剧烈的怀疑和批判工作之后，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个最确定的东西是什么。
笛卡尔首先怀疑了感觉和身体。比如我手中握着一枝花，我的眼睛可以看到这枝花是红色的。可是我们看到的无非只是我们的视神经所传递的感觉，“红色”这个颜色真的真实存在着吗？如果我们换了一套神经系统，或许我们看到的就不是“红色”了。
以此类推，我们总以为我们的感觉和所感觉的对象之间，具有“类比性相似”，这是完全站不住脚、不值得相信的。包括我们的双手，包括我们的身体可能都是虚假的，也许我们只是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一个大脑，上面插满了管子，让这个大脑误以为我们有一具身体。
在第二步怀疑之中，他开始怀疑究竟我们是在做梦还是在清醒着。也许我们的人生就是大梦一场，所有其他人都无非只是我梦中的道具和影像，他们甚至也许只是一些机器人，披上了人类的外衣而已。我们其实无法真正地去区分清醒和梦境，我们以为我们醒了，结果还在梦里。
第三步他甚至怀疑了数学和上帝，他说2加3也许等于6，也许根本就没有2、3、5这样的数字，只是上帝把它们造出来，然后不由分说地塞到我的脑子里，让我误以为它们是真的。
所以，究竟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
这个时候他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我可以怀疑一切东西，但是“我正在怀疑”，这件事是不可怀疑的。就算有人骗我，犯错的我总得存在。
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也许并不是真的存在，但我们仍然在生动地体验着“我在看”这件事。这种内在体验是绝对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没有身体，没有他人、没有世界、没有上帝，但“我在体验着”、“我在思考着”、“我在怀疑着”等等活动本身，则是“对我来说”最真实，甚至是唯一值得信任的确定事实。
在建立了这个不可怀疑的“我”之后，笛卡尔就找到了数学确定性的基础。2+3=5为什么是值得相信的确定真理？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个算数等式的运算，我的心灵告诉我它确定无疑。我清楚、分明地看到了我自己，确定了我自己，所以以此类推，凡是我清楚、分明所理解到的东西，就都是真的。
用他的话说，“我思”是他整个哲学的阿基米德支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支点撬动整个地球。
五、单数第一人称视角
笛卡尔的贡献在于，他不再关注“事物本身是什么样的”，而是关注“对我来说”事物是怎样的。他牢牢地确立了“单数第一人称视角”这一绝对第一性原理。“我思”要求每一个人都在各自单数第一人称的“我”的视角下，去亲身体验自我的真实性，不要再借助任何其他力量、其他秩序，除了我的思想，我什么都不相信。只有先相信我，我才能开始相信别的东西。
过去，人们在上帝、在世界、在天地中去看“我”，而从笛卡尔起，我们开始从“我”的角度去看世界。这是一个根本的视角转变。这就是主体性哲学和近现代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
从笛卡尔之后，所有人就算不同意他，也不得不跟他对话。大部分近代哲学家和现代哲学家们其实都接受了“自我”是哲学的基础，分歧在于如何刻画“自我”。
我把对“自我”形态的发展简单分为三类。第一种自我形态是一种单数的主观自我，也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种自我，在笛卡尔、霍布斯、帕斯卡等人的哲学之中都有体现。
第二种自我形态是一种复数的客观自我，尤其体现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之中。比如国家、法律，它是由无数个“我”共同创造的，但是一旦出现之后，它就对所有人都具有了约束力。这个复数的客观自我最有名的概念叫做“人民”。
第三种自我形态在20世纪哲学之中比较流行。在“可能性的自我”看来，前两种自我都是对自我的本质主义规定，自我没有任何现成的本质，它只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这就是海德格尔的著名观点：“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后来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也强调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这是对于前面两种自我的一种反叛，但无论如何反叛，它其实根源上都来自对笛卡尔“我思”的一种接受。
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于通过一个理性、可支配、可控的“自我”去理解世界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是不是只能作为这样一个自我的状态，而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中呢？
六、世界向我们涌现意义的不同维度
其实这些年来，伴随着很多法国研究者、以及热心于重新理解现代性起源的学者们共同的努力，我们会发现，其实笛卡尔所提供的这个“自我”是非常丰富的，具有很强的弹性。除了刻板印象中那种理性的、自控的自我之外，其实笛卡尔还给出了很多别的不同的自我的形态。
比如说他会说，“我”其实不仅仅只是没有身体的，同时，我跟我的身体又是融为一体的，我具有一个鲜活的内在感觉，这种感觉告诉我，我就是有一个身体，我就是在疼着，我疼痛这件事情，不要用理性去审判它，就让我尽情地接纳它，接纳我有一个身体这件事，所以这也是笛卡尔哲学之中，隐藏的另外一条线索。
除此之外，他还多次地在书信中反复表明，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搞哲学，他说哲学这个东西，一辈子搞一次就可以了。这听上去有点凡尔赛。因为他认为哲学的沉思会破坏我们的日常生活，他说哲学的沉思和日常生活的自我必须做严格的区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大方地去相信我们的感觉吧，不要去怀疑它，不要去怀疑这个世界，尽情地生活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他还在自我的背后发现了一个无限的超越性，这让很多具有宗教感觉的人也觉得在笛卡尔这里面找到了呼应。原来“我思”也并不孤单，它是可以跟那个最高的神或者天道对话的，并不是只有一个孤立的我。
还有，在“我思”之中我们觉得很孤独，只有我存在，其他人可能都是一些穿着衣服的机器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说并不是这样，因为在伦理生活和道德生活之中，我们与他人是共在的。
我只是列举了其中的几个面向，可以看到，笛卡尔始终完全坦诚地接纳着、描述着世界向我们涌现意义的不同维度，而且他特别明确地说明了，每一个维度都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之间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其实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这种“自我”，它必须是理性的、自我反思的、可控的，并且把这样的自我形态归之为笛卡尔，其实是现代资本社会的发展所进行的一个单向度化的处理。实际上近代哲学在开端的时候，在开启它非常有影响力的现代性工程的时候，它为自我是寻求了多种方案的，但是很多其他的方案慢慢地都被弱化了，以至于我们特别习惯于用理性的自我去审判自己：我今天是不是又拖延症了、是不是又荒废了？
七、“精神分裂”反而是一种健康
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重新去阅读这些近代哲学家们的著作，我们会发现，笛卡尔的意义绝对不限于以一个理性的、自控的“我思”来奠定现代世界的基础，而且更在于他揭示了现代世界的分裂性和复多性，并且真诚地接纳了多重自我的不自洽。
我们既体验到现代自我的内在个体性，同时又接纳了现代科学对世界和人的技术性构建；宗教生活的维度并未远去；与此同时我们又保留了非哲学、非科学、非神学的日常生活态度。这些不同的生活系统与意义构造，并不是分散在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与民族的“多元”立场之间，而是并存在我们每一个人之中。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领域和意义中拥有不同的原则。我们无法要求这些原则形成彻底的统一。
有时在宗教、在哲学、在科技、在日常生活等等不同的领域之中，我们的危机或者内耗，往往来自于我们希望在它们中选择一个最优解，我们试图用一种自我的形态去完全覆盖、规训其他的自我形态。如果我做不到理性的、自控的自我，我就破罐子破摔、走向疯狂。
但是其实世界向我们所涌现的意义，总是多于哲学所能赋予的意义。当我们用哲学试图去把握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总是溢出了我们的哲学。
“自我”是随着与世界的双向互动而不断地生成新的意义领域和新的意义结构的。笛卡尔认为我们根本没必要去寻求这些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自我之间的统一性。所以打引号的“精神分裂”，反而是一种健康的状态。我把它叫做“多开端的世界”和“叠加态的自我”，我想这才是笛卡尔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谢谢大家。
文字内容根据试讲、讲稿有所增改。
本演讲来自“快乐的哲学”主题演讲特别场，文字内容根据试讲、讲稿有所增改。